一、宁波市镇海区1999年0～6岁外来儿童计划免疫情况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袁锦贵[1]（2019）在《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文化、教育、医疗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主题。国内外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横向区域之间的均等化和城乡均等化,在纵向均等化方面主要关注点在于各层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的合理划分,现有成果对于各层级行政区的公共服务资源纵向配置差距研究相对不足。事实上,行政区层级是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结构的直接体现,很多看似横向区域之间的非均等化问题背后是纵向层级关系上的资源配置失衡在发挥作用,比如普通地级城市与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背后的隐秘逻辑就与各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深刻相关,而资源配置能力又与城市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密切关联。不仅如此,各行政区层级之间的纵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非均等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横向的区域之间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比如很多省份渐次展开的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战略将省级公共服务资源优先配置和集聚在省会城市就对省内其他城市形成较强的挤压效应和虹吸效应,从而严重干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如此,有关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系统性研究急需展开,以便为下一步的行政区划调适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基于以上认识并借鉴中心地理论、新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团队前期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然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数据统计分析、计量分析（含因子分析、相关分析、综合指标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等）、POI热点分析和空间可视化等方法,从公共服务资源的纵向层级空间配置差异角度切入公共服务均等化主题,紧紧围绕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和行政区层级对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展开实证研究。具体而言,论文主要分为八章。其中,1-2章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的提出、研究思路与总体框架、研究方法与可能创新之处、核心概念界定、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等内容;3-7章为主体部分,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历史演变方面分时期梳理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体系的制度变迁（第3章）;二是,从不同尺度探析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空间格局,在研究尺度上,分别是省级尺度（第4章）、地级尺度（第5章）和县级尺度（第6章）;三是,以两个维度从不同尺度模型检验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第7章）;第8章为研究总结,主要包括研究结论、研究不足及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等内容。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假设认为,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整体上呈现“行政区层级越高,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越优”和“作为区域公共服务的中心地,行政中心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更优”的双重逻辑,行政区层级和是否行政中心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具有显着影响1。实证研究发现,这一假设整体上成立,但具体在不同尺度、不同领域上,这种影响效应具有一定差异。首先,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层级配置特征确实明显。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大多数指标具有因果影响效应,就影响机制而言,主要是直接因果效应叠加中介影响效应两种路径在发挥作用;二是,在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上,行政区层级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目前,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文物机构均呈现“行政区层级越高,空间覆盖率越高”的典型特征;三是,行政中心在获取上一级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确实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四是,不同建制等级地级市之间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呈现非常明显的“城市行政等级越高,资源配置越优”特点。其次,从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来看,呈现十分明显的“观测空间尺度越大,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越大”规律: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尺度上,城市行政等级对大部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具有显着因果效应,但在地级市（设区市）和县级市尺度上,行政区层级只对其小学资源配置和公共医疗资源配置的影响产生显着因果效应。但无论尺度大小,均呈现“行政区层级对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的影响要显着高于资源配置数量的影响”规律。再次,从是否行政中心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来看,在地级城市尺度上,“是否省会城市”对地级市公共教育（中学生师比指标除外）、公共医疗资源的数量配置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因果影响效应,对地级市上等级公共文化、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因果影响效应;在县级城市尺度上,“是否地级行政中心”对大多数公共服务资源数量配置具有显着影响但并无因果效应并只对上等级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具有显着正向因果影响效应;在乡镇尺度上,“是否县级行政中心”只对“人均床位数”、“人均医生数”和“上等级公共文化资源得分”具有因果影响效应而且拟合优度很低。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显性的行政区层级而言,隐性的行政等级对于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不明显或者影响非常微弱,单纯的行政管理层级提升并不一定能够提升县级及以下区划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相对于地级市代管县级市等其他类型的县级市而言,省直辖县级市、省直管县级市、省直管县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不一定具有明显优势。2.假设认为,随着2003年以来我国公共服务重心逐渐下沉和财政支出责任逐渐上移以及各行政区层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新机制的逐渐完善,行政区层级对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渐趋弱化。但实证研究却发现,无论是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尺度上还是在地级市（设区市）和县级市的比较尺度上,行政区层级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数量配置的因果影响效应均呈现逐年强化趋势。3.假设认为,县域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差距更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假设基本成立。因为,从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区域分异来看,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地级城市之间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层级差距相对更小、地级市与县级市之间的公共服务资源数量的层级配置也更为均衡。此外,本文还发现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三个规律:一是,从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体系的制度变迁来看,公共教育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体系较早清晰,其次是公共医疗,最后成型的是公共文化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体系。相应地,实证研究发现,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资源配置的影响更为显着,对于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影响相对较弱。而且,从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数量配置的影响来看,行政区层级对学校资源数量配置和医疗资源数量配置的影响更为显着。更进一步观测,在学校资源配置领域,行政区层级对小学资源配置的影响整体上大于对中学和高校资源配置的影响、对学校地理密度的影响整体上大于对学校生师比的影响。二是,相较于普通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而言,普通地级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差距最小。一方面,在地级尺度下,地级城市之间呈现“行政等级越高,内部资源配置差距越大”的格局;另一方面,县级尺度下,不同等级地级市内部上等级公共服务资源拥有量的层级差距同样呈现“普通地级城市内部的层级差距最小”规律。三是,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大多数指标具有空间影响效应。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大部分指标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效应明显,而且考虑空间因素后,城市行政等级越高、行政区层级对其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越显着。
李永俊[2]（2018）在《武汉市流动儿童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文中认为目的:了解武汉市流动儿童营养状况,探索影响流动儿童营养状况的相关因素,为该群体营养促进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武汉市洪山区流动儿童比例较高的两所小学,将在校36年级全体学生及其看护人作为调查对象。采用24小时回顾法在两所小学开展为期3天的膳食调查,并对学生进行生长发育测量,同时对学生及其看护人进行家庭因素和营养知识、态度、行为（KAP）问卷调查。结果:共计调查流动儿童772名,其中男童441人（57.1%）,女童331人（42.9%）。（1）流动儿童膳食结构不合理,其中鱼虾类、蛋类、大豆及其制品、奶类及奶制品摄入量明显不足,谷类和畜禽肉类摄入量基本达到推荐摄入量;男童和女童能量摄入不足的人数分别是199人（46.1%）、142人（44.4%）,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数分别是173人（40.1%）、208人（65.1%）;维生素方面,超过60%的流动儿童维生素A、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摄入不足;矿物质方面,接近100%的儿童钙摄入不足,超过60%的儿童硒和锌的摄入不足。（2）各年龄性别组流动儿童身高、体重均低于全国儿童城乡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童消瘦、超重、肥胖的发生率分别为8.0%、15.8%、10.1%,女童分别为4.7%、9.0%、7.0%。（3）儿童营养知识平均知晓率为78.5%,年龄、性别、家中孩子个数是营养知识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越大（β=0.11,P<0.05）、女童（β=0.27,P<0.05）与营养知识得分呈正相关,而孩子个数越多（β=-0.06,P<0.05）与其呈负相关;儿童不良饮食行为发生率为28.159.6%。看护人营养知识平均知晓率仅为67.5%,父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家庭住房情况是营养知识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父亲文化程度（β=0.23,P<0.05）、母亲文化程度（β=0.12,P<0.05）与看护人营养知识得分呈正相关,而家庭收入来源（β=-0.08,P<0.05）与其呈负相关;家庭成员中不良饮食行为发生率为19.4%65.3%。结论:该地区流动儿童营养状况不容乐观,表现为膳食结构不合理,能量及多种营养素摄入不足,早餐能量摄入偏低而晚餐和零食能量摄入偏高,同时存在消瘦、超重及肥胖的问题。儿童及看护人营养知识相对缺乏、营养态度不够积极、不良饮食行为发生率较高。应系统性的开展营养教育工作,尤其要提高该群体营养知识水平,指导儿童科学、合理膳食,为流动儿童营养促进“工程”夯实基础。
单成蔚[3]（2017）在《歧视知觉的社会建构 ——基于深圳市荔枝学校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受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乡-城流动人口。随城镇化的一路高歌猛进,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人员构成也由早期单一流动模式逐渐过渡到“家庭化”流动模式。作为这类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数量也随之持续快速增长。这一群体以其巨大的人口数量和相异于上一辈的鲜明特征,得到社会和学界的长期高度关注,如何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镇健康生活、学习、生长渐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话题。受城乡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生活方式与习性、价值观念差异的影响及制度、政策方面的限制,这些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生活、学习、社交等方面的发展资源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遭遇部分作为优势群体的城镇个体与群体在不同方面的歧视与偏见,这不利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个体与群体的身心健康成长,进而影响我国城乡社会的良性发展循环及社会的安定团结。本研究择取深圳市一所学校——荔枝学校作为考察地点,以混合研究方法分别选择七年级6个班,八年级3个班共360名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问卷调查;对七、八、九三个年级的27名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及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细致探究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遭遇歧视知觉的问题。研究主要尝试回答几个问题:1.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否存在歧视知觉?若存在,程度如何?针对这一问题主要通过对所收集到的两个年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问卷进行分析,得出,有71.2%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歧视知觉,但总体歧视水平很低;分类维度下的歧视知觉水平也很低;类型不同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歧视知觉存在差异;不同支持主体的支持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但在分类维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2.歧视知觉对农民工随迁子女造成了何种影响?借鉴已有文献以及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访谈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歧视知觉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心理、幸福感、生活交往和学业成就这四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3.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是由哪些场域所建构的?主要依托社会学中社会融合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对此问题进行探究,着重从个体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面对城市的优势在场,农民工随迁子女受前置性条件——国家制度与政策的限制,受家庭弱势地位,学校再社会化,社区距离等方面的影响,建构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4.如何消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基于歧视知觉建构的不同场域与不同层次内容,针对性的从各场域不同维度出发,尝试性的提出从国家的制度与政策、家庭的亲情与文化、学校与教师、社会的舆论与公益机构等方面系统性的干预与消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以期为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更好地适应、融入城市的生活与学习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马伟玲[4]（2017）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正义问题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的政治学家无不高度关注分配正义。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制度的设计虽然具体表现在制度和体制的安排,但本质上是分配正义论的一种体现。因此,本文遵循“有的放矢”原则,以分配正义的政治学研究之“矢”来射城市卫生资源的配置问题之“的”,将这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基本国策,事关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事关“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的重大实践问题与政治学的正义理论研究直接关联分析,在全面梳理比较各种正义论基础上,得出科学的和可行的正义理论,进而将理论与实践案例结合起来加以解答。自从福柯将“生命政治学”几乎看作是研究正义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学领域以来,阿伦特、阿·甘本继续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引发了世界学者关注生命权力与国家政治之间关系,因而将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正义研究的政治学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每一个重要推进,几乎都能更有效地促进我们对于政治学有关正义理论内涵的思考。本文就成为一座连结政治学正义论研究与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研究之间的桥,让两者在相互转换中彼此促进。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人的生存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义的卫生资源配置,就是在空间上得到合理布局和配置,解决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体现在对卫生资源的使用过程中,各类社会主体地位与占有比例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卫生资源配置高度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卫生事务进行谋划、决策和执行的水平,表现出其为公众提供卫生服务和建立健康保障体系公共管理活动的能力。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观念,卫生资源的正义配置,不仅仅是卫生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国家保持内部稳定统一的政治要求。追求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是人们共同努力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分配原则的起点应该是建立在卫生正义基础之上。让有限的卫生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在不同的社会和制度安排情境下,坚守卫生资源正义分配的价值导向,正义配置卫生资源以推进和保障居民健康,实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城镇化正在将一个“乡村中国”转变为“都市中国”。2016年末,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7.35%。据预测,未来10-15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由此,我们的研究聚焦城市,不仅要关注乡村人口如何进城,更要关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后,城市的制度是否为所有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公平的、包容的、正义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保障他们生命健康的卫生资源公共产品。生命健康是所有城市居民的第一需要。保障生命健康的卫生资源公共产品应该是第一公共产品。这一公共产品的配置是否实现正义,是否实现公共产品配置的均等化,如何通过卫生资源配置制度的有效设计和改革来达成正义目标,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中国的卫生事业改革路程漫长、举步为艰。卫生事业改革直接影响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关系民生、关乎人的自由发展,一直是社会大众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卫生资源是开展卫生工作、发展卫生事业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物质基础和基本要素,卫生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关系到卫生服务系统整体的结构和运作效率,更是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条件,在我国卫生事业改革的成效与成败中一直起着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令人欣喜的是:与全面小康社会决胜战略相伴随,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10月25日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战略,把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纳入到一个整体战略规划之中。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舞。然而,要落实这一战略,还有许多事关方向的正义理念问题需要研究,许多相关的具体方案、规划和政策需要探索。因此,文本的研究更加显得迫切和重要。研究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首先需要全面梳理相关理论资源。本文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外古今正义理论及其城市对于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的相关意义、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运用、差异性社会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适用意义、社会保障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具体显现,等等。正义思想与人类一样古老。远古时代人们在氏族和部落内外交往中就产生了正义思想,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因而具有历史性、派生性、相对性和阶级性。本文简要梳理了中外正义思想变迁的脉络,从古希腊罗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近代马基雅维利、莫尔、康帕内拉、休谟、卢梭、葛德文、欧文、康德、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社群主义者桑德尔等等。中国古代的儒、道、佛、墨等学派都有自己的深厚的正义思想。这些正义思想资源的合理成分,都对于今天研究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基本的善起到积极的理论借鉴意义。公共产品理论从休谟起始,经过亚当·斯密、潘塔莱奥尼、马左拉的系统开拓,进展到维克塞尔-林达尔模型,在经过保罗·萨谬尔森和詹姆斯·布坎南、蒂布特等人的深度挖掘,逐步成熟。这一理论对于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的性质和特点的揭示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中国学者创立的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描述以及“差异的正义”的论述,对于本文在研究把握对象的性质和边界方面具有直接的帮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思想的缘起和发展,使本文更系统地了解医疗卫生领域社会保障的演化发展史,因而对于借鉴各国相关经验,有了更多帮助。本文在第一章系统梳理相关理论、第二章充分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从第三章开始,对于中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领域研究分章加以展开。第三章主要研究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演变史和现状。对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分支领域: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三个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全面梳理。关于医保制度体系领域,本文在对于我国医保制度渐进性改革历史作出梳理和说明的基础上,分别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制度建立过程、基本框架、特点、功能和问题做了深度分析,进而从城市流动儿童和大病医保两个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深度剖析城市医保制度的内在局限。关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领域,本文着力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网状建构历史、现状、问题等加以分析,其中特别分析了医联体这一创新的医疗机构组织形态的革命意义,同时从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这一特定的角度来透视我国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关于公共卫生均等化资源配置和控制,本文也从历史和现状两个角度加以全面梳理。本文关于上述三个领域各自的演化历史和现状的深描,以便能够从历史脉络和横向结构中把握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状况的总体线索。第四章主要分析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沿着第三章的三个基本领域的口径,对于我国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等三个领域的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和分析。关于我国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本文指出存在着制度碎片化设计、社会医疗保险资源配置不公平;制度壁垒,社会医疗保险资源配置的道德风险;“自愿参加”设计缺陷,居民参保率偏低;同城制度不同,基金补偿待遇差异明显;大病医疗保险公私合作,基金安全危机四伏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本文分析了存在着的医疗机构布局的失衡;卫生服务投入不足,趋利性引致卫生服务公益性缺失;优质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结构的失衡;卫生资源流转制度的问题与弊端;医疗服务逐利化,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等五大问题。在公共卫生领域,本文着力分析了存在着的诸如国家责任缺失,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各级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困难;推进国家公共卫生项目,缺乏地方政府支持;基层公共卫生:趋利倾向与机构不健全;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开展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困难等五大问题。本文指出:上述问题的存在,其结果归结为一点,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形成对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的巨大障碍。因此,需要从制度体系变革和发展医疗卫生资源两个方面加以解决。第五章集中回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如何确立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原则,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原则的基本路径。本文指出: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原则是正义原则,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也因此是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主要遵循原则。这里所指的卫生资源配置中涉及的所谓“基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对满足全体市民健康的基本需求:如涉及公民日常普及性健身需求（住宅小区或社区健身设施、体育公园等开放式健康保健设施等）、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预防、健康体检等）和对常见病、多发病常规治疗需求。而超越基本需求的卫生保健和治疗,如对于满足健康人群中的特殊健身需求的设施（如健身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等）以及超越常规治疗的高端医疗服务,则成为超越基本的特殊或高端需求。对于可能致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特殊大病种,也将被逐步纳入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所应涵盖的范畴。正义原则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要广泛吸纳中外思想家关于正义思想的合理资源,还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具体包括:基于公平分配的主体包容性原则;基于卫生资源公平配置的自由权利;基于公共产品均等化的基本卫生资源利益分配原则;“差异的正义”的结构化配置,向最不利者倾斜的原则;限高原则;创造条件逐步消灭卫生资源配置差异、走向未来大同的原则;政府卫生资源配置要合规、合法、接受全民阳光监督的原则等七点内容。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需要考虑主要目标和主要路径。主要目标为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要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要明确政府在规划、投资、建设、发展和改革卫生资源配置体系中的主体责任。要根据一般卫生问题、主要卫生问题和重要卫生问题需求分层配置卫生资源。要根据卫生服务需求量表和卫生服务目标、卫生服务/人口比值来规划配置卫生资源。要达到配置均衡,必须要采取一系列方法,如经济基础法、多方程式模拟法、健康保障组织法、固定利用率法、预测利用率法等。配置效果还要进行卫生资源效果评价。第六章关于实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路径思考。本文依然沿着医疗保险、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三个基本路径来展开阐述。在医疗保险路径问题上,本文着力探索全国统一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可以通过均等化和基本医疗保险+多元化补充医疗保险两个路径来试行。对于当下的中国,从可行能力考虑,本文倾向于后一种思路。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上,本文从规划、全科医生培养和分级诊疗、加强资源配置、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责任、强化医联体建设等方面作了深度探索。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本文着力指出在加大投入、完善制度、强化政府责任基础上,实现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前提下,可以根据中国现阶段差异性社会特点,建设一个基本公平+比例公平的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区域结构。
张妍[5]（2014）在《天津市某区2000年-2013年传染病流行特征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传染病发病水平和防控工作质量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卫生事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天津市东丽区是居于市区与开发区纽带地区,为掌握该地区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对2000年-2013年十三年间传染病总体和重点传染病流行趋势和特点加以描述和分析,为今后制定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天津市东丽区2000年-2013年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资料进行统计,应用描述流行病学的方法进行流行趋势及流行特点分析；对辖区内居民健康影响较大的六种重点传染病细菌性痢疾、病毒性肝炎、肺结核、麻疹、流行性出血热和手足口病进行重点分析；应用指标包括发病数、发病率、死亡率、构成比、比值比等。并利用细菌性痢疾、病毒性肝炎、肺结核、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等几种疾病2000-2012年发病率资料,运用最基础的移动平均法和指数平滑法对2013年发病率进行预测,并与实际发病率进行比较,评价预测结果。结果1.2000年-2013年全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9种39833例,死亡病例23例。无甲类传染病报告,报告乙类传染病22种14723例,发病率在131.78/10万至303.01/10万之间,平均发病率为235.87/10万。平均死亡率为0.37/10万。丙类传染病7种25101例。发病率在205.96/10万至591.72/10万之间,平均发病率为473.89/10万,平均死亡率为0.034/10万。2.甲乙类传染病从发病顺位来看,2000年-2013年间,细菌性痢疾始终居于首位,病毒性肝炎多居于二三位次,但有逐年后退的趋势。肺结核主要居于第二位,梅毒近年来也有上升的趋势,其他跻身前五位的疾病主要还有麻疹、猩红热和流行性出血热。从传播途径来看,肠道传染病在甲乙类传染病中报告最多,占总体发病的53.68%,血液及性传播疾病占23.05%,呼吸道传染病占22.39%,自然疫源性疾病占0.86%,新生儿破伤风占0.02%。3.重点传染病流行特点（1）细菌性痢疾：2000年-2013年平均发病率为122.20/10万,5-10月份为高发季节,7-9月份达到高峰。张贵庄街、新立街、万新街和金钟街为辖区内报告发病水平较高的地区。（2）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为全年散发疾病,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其中以乙肝报告数最多,占全部病例的80.58%,戊肝占6.60%,丙肝占6.35%,未分型肝炎占6.04%,甲肝占1.43%。辖区内病例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多发地区为金钟街、新立街和军粮城街。（3）肺结核：2000年-2013年累计病例中菌（-）病例最多,占全部病例的47.00%,而传染意义较大的涂（+）病例也占有39.00%的份额。病例以15-39岁青壮年为主,农民和家务待业人员为重点发病人群。（4）麻疹：2000年-2013年发病率在0.00/10万至8.48/10万之间,平均发病率为8.48/10万。发病率变动幅度较大,发病高峰出现在2008年。冬春季为高发季节,4-5月份达到发病高峰。病例以15岁以上人群为主,占全部病例的46.96%,8个月至6岁这部分重点人群也占有23.30%的相当比例,金钟街、万新街和新立街等城乡结合部为防控重点地区。（5）流行性出血热：从1997年出现首发病例以来,2000-2002年为发病的高峰。2000年-2013年共报告病例87例,死亡2例,病死率为2.30%。4-5月份为发病高峰,发病地区以新立街和万新街居多,但总体呈高度散发各街道均有报告。病例以20-49岁青壮年为主,占全部病例的75.86%。（6）手足口病：2008年-2013年,发病率在116.21/10万至299.17/10万之间,平均发病率为216.57/10万。全年均有病例报告,6-7月份为发病高峰,病例主要以5岁以下儿童为主,占全部病例的90.39%。职业集中在散居儿童,托幼儿童和学生之间,分别占全部病例的64.21%、28.88%和5.82%。地区发病以新立街、金钟街和万新街为居多。病原监测显示每年流行病毒种类有所差异。4.以2000年-2012年发病率为基础,对细菌性痢疾、流行性出血热、肺结核、麻疹和病毒性肝炎发病趋势进行预测,结果显示细菌性痢疾、肺结核、麻疹和病毒性肝炎总体均呈下降趋势,流行性出血热发病趋势平稳。对细菌性痢疾、流行性出血热、肺结核、麻疹和病毒性肝炎2013年预测发病率分别为53.81/10万、0.48/10万、29.11/10万、4.62/10万和35.72/10万,与实际发病率相比,除病毒性肝炎以外,均没有统计学差异,显示预测结果较为准确。结论天津市东丽区2000年-2013年乙类传染病整体呈下降趋势,丙类传染病受统计病种影响,前期变化较大,但总体较为平稳。肠道传染病仍然是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传染病。细菌性痢疾、肺结核、麻疹、病毒性肝炎和手足口病是当前重点防控的传染病。加强预防接种,加强传染病监测及报告管理,降低传染病漏报,积极应对新发传染病,并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防控工作。
王凌峰[6]（2014）在《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是国家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双重特性,公共性体现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非营利性,承担着民众健康的保障工作,企业性表现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经济组织特征,通过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产生收益,以保证机构的正常运转。为充分体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公共性,需要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进行调整,改变目前对于非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政策差异,实行全国统一的管理政策和办法,打破行业壁垒和隶属关系,采用人、财、物的统一管理,统收统支,收支二条线,由政府承担起社区卫生服务的全部费用,同时要加强监管,完善绩效考核体系,以居民健康指标为主要目标,引导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真正转移到维护居民健康上来,从根本上改变医疗卫生机构进入市场后的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失灵现象。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落实首诊负责制和双向转诊制度,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大医院之间分工协作、覆盖全面、双向转诊、分级医疗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守门人”制度,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守门人”和医保“守门人”的作用。本文共包括七章。第一章绪论,提出本文的论题,对相关研究和进展进行回顾。第二章“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相关概念加以界定,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用于分析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研究的适用性。第三章“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历程与现状”,阐述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现状。第四章“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问题分析”,从观念认识、管理制度、人才队伍、科技创新、保障措施和双向转诊等重点方面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问题的主要成因是缺乏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充分认识,缺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顶层制度设计,缺乏完整的全科医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第五章“案例研究：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研究”,对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体制机制、“双向转诊”工作、科技创新团队建设、药品“零差价”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第六章“推进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对策”,从强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制度设计、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双向转诊管理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对策。第七章为结论。
杨华[7]（2013）在《历史哲学视域下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 ——以浙江农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回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那些关系到人的生存与发展境遇的根本性问题。理论研究必须以中国社会现实为逻辑起点,以总结历史、观照现实、展望未来推动新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人口老龄化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问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降临,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及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也提到日程上来。然而,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及其带来的问题仍未消除,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及服务供给制度仍不完善。这些问题,将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对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有所作为。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分析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实践思路和具体路径。论文聚焦浙江农村,通过选点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详实数据资料,研究分析浙江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现状和服务体系供给的总体格局,厘清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和服务体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寻找相应解决对策。论文丰富和发展我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及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深化历史哲学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和人的主体性建设的理论研究。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导论阐述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开展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第一章基于历史哲学视域,指出历史主体属性是影响人类社会生产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必须警惕其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第二章梳理积极老龄化与社会参与相关理论,分析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变量和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途径；第三章以浙江农村老年社会服务体系研究为例,重点分析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社会医疗服务体系,指出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发挥老年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第四章分析浙江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现状,对浙江老年人经济参与、政治参与、文化娱乐参与和社会公益活动参与分别进行调查,指出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是促进基层社会顺利运行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公益各方面主动参与,农村积极老龄化正呈现巨大潜力和积极势头。第五章介绍浙江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变量,从个体因素、社区因素和社会政策因素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老年人社会参与受自身生理条件和社会外因的双重影响。第六章在前述研究基础上,从观念重塑、制度建设和环境优化等三个方面研究农村老年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破除当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制约因素。最后是结语部分。当前,积极老龄化观念正在改变人们对老年群体的传统看法。老年群体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社会负担,而是一个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资源性群体。倡导社会对老年价值认同,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加大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政策倾斜,有利于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唐安[8]（2012）在《舟山市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及免疫水平研究》文中指出背景与目的舟山市自1999年开展加速麻疹控制工作,麻疹发病得到进一步控制,但2008年麻疹在全市部分地区出现了暴发。主要原因可能由于近年来人群麻疹自然感染率下降,外来流动人口的大量涌人,人口构成的变化,人口流动频繁等因素,免疫空白人群的增加,疫苗贮存、运输过程中冷链系统运转状况,也可能直接影响着疫苗效价。另外,麻疹疫苗在我市的免疫成功情况尚不知晓。因此,对舟山市麻疹的流行概况进行流行病学分析,追踪麻疹疫苗在贮运和使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变化,评价麻疹疫苗在免疫前后的免疫效果,了解本地健康人群和流动人口的免疫状况,分析舟山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各年龄组的免疫水平间是否有差异,为舟山市的麻疹防控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为全市2012年达到消除麻疹目标提供保障。材料与方法（一）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麻疹疫情资料来源于2001-2010年舟山市十年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和麻疹监测系统。（二）麻疹免疫水平监测1.对象方法麻疹疫苗质量监测采用跟踪监测,即从市疾控中心→普陀区疾控中心→六横中心卫生院接种门诊→接种前→接种后抽取同一批号的麻疹疫苗各5支,低温保存送省疾控中心病毒所检测。免疫成功率监测,选择普陀区和岱山县新出生的儿童各40名,采集免疫前和免疫后1个月的全血2-3毫升,利用微量血球凝集抑制试验（HI法）进行免疫情况测定。免疫水平监测选择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和嵊泗县随机调查的<1,1-2,3-4,5-6,7-14,15-19,≥20岁7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不少于120人,其中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各半,采集静脉血3毫升,利用微量血球凝集抑制试验（HI法）2.判定标准疫苗效价测定采用微量细胞培养板法。麻疹疫苗logTCID50／0.1ml≥2.5为合格。疫苗免疫成功率和免疫水平监测：以血清IgG抗体1：2为阳性,1：8为达保护水平,以免前抗体阴性或有低水平抗体（<1：8）,免疫后抗体阳转或≥4倍增长为免疫成功,以基础免疫成功率≥85%为达标。结果2001-2010年全市监测报告系统共报告疑似麻疹病人554例,经调查核实确诊麻疹病例316例,其中本地户籍病人占73.10%（231/316）,外市户籍占26.90%（85/316）。麻疹年平均发病率为3.11/10万,其中本地户籍为2.21/10万,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病例数构成总体呈现本地人口逐年降低而流动人口逐年增加的趋势。全市4个县（区）都有病例,每年都有病例发生,主要集中在3-6月份（250例）,各年龄组都有病例,主要集中在小月龄儿童和青壮年,其中小于1岁婴儿和20岁以上成人麻疹发病病例数为244例,占总发病数的77.22%。麻疹病例中,有麻疹疫苗接种史的占15.19%（48）,无接种史的占32.59%（103/316）,接种史不详的占52.22%（165/316）。1-14岁组本地户籍麻疹病例的麻疹疫苗免疫史明显高于外地户籍病例（x2=21.42,P<0.001）。全市本地健康人群进行免疫水平监测共调查7个年龄组496份,麻疹抗体阳性率为79.03%,保护率为64.52%,GMT为1：5.98,血清抗体阳性率、保护率和GMT最高和最低分别是1-2岁儿童组和20岁以上的成人组。麻疹阳性率或保护率在各年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6.81,P<0.001）。流动人口进行免疫水平监测共调查7个年龄组548份,麻疹抗体阳性率为75.55%,保护率为58.58%,GMT为1：5.72,血清抗体阳性率、保护率和GMT最高和最低也分别是1～2岁儿童组和1岁以内的婴儿。麻疹阳性率或保护率在各年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5.12,P<0.001）。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麻疹免疫水平阳性率和保护率均显示随年龄增加呈下降趋势。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麻疹总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20,P>0.05）,本地人口麻疹抗体保护率为64.52%,而流动人口麻疹抗体保护率为58.58%,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麻疹总抗体保护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8,P<0.05）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在1-2岁组麻疹抗体阳性率为95.00%和70.31%、抗体保护率为91.67%和59.38%（此年龄组在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中麻疹抗体阳性率和保护率均为最高的年龄组）,麻疹抗体阳性率和保护率差异均有显着性差异（χ2=12.93、17.22, P<0.001）,其余各个年龄组麻疹抗体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1岁组、3-4岁组和7-14岁组麻疹抗体保护率有统计学意义（χ2=5.60、9.71、10.34,P<0.05）。15岁以下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麻疹抗体保护率分别为69.81%和6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保护率（χ2=7.43,P<0.05）。本次从市CDC冷库共采集麻疹疫苗2个批次共10份,合格率为100%。县、乡、接种前、接种后四级共检测麻疹疫苗2个批次16份,疫苗效价总合格率达81.25%。80份适龄儿童接种麻疹疫苗前的血清标本阳性率为18.75%,免后份血清标本阳性率为96.25%,免疫前后麻疹抗体阳性率差异有显着性意义（χ2=98.31,P<0.001）,免疫成功率为85%,免疫成功。其中普陀区免疫成功率为87.5%,免疫成功,岱山县免疫成功率为82.5%,免疫失败。结论A.2001～2010年舟山市监测报告系统共报告确诊麻疹病例316例,其中流动人口占26.90%（85/316）,年平均发病率为3.11/10万。我市发病以散发为主,偶有爆发,发病率任处于较低的水平,发病主要集中在3～6月份,以青壮年和小于1岁的婴儿为主,外来流动人口麻疹发病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且为爆发的主要人群。B.我市麻疹疫苗质量总合格率达80%,低于全省其他地市水平,未达到效价的疫苗均来自基层预防接种点。C.我市麻疹疫苗免疫成功率为85%,免疫成功,但地区不平衡。D.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麻疹抗体阳性率分别为79.03%和75.55%,免疫水平随年龄增加呈下降趋势,1岁以下的婴幼儿和20岁以上的成人麻疹免疫水平较低。E.15岁以下流动人口的麻疹免疫水平总体上低于本地人口,特别是1-2岁组。
骆晓艳[9]（2011）在《天津市儿童疫苗接种率及其抽样调查方法的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天津市适龄儿童各种疫苗免疫接种率、未接种原因和预约方式以及对接种率的影响,评价三种接种率调查抽样方法,为选择适宜的接种率抽样方法和制订适合天津地区发展的免疫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分别采用按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法（PPS法）、系统抽样法和分层整群抽样法对天津市适龄儿童建卡率、建证率、卡证符合率、各疫苗接种率进行调查。调查采取入户询问,填写由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行设置调查表的方式进行。白喉抗体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定量检测。采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调查数据库,使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算构成比和率,计数变量的差异采用卡方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预约方式对疫苗接种的影响。结果：1天津市儿童建卡率、建证率均>90%,PPS法、系统抽样法和分层整群抽样法调查的卡证符合率分别为93.75%、81.67%和71.11%。天津市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和乙肝疫苗接种率均>90%。2 PPS法调查的1-2岁儿童中,本市儿童建卡率、建证率、五苗全程接种率、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和乙肝疫苗接种率高于流动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市区儿童建卡率、卡证符合率、五苗全程接种率、脊灰疫苗、麻疹疫苗和乙肝疫苗接种率均高于农村儿童（P＜0.05）。3分层整抽样法调查的百白破疫苗、脊灰疫苗、麻腮风疫苗、流脑疫苗和乙脑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率在48.86%—86.16%之间,低于其基础免疫接种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不合格接种者中,超期接种占35.08%,提前接种占25.65%,间隔不符占11.52%；未种占27.75%。未接种疫苗者中64.15%是因为患病而未接种。5 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预约方式是影响五苗全程接种的因素。书面预约、村医预约、其他方式预约均可使五苗全程接种的可能性增加,其中村医预约效果最好。6 PPS法、系统抽样法和分层整群抽样调查的建证率两两比较无差异,PPS法得到的建卡率、卡证符合率高于分层整群抽样调查（P＜0.05）。PPS法与系统抽样法调查得到的疫苗接种率结果的一致率较高（87.5%）,系统抽样法与分层整群抽样法调查结果的一致率为37.5%,而PPS法和分层整群抽样法调查结果的一致率仅为25%。7百白破疫苗估算接种率和三种方法调查的接种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天津市儿童的建卡率、建证率,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和乙肝疫苗合格接种率均>90%,达到国家要求；卡证符合率低于95%,预防接种资料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尤其是农村儿童；百白破疫苗、脊灰疫苗、麻腮风疫苗、流脑疫苗和乙脑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率低于基础免疫接种率；不合格接种者包括超期接种、提前接种、间隔不符和未接种,未接种的主要原因为患病；对儿童及时进行接种预约有利于提高接种。系统抽样法和PPS法调查所得接种率结果较一致,在高接种率状态下,为节省人力物力可以用系统抽样法替代PPS法。分层整群抽样法调查结果低于前两种方法。
王培生[10]（2010）在《乌鲁木齐市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乌鲁木齐市流动儿童和常住儿童的预防接种状况,掌握影响流动儿童接种率的相关因素,为流动儿童的免疫接种管理提供相关依据。方法：在市辖区流动人口聚集地随机抽取6个调查点,每个调查点随机入户调查1～4岁的流动儿童和常住儿童,使用统一的调查表收集资料。将采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录入,应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调查1～4岁的儿童664名,其中男性357名（占53.77%）、女性307名（占46.23%）；常住户口儿童323名（占48.64%）、流动儿童341名（占51.36%）,其中省外流动儿童为186名（占54.55%）,省内流动儿童155名（45.45%）。流动儿童HBV、BCG、OPV、DTP、MV疫苗和五苗全程接种率分别为80.65%、82.41%、81.23%、77.42%、78.01%和76.54%,均低于常住儿童的98.76%、98.45%、99.38%、98.45%、98.14%和96.59%,差异有显着的统计学意义（Ps<0.0001）；流动儿童的建证率为87.10%远低于常住儿童99.69%的建证率,差异有显着的统计学意义（P<0.0001）。在影响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率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民族（OR=4.6424；95%可信区间：2.2807～9.4495；P<0.0001）、地区（OR=4.7475；95%可信区间：2.5629～8.7944；P<0.0001）。结论：乌鲁木齐市流动儿童的免疫接种率和建证率均较低,父母是汉族、省外户籍流动儿童的接种率和建证率明显高于父母为少数民族、省内户籍流动儿童的接种率和建证率。消除当前影响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率的相关因素,采取科学的措施,采用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积极有效的开展疾病监测和卫生监督工作,有效的提高流动儿童的计划免疫知识的知晓率和免疫接种率,消除流动聚集地的免疫空白,降低我市计划免疫相应传染病的发病率。
二、宁波市镇海区1999年0～6岁外来儿童计划免疫情况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宁波市镇海区1999年0～6岁外来儿童计划免疫情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文化、教育、医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总体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可能创新之处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服务 |
| 2.1.2 行政区层级 |
| 2.2 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相关理论综述 |
| 2.2.2 文献调研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体系的制度变迁 |
| 3.1 晚清时期 |
| 3.2 民国时期 |
| 3.3 新中国成立以来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省级尺度的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 |
| 4.1 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省际空间格局——以公共文化为例的探析 |
| 4.1.1 公共文化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省际空间分异 |
| 4.1.2 公共文化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省际空间自相关性 |
| 4.2 行政中心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具有优势吗？——以公共教育、公共医疗为例的探析 |
| 4.2.1 基于国家级资源配置之省际空间格局的探析 |
| 4.2.2 基于省级资源配置之省域空间格局的探析 |
| 4.2.3 基于副省级城市中省会城市与计划单列市的对比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地级尺度的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 |
| 5.1 新中国以来地级区划和城市建制的层级调适 |
| 5.2 地级区划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层级空间格局 |
| 5.2.1 公共服务资源在地级区划之间的层级配置格局 |
| 5.2.2 公共服务资源在地级区划内部的层级配置格局 |
| 5.3 地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差距的空间效应 |
| 5.3.1 不同行政等级地市级之间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空间效应 |
| 5.3.2 地级市内部设区市与县级市之间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空间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县级尺度的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 |
| 6.1 地级市内部县级区划上等级公共服务资源的层级配置格局 |
| 6.1.1 基于有代管县(市)的地级市探析 |
| 6.1.2 基于县级区划数量的地级市探析 |
| 6.2 不同隐性等级县级区划之间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格局 |
| 6.2.1 省直辖(管)县市与地级市代管县市等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差异 |
| 6.2.2 公共服务资源在不同市辖区之间的空间配置格局 |
| 6.2.3 公共服务资源在自治州内不同县市的空间配置格局 |
| 6.3 县级区划内部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空间格局 |
| 6.3.1 基于是否县级行政中心的探析 |
| 6.3.2 基于是否重点镇的探析 |
| 6.3.3 基于是否强镇扩权试点镇的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影响机制的模型检验 |
| 7.1 理论假设 |
| 7.2 模型建构、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1 模型建构 |
| 7.2.2 变量选取 |
| 7.2.3 数据来源 |
| 7.3 分析过程与实证结果 |
| 7.3.1 基于行政区层级差异的检验 |
| 7.3.2 基于是否行政中心的检验 |
| 7.3.3 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影响的空间效应——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及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浙江省县级政府驻地与其他乡镇街道的公共服务资源对比 |
| 附录2：浙江省重点镇与非重点镇的公共服务资源对比 |
| 附录3：行政区层级对地级及以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4：行政区层级对地级市(设区市)和县级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5：隐性行政层级对省(自治区)直辖县级市和地级市(地区)代管县级市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6：“是否省会城市”对地级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7：“是否自治州政府驻地”对自治州内县级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8：“是否县级政府驻地”对乡镇级区划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武汉市流动儿童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对象与方法 |
| 1.1 调查对象 |
| 1.2 调查方法与内容 |
| 1.2.1 抽样方法 |
| 1.2.2 调查内容 |
| 1.3 评价标准 |
| 1.3.1 膳食评价 |
| 1.3.2 体格评价 |
| 1.4 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 |
| 1.5 质量控制 |
| 2.结果 |
| 2.1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
| 2.2 儿童膳食营养状况 |
| 2.2.1 儿童进餐场所的比较 |
| 2.2.2 儿童膳食结构 |
| 2.2.3 儿童能量及营养素摄入情况 |
| 2.3 儿童体格发育水平 |
| 2.3.1 身高、体重情况 |
| 2.3.2 消瘦、超重及肥胖情况 |
| 2.4 营养状况相关因素分析 |
| 2.4.1 儿童营养KAP状况 |
| 2.4.2 看护人营养KAP状况 |
| 2.5 学校领导访谈 |
| 3.讨论 |
| 3.1 流动儿童膳食营养状况不容乐观 |
| 3.2 流动儿童生长发育水平落后 |
| 3.3 流动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
|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4.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附录3 流动儿童膳食调查表及营养认知问卷 |
| 3.1 儿童营养KAP问卷 |
| 3.2 看护人营养KAP问卷 |
| 3.3 儿童膳食调查表 |
（3）歧视知觉的社会建构 ——基于深圳市荔枝学校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教育公平受到国家政策层面高度重视 |
| （二）弱势群体是当前教育研究关注的焦点 |
| （三）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生命及处境的关怀 |
| （四）研究者的调研经历与个人的情感激发 |
| 二、研究述评 |
| （一）有关随迁子女的研究 |
| （二）有关歧视知觉的研究 |
| （三）有关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的研究 |
| （四）对已有相关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问题 |
| 四、核心概念 |
| （一）歧视 |
| （二）歧视知觉 |
| （三）随迁子女 |
| 五、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
| 一、理论基础 |
| （一）社会融合理论 |
| （二）社会认同理论 |
| 二、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样本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的表现 |
| 一、背景分析 |
| 二、数据与研究工具 |
| （一）数据来源 |
| （二）研究工具 |
| 三、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的整体性描述 |
| 四、不同类型随迁子女歧视知觉差异比较 |
| （一）与随迁子女自身属性相关的歧视知觉 |
| （二）不同学历父母的随迁子女歧视知觉差异 |
| （三）不同感知家庭经济条件的随迁子女歧视知觉差异 |
| 五、主体支持差异对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的影响 |
| （一）与同学关系差异的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状况 |
| （二）与教师关系差异的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状况 |
| （三）与家人关系差异的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状况 |
| （四）与邻居关系差异的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状况 |
| （五）自我身份确认差异的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状况 |
| 六、小结 |
| 第三章 歧视知觉对随迁子女产生的影响 |
| 一、造成随迁子女产生不良的心理问题 |
| 二、对随迁子女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
| 三、影响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生活与交往 |
| （一）影响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 |
| （二）影响随迁子女的人际交往 |
| 四、对学业的短期激励与长期消极影响 |
| 第四章 歧视知觉社会建构的前置性条件：国家制度与政策 |
| 一、户籍制度将城乡人群分为无形有壑的两类群体 |
| （一）户籍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功能变迁 |
| （二）乡城群体权利仍为户籍身份所界分 |
| 二、作为乡-城流动人口门槛的国家与深圳政策沿革 |
| （一）国家政策进化：减缩随迁子女差别化待遇的努力与依然存在的罅隙 |
| （二）深圳政策演变：趋向公平但仍有别的随迁子女入学标准与升学要求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不同场域的随迁子女歧视知觉分析 |
| 一、家庭脉流：弱势地位的承继、裂变与再生产 |
| （一）家庭内部结构的调整：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 |
| （二）家庭经济模式的转变：在城的日常生产与消费 |
| （三）作为德育的中心：家庭教育方式与内容的更替 |
| （四）弱势身份的再生产：父辈社会地位的自然传递 |
| 二、学校遭遇：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的再社会化 |
| （一）遗传方言的城市遭遇：规训与失落 |
| （二）教育内容：城市取向及农村角色缺席 |
| （三）学校轴心：学习生活及与他人的交往 |
| （四）物质生活：追新主义与攀比性消费 |
| 三、社区距离：城市居所类别与交往的浅表化 |
| （一）居所类型：困于经济的有限选择 |
| （二）日常往来：真空、浅表与无利害 |
| （三）深圳人印象：美化、神化与贬低 |
| （四）社交的衍品：追忆农村美好往昔 |
| 第六章 社会比较视角：城市高位事实与乡土污名自认 |
| 一、城乡社会先赋与后致的范畴化 |
| 二、不同范畴维度的城乡社会比较 |
| 三、城市社会优势地位的多维凸显 |
| （一）制度与政策的优先项：倾斜发展的时代印记 |
| （二）高下立判的经济地位：城市主导与农村附庸 |
| （三）强弱显见的文化表征：城市霸权及乡土污名 |
| 四、作为弱势一方的污名自认与歧视知觉 |
| （一）农村传统价值的消解与退出 |
| （二）政治经济地位的弱势与边缘 |
| （三）欲融入优势文化的群体心理 |
| （四）随迁子女内群认同偏好逆转 |
| 第七章 随迁子女歧视知觉的干预与消解 |
|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出台积极差异化政策 |
| （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恢复户籍原质属性，加快配套服务落实 |
| （二）通畅随迁子女阶层升迁的渠道，增加通过努力摆脱弱势身份的机会 |
| （三）完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增加替代性材料，适当提高时限弹性，保障随迁子女获得公平 |
| 二、构建和谐家庭氛围，塑造亲情人文关怀 |
| （一）提升家庭“温度”，打造随迁子女可依赖的安全“港湾” |
| （二）增加家庭成员互动频率，提升父母与儿童的交流深度 |
| （三）鼓励子女与他者交往，在个人能力范围内助益他人 |
| 三、发挥学校主场作用，多维度疏导与排解 |
| （一）稳定学校教师队伍，提升随迁子女的自信与自尊 |
| （二）发挥公立学校优势，构建信任与理解的师生关系 |
| （三）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多维加强心理交流与疏导 |
| 四、营造友好舆论导向，引入社会帮扶机制 |
| （一）规范媒介宣传内容，引导媒体报道舆论的正确走向 |
| （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引入公益性机构与志愿者帮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
| 附件2 |
| 附件3 |
| 后记 |
（4）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卫生资源 |
| （二）卫生资源配置 |
| （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 （四）医疗服务体系 |
| （五）公共卫生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 |
| 第一章 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思想资源 |
| 一、分配正义理论 |
| （一）分配正义理论的概述与辨析 |
| （二）实现卫生资源配置“基本的社会善” |
| （三）平等获取卫生资源的“可行能力” |
| 二、公共产品理论 |
| （一）公共产品理论的起源与适用 |
| （二）实现公共健康基本产品均等化的底线 |
| （三）卫生资源公共产品配置的原则与特点 |
| 三、差异性社会理论 |
| （一）差异性社会理论的诠释与启迪 |
| （二）差异性社会资源配置的适应性 |
| （三）卫生资源配置差异性的正义界定 |
| 四、社会保障思想 |
| （一）社会保障理论的演绎与应用 |
| （二）社会福利与民粹主义思潮的分析 |
| （三）卫生资源配置消解健康“贫困陷阱”的作用 |
| 第二章 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探索与实践 |
| 一、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模式 |
| （一）英国：国家统一配置模式 |
| （二）日本：社会分担配置模式 |
| （三）美国：市场竞争配置模式 |
| （四）新加坡：公私合作资源配置模式 |
| 二、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模式对我国的研究与启示 |
| （一）实现国家治理，推进卫生资源公平配置 |
| （二）组合型医疗保险模式，有效利用医疗保险资源 |
| （三）双医整体运行，实现医疗保险资源合理配置 |
| （四）卫生资源配置倾向老年群体，消解社会难题 |
| （五）精细化设计卫生服务供给，缓解卫生资源紧缺 |
| 第三章 我国城市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状况 |
| 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医疗保险资源配置 |
| （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渐进性改革历程 |
|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
| （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
| （四）商业医疗保险 |
| （五）案例分析一：城市流动儿童医保包容性制度‐‐苏州为例 |
| 二、医疗服务体系网状构建与运行 |
| （一）国家政治意志：我国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历程 |
| （二）医疗服务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医疗服务机构与卫生人员 |
| （三）优化卫生服务资源的组织革命：医联体模式 |
| （四）案例分析二：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国家治理 |
| 三、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路径与实践 |
| （一）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变迁与资源配置状况 |
| （二）国家公共责任下的公共卫生服务供给 |
| （三）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人员、机构 |
| （四）案例分析三：儿童预防接种疫苗供给，公共卫生的资源配置研究 |
| 第四章 我国城市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我国城市基本保险资源正义配置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制度碎片化，居民获得医保资源公平性差 |
| （二）制度性壁垒，资源配置存在道德风险 |
| （三）同城制度不同，基金补偿待遇差异明显 |
| （四）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居民“自愿”参保率偏低 |
| （五）医保地域分割，流动人口参保机会不平等 |
| （六）大病医保公私合作，基金风险偏大 |
| 二、我国城市卫生服务资源正义配置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卫生服务机构布局不合理，城乡资源配置比例不公 |
| （二）卫生服务投入不足，卫生服务公益性缺失 |
| （三）“双失灵”，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结构失衡 |
| （四）卫生资源流转机制不畅，配置不均衡 |
| （五）医疗服务逐利化，医患矛盾日益尖锐 |
| 三、我国城市公共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 |
| （一）国家公共责任缺失，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
| （二）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一，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困难 |
| （三）常规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缺失，基层卫生机构趋利倾向 |
| （四）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困难 |
| 第五章 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 |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原则：正义原则 |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对象和内容 |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产生的基本要求 |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原则的前提和内容 |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的两个前提 |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的内容 |
| 三、城市卫生资源配置路径思考 |
| （一）总体目标：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 |
| （二）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政府责任：公共健康与支持 |
| 第六章 实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路径思考 |
| 一、公平配置医疗保险资源，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正义路径 |
| （一）社会正义两项原则引导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调整线路 |
| （二）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推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两个路径 |
| 二、重塑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
| （一）科学制定卫生发展规划，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
| （二）明确社会责任，提升医疗服务公益性 |
| 三、加强公共卫生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 |
| （一）创新机制，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高效推进 |
| （二）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均等化 |
| （三）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
| （五）扩充卫生服务人才队伍，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质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天津市某区2000年-2013年传染病流行特征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1.1 材料与方法 |
| 1.1.1 资料来源 |
| 1.1.2 研究方法 |
| 1.1.2.1 描述性流行病学和统计学方法 |
| 1.1.2.2 预测方法 |
| 1.2 结果 |
| 1.2.1 东丽区2000年-2013年法定传染病发病和死亡概况 |
| 1.2.2 甲乙类传染病发病顺位和按传播途径发病构成 |
| 1.2.3 重点传染病流行特这分析 |
| 1.2.3.1 细菌性痢疾 |
| 1.2.3.2 病毒性肝炎 |
| 1.2.3.3 肺结核 |
| 1.2.3.4 麻疹 |
| 1.2.3.5 流行性出血热 |
| 1.2.3.6 手足口病 |
| 1.2.4 几种重点传染病发病率预测 |
| 1.2.4.1 移动平均法预测总体发病趋势 |
| 1.2.4.2 指数平滑法预测发病率 |
| 1.3 讨论 |
| 1.3.1 总体疫情情况 |
| 1.3.2 重点传染病流行特点及防控策略讨论 |
| 1.3.3 传染病预测方法讨论 |
| 1.3.4 传染病防控形式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涵义的研究 |
| 1.3.2 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中政府角色的研究 |
| 1.3.3 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模式的研究 |
| 1.3.4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发展困境 |
| 1.3.5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对策 |
| 1.3.6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展望 |
| 1.3.7 对国内外已有研究的评价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社区的含义 |
| 2.1.2 全科医学、全科医生和全科医疗的含义 |
| 2.1.3 基本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 |
| 2.1.4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内涵与功能 |
| 2.2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用于分析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适用性 |
| 第3章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历程与现状 |
| 3.1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历程 |
| 3.1.1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孕育与初步构建 |
| 3.1.2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逐步细化 |
| 3.1.3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全面展开 |
| 3.2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现状 |
| 3.2.1 医疗卫生体系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
| 3.2.2 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初步形成体系 |
| 3.2.3 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模式呈多极化态势 |
| 第4章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问题分析 |
| 4.1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1.1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体制不完善 |
| 4.1.2 城市社区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
| 4.1.3 政府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补偿不足 |
| 4.1.4 人才队伍与科技创新团队建设薄弱 |
| 4.1.5 双向转诊工作缺乏统筹管理 |
| 4.2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2.1 缺乏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充分认识 |
| 4.2.2 缺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顶层制度设计 |
| 4.2.3 缺乏完整的全科医学理论体系的指导 |
| 第5章 案例研究：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分析 |
| 5.1 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历史 |
| 5.1.1 内蒙古自治区及包头市的基本概况 |
| 5.1.2 包头市城市卫生服务发展历程 |
| 5.2 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现状 |
| 5.2.1 包头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概况 |
| 5.2.2 包头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现状 |
| 5.3 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特征 |
| 5.3.1 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模式 |
| 5.3.2 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组成方式 |
| 5.4 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分析 |
| 5.4.1 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体制机制问题分析 |
| 5.4.2 包头市双向转诊工作开展的调查分析 |
| 5.4.3 社区卫生服务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分析 |
| 5.4.4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药品“零差价”的调查分析 |
| 第6章 推进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对策 |
| 6.1 强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制度设计 |
| 6.1.1 合理配置城市卫生服务资源 |
| 6.1.2 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补偿机制 |
| 6.1.3 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体制 |
| 6.2 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
| 6.2.1 强化全科医学理论的引领作用 |
| 6.2.2 重视全科医生的培养及使用 |
| 6.2.3 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创新团队建设 |
| 6.3 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双向转诊管理 |
| 6.3.1 建立新型的双向转诊项目管理组织结构 |
| 6.3.2 严格执行“守门人”制度 |
| 6.3.3 协调好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利益关系 |
| 第7章 结论 |
| 7.1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要以全科医学理论体系为指导 |
| 7.2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要充分体现公益性质 |
| 7.3 从顶层设计着手解决社区卫生服务的制度安排 |
| 7.4 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社区卫生服务“守门人”制度 |
| 7.5 以双向转诊制度的落实为突破口发展社区卫生服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7）历史哲学视域下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 ——以浙江农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历史哲学视域下的老龄化 |
| 第一节 历史哲学与人的生存发展境遇 |
| 一、“历史一般”理论与唯物史观 |
|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境遇的认识 |
| 三、人的主体属性及社会历史影响 |
| 第二节 传统人口理论与老龄化 |
| 一、国内外人口发展理论 |
| 二、世界各国老龄化现状 |
| 三、应对老龄化的根本出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积极老龄化与老年人社会参与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积极老龄化 |
| 二、老年人社会参与 |
| 第二节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变量 |
| 一、社会认知评价因素 |
| 二、人口健康素质因素 |
| 三、社会经济制度因素 |
| 四、社区组织建设因素 |
| 第三节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建设要求 |
| 一、转变思想观念 |
| 二、加强政策支持 |
| 三、完善社会保障 |
| 四、发展老年教育 |
| 五、打造社区平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浙江农村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服务体系要素构成 |
| 一、社会服务的主体 |
| 二、社会服务的对象 |
| 三、社会服务的内容 |
| 第二节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 |
| 一、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模式 |
| 二、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农村老年人社会医疗服务 |
| 一、农村社会医疗服务体系概况 |
| 二、农村老年人社会医疗服务主要内容 |
| 三、农村老年人社会医疗保障制度 |
| 第四节 农村老年人社会服务建设 |
| 一、老年服务角色的转变 |
| 二、农村公民社会的培育 |
| 三、农村社会服务的供给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浙江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现状 |
| 第一节 浙江农村老年人的经济参与及特征 |
| 一、农村老年人经济参与及特征 |
| 二、浙江农村老年人经济参与的社会影响 |
| 第二节 农村老年人的政治参与 |
| 一、农村老年人政治参与及特征 |
| 二、浙江农村老年人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农村老年人的文化参与 |
| 一、农村老年人文化参与及特征 |
| 二、浙江农村老年人文化参与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农村老年人的公益参与 |
| 一、农村老年人公益参与及特征 |
| 二、浙江农村老人公益参与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浙江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变量 |
| 第一节 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个体变量 |
| 一、个体生理与心理因素 |
| 二、个体经济与家庭因素 |
| 第二节 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社区变量 |
| 一、社区经济因素 |
| 二、社区组织因素 |
| 三、社区文化因素 |
| 第三节 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政策变量 |
| 一、农村老年保障体系 |
| 二、农村医疗政策体系 |
| 三、农村老年服务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的重建 |
| 第一节 重塑农村传统老年观念 |
| 一、老年社会地位和观念的嬗变 |
| 二、老年群体从负担到资源的观念转变 |
| 三、老年个体精神观念的转变 |
| 第二节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
| 一、城乡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
| 二、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
| 三、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建设 |
| 四、农村老年福利体系建设 |
| 第三节 优化农村社会总体格局 |
| 一、制度体系建设 |
| 二、社区环境建设 |
| 三、家庭环境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经验与局限 |
| 二、变量与逻辑 |
| 三、建构与选择 |
| 四、多维度思考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8）舟山市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及免疫水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次 |
| 1 引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 2.2 麻疹免疫监测 |
| 2.3 数据处理和分析 |
| 2.4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 3.2 麻疹免疫水平监测 |
| 3.3 麻疹免疫监测 |
| 4 讨论 |
| 4.1 麻疹监测评价 |
| 4.2 麻疹疫苗质量监测评价 |
| 4.3 麻疹疫苗接种成功率监测评价 |
| 4.4 麻疹免疫水平监测评价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天津市儿童疫苗接种率及其抽样调查方法的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1 抽样方法 |
| 2 接种率调查对象与内容 |
| 3 接种率调查评价标准 |
| 4 白喉抗体检测 |
| 5 质量控制 |
| 6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结果 |
| 1 PPS法调查的1-2岁儿童免疫接种情况 |
| 2 系统抽样法调查的1-2岁儿童免疫接种情况 |
| 3 分层整群抽样法调查的7岁以下儿童免疫接种情况 |
| 4 三种抽样方法结果比较 |
| 5 估算接种率和三种抽样方法调查接种率的比较 |
| 讨论 |
| 1 儿童免疫规划管理情况 |
| 2 儿童疫苗接种情况 |
| 3 未种原因和预约方式分析 |
| 4 三种抽样方法的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综述 接种率调查抽样方法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乌鲁木齐市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对象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内容 |
| 2.2 研究方法 |
| 2.3 对象标准 |
| 2.4 资料收集 |
| 2.5 判定标准 |
| 2.6 质量控制 |
| 2.7 数据分析 |
| 结果 |
| 讨论 |
| 对策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个人简历 |
| 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导师评阅表 |
四、宁波市镇海区1999年0～6岁外来儿童计划免疫情况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文化、教育、医疗为中心[D]. 袁锦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2]武汉市流动儿童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D]. 李永俊. 武汉科技大学, 2018(10)
- [3]歧视知觉的社会建构 ——基于深圳市荔枝学校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考察[D]. 单成蔚.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5)
- [4]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D]. 马伟玲. 苏州大学, 2017(04)
- [5]天津市某区2000年-2013年传染病流行特征的研究[D]. 张妍. 天津医科大学, 2014(01)
- [6]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研究[D]. 王凌峰. 东北大学, 2014(10)
- [7]历史哲学视域下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 ——以浙江农村为例[D]. 杨华. 浙江大学, 2013(08)
- [8]舟山市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及免疫水平研究[D]. 唐安. 浙江大学, 2012(10)
- [9]天津市儿童疫苗接种率及其抽样调查方法的评价[D]. 骆晓艳. 天津医科大学, 2011(04)
- [10]乌鲁木齐市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D]. 王培生. 新疆医科大学, 2010(02)
标签：公共服务均等化论文;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论文; 计划免疫论文; 流动儿童论文; 传染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