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日国内外关系史研究述评

一、2001年海内外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杨奎松^[1]（2021）在《中国抗日战史亟须加强对日方资料的利用与研究——以台儿庄战役日军伤亡人数问题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一、问题的提出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继1995年前后在中国大陆形成一波热潮后,近十年来又形成了新一波影响范围更大的热潮。这一次的情况和上世纪90年代很不同,一方面是这一研究获得了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成百上千册的资料集一套套推出（1）,大大小小国际国内研讨会频繁召开,会议论文集不断出版,尤其是《抗日战争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抗战史料研究》等集中发表以抗日为主题的论文,再加上其他中共党史、革命史、历史刊物与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大陆地区年平均刊登的与抗战史有关的文章数量粗略估计就有一二百篇之多。

曲晓燕^[2]（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认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孙卫国,孙中奇^[3]（2020）在《近百年来中国对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文中提出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历程,呈现出这样的特征:由不受重视到重视;由受严重政治干扰到追求严谨的学术研究;由只关注参战的明朝将士对到战争的全面认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者不多、学术专着少、研究成果以专题论文为主;重在叙述史实、排比史料。进入新世纪以后,涌现一批研究者,全方位运用中日朝三国史料、采用东亚视野、新文化史的解读方法,全面推进本论题的研究,学术活动日渐融入国际学术的阵营之中。未来对这场战争的研究,还有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涌现出颇具学术底蕴、全面系统阐述这场战争的中文学术专着。

余柏青^[4]（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高原^[5]（2018）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活动研究（1905-1919）》文中指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前身是1902年由中国留日学生蔡锷、范源濂、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在中国驻日公使馆的协助下成立的中国留学生会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以全体中国留日学生为会员,以“维护留日学生权益,维护国家尊严,使留日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等为宗旨,是中国留日学生的核心团体。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成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中几经解散和重建的艰难发展,同时也为争取留日学生的合法权益,扞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活动。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严重损害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合法权益。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下,中国留日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并以集体罢学归国的形式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扞卫民族尊严所开展的第一次集体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这也成为留日学生群体走向成熟的标志。1915年5月,袁世凯公然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12月,又宣布承受帝位。中国留日学生闻讯后,冒着大雨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重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受大会委托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沉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野心和历史,并号召国民共同反对。此外,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一方面通过声援西南护国义军,保卫共和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创办《民彝》杂志深刻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在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斗争下,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最终不了了之,袁世凯也被迫取消帝制,并在众叛亲离中命归黄泉。1918年,段祺瑞执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军事协定,再次引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抗议行动。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下,中国留日学生成立救国团,集体归国,进行反日救国活动。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在国内开展了广泛的爱国活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位于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不但声援国内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而且还委派代表回国支援五四爱国活动,为中国近代史上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钟健^[6]（2016）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由每个个体的抗战史所组成,参与其间的每个个体都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蒋介石是抗战阵营中的一份子,对其个人抗战经历展开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由于蒋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其在抗战进程中的所想、所言、所为进行研究,又具有特殊性。从资料开放程度及相关研究的积累厚度两方面看,目前史学界对"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着实有重新检讨和反思的必要。然而,该研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重要课题,涉及面向众多,决非个体及单项研究所能完成。本文选取蒋介石为何要抵抗日本、从何时开始及如何进行准备、如何准备对日作战与决策对日开战、全面战争初期采取了怎样的战略政略及其抵抗日本的外交战略等问题进行探讨。孙中山深知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为国民党制定"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革命政策。蒋介石为实现统一中国的首要目标,积极寻求日本的支持,主张中日提携、亲善,但这与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根本冲突,济南惨案赤裸裸地宣告这一事实。从践行孙中山革命主张及现实处境两方面看,蒋不得不抵抗日本。济南惨案爆发后,蒋开始着手准备抵抗日本。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迫使蒋及其幕僚们把国内外政策调整为以抵抗日本为首要宗旨。然而,在短时期内,蒋并没有提出抵抗日本的根本大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安内"。1935年夏,蒋觅得持久抵抗日本的根据地,才大致决定抗日的基本计划,随即着手推进对日作战的战时准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趁机推进华北地区的国防建设,以应战指令督促各方加速实施。因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蒋无法再对日本迁让及接受其无理要求,但又未准备好对日开战,遂祭出"以战逼和"的险招,对日实施"攻心之道"。不过,日本军人主战派势力膨胀,和平无望,并疾速攻陷平津,蒋不得不战。此后,察哈尔、淞沪战役迅速爆发。蒋准备不及,仓促开辟上海战场,致使迅速歼灭上海日军的目标并未达成,反而使沪战转趋扩大,不得不重新思考战局与战略政略。在上海与日军持久作战,不仅与引起国际关注、干涉的政略相吻合,且华北战场颓势不止,蒋在战略上别无选择,惟有"引敌南下",诱使日军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因此,蒋竭力维持上海战局,迟迟未下决心放弃上海战场,导致上海大溃退,此对以后的战局发展影响尤大,环环相扣,直至武汉会战结束为止。在与日本的较量中,除军事准备、抵抗以外,蒋与日本在外交领域之"无形的战场"展开激烈争夺。蒋所持的外交战略为,诉诸国际公理,始终站在反侵略、国际正义这一边,积极争取英、美、苏等国卷入中日争端,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收效甚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与中国结为同盟,但由于蒋个人特质中的民族主义与"低能心结"始终与英美所操持的殖民主义、霸权话语及其"优越心结"保持紧张,致使中英关系没有得到改善,中美合作成效大打折扣,对共同对日作战影响极大。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旨在从长时段阐明蒋抵抗日本的历史逻辑,进而为"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这个课题,乃至整个抗战史,作一点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张颖^[7]（2016）在《1999-2015年中国大陆中日关系史研究发展述论 ——以研究着作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99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情况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全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在正文中,笔者以研究着作为中心,将199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中日关系史研究成果分为通史着作、断代史着作、专题史着作等三个类别进行研究。1999-2015年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史通史着作数目不多,可以分为学术性着作与普及性着作两大类。整体而言,该阶段的中日关系史通史着作研究水平较之上一阶段（1978-1999）还是有所提高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该阶段通史研究着作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对古代中日关系交往史挖掘不够等不足之处。与通史着作数量较少的情况不同,1999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日关系史断代史着作可谓层出不穷。笔者将断代史着作以其研究内容为依据大致分为两类,分别是：对古代中日关系进行研究、对近现代中日关系进行研究的学术着作。这些着作大多以辩证态度看待历史问题,深入研究了各阶段的中日关系史。在史学方法的运用方面,除了持续重视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之外,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存在新突破,并且,学者充分重视史料的运用,重视史论结合的写作模式。1999-2015年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史专题史着作更是数不胜数。笔者将这些专题史着作以其研究内容为依据大致分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六类,并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着作进行具体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在这一阶段的专题史研究中,学者更为注重对中日政治、外交、文化关系的研究,忽视了对经济、军事专题的研究,同时中日学者间的交流和合作大为增多。结语部分,本文对1999-2015年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并从多方面对中国大陆中日关系史研究提出建议,期望中国大陆中日关系史研究取得更长远的发展。

钟跃婷^[8]（2015）在《晚清中日文人唱和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晚清与日本明治时代在时间上颇多重合,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在此期间进入盛况空前的高潮。诗歌唱和在中日两国的政治、文化、思想交流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考察。本文从众多相关诗集、文集、笔谈记录、游记中广泛收集晚清中日文人诗歌酬唱的资料,透过觥筹交错、亦真亦幻的酬唱场景,力图把握晚清中日文人的文化心态变迁、文学的相互影响,以及思想动向、政治理想。晚清中日唱和的主要成员,中方主要是外交官、民间文人,日方主要是旧贵族与汉学家。他们日与从游、诗酒酬唱,只因面临着巨大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之下,他们有着宗儒的共同文化选择;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他们甚至有着纵横联合的共同政治理想。当我们将镜头拉长,近距离观察晚清中日文人诗歌唱和,发现唱和诗在他们的交往中同时实现严肃的礼仪功能和诙谐的酒宴游戏功能。在大量的文人唱和诗中,我们选择了森槐南与孙点的唱和诗进行个案研究,将目光聚焦到这两个人身上。诗人的相逢、友情的成长,都在彼此的唱和诗中留下细致的印迹。然而在时代的滔天巨浪中,两人的神交心契不过昙花一现。我们由此看到中日文人在诗歌唱和中表现出的友情是相对脆弱的,在国家利益、个人命运面前不堪一击。唯一与世长存、值得后人记颂的,是这些唱和诗本身具有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殷昭鲁^[9]（2015）在《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向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日本的贪欲和历史原因,钓鱼岛从一个没有争议的岛屿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岛屿。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战后遗留的领土争端;从国际法来看,它是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从海洋开发来看,它涉及未来东海石油与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争端频仍。此争端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及战略布局,而且也牵动了东亚,乃至世界的神经。诚然钓鱼岛问题表面上是中日两国的领土主权之争,而其内里却充斥着大国间的战略选择与利益博弈。因此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的价值,更有对国家利益现实的关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图籍可以证明。明朝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有关钓鱼岛岛名记载的最早的文献,这足以体现中国对钓鱼岛最早的发现和“命名权”。并且明清两朝历届册封使的使录对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则更为翔实,这些使录不仅把钓鱼岛等岛屿作为中琉航道的航标,而且也明确指出中琉之间的界线为“黑水沟”,或是琉球姑米山。不仅如此,钓鱼岛在明清两朝还被纳入到中国海防的范围之内,《筹海图编》、《台海使槎录》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所以从钓鱼岛的发现、命名及使用和管辖上来看,钓鱼岛属于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日本、琉球与西方等国的古文献和地图也对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历史事实给予了佐证。因此,对这些事关钓鱼岛历史文本的梳理与解读,是我们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基础,也是我们主权诉求的源流。晚清以降,由于中国国运式微,激发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之心。早在1885年,日本政府就指使冲绳县政府对钓鱼岛等岛屿进行窥伺和调查。通过对该时期日本与冲绳县之间往来文书的梳理和解读,我们能清晰的看到,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窥伺经过了最初的迟疑、搁浅,而甲午战场的胜利,使得日本最终有恃无恐,假胜利之威,乘胜追击,窃占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对日本窃占钓鱼岛经纬的分析,也可以显示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之下清日两国的衰兴与实力消长。因此把钓鱼岛问题放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和考察,从源头上寻觅日本窥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径,使我们更能有力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领有”主张。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不仅事关中日两国,还与美国息息相关。钓鱼岛问题的美国因素集中体现在美国战时及战后对东亚的战略布局,尤其与美国的琉球战略密切相关。无论是战时对琉球地理情报的搜集,还是战后旧金山会议上寻求对琉球的排他性托管,抑或是20世纪70年代的冲绳“归还”无不体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安排。但是美国这种战略利益安排却因对琉球的地理界域错误性认知以及对本国利益的考量把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挟裹其中,到冲绳“归还”时与日本私相授受而终于酿成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纠葛。但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所谓的“行政权归还不涉及主权”的“中立立场”,这实际上是美国假“中立之名”,而行逃脱历史责任之实。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怒和抗议。在钓鱼岛争端初期,由于中国大陆同美日两国还没有改善和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联合国的席位还被台湾当局霸占,所以在对外交涉上面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是在此期间仍积极地与相关学者研讨应对钓鱼岛争端策略,并向外发表声明,表达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在中日建交前后,中国领导人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提出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领导人的赞同。《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前后,发生“钓鱼岛渔船”事件,在中国领导人的妥善处理之下,很快平息下去。随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再次表达了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并与日本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钓鱼岛争端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其附近海域发现了潜在的石油资源。琉球政府在美国和日本政府怂恿和支持之下,在战后首次发声,坚持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并在钓鱼岛上设立界碑等标志物。作为对美琉当局举措的反制,台湾当局也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不过此时台湾当局的着重点在于对钓鱼岛海域附近大陆架石油资源开发问题,与美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石油。但当钓鱼岛争端表面化后,在强大的保钓运动压力之下,台湾当局开始在钓鱼岛主权诉求立场上日趋坚定,开始与美日交涉,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以及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有求于美日,最后还是没有改变美日对钓鱼岛“私相授受”的事实。钓鱼岛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搁置争议”的默契以来,中间虽有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行为,但是总体发展还算良性。但是新世纪以来,日本部分领导人和右翼势力为了政治上的考虑,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特别是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使钓鱼岛争端陡然升级。中国以强硬的战略布局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单独管控”局面,实现了“交叉管控”,而日本也采取战略应对,同时美国也加强对亚太的战略资源投递,以获得更多权益。在这场中美日的战略博弈中,使得钓鱼岛问题更趋复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孤悬于东海上的几座岛礁,钓鱼岛问题已经由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符号。这种符号凸显的是中日之间领土主权的争执、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对二战历史遗绪的记忆、以及东亚场域中大国利益的博弈。总之,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要以宏观的视野进行看待,以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纵的方面来看,以历史的长时段来了解其因果延承;从横的方面看,把其放在国际格局变动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中把握其脉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仍在继续,从目前来看解决的前景虽不甚明朗,但是我们应有未雨绸缪的精神,为此在钓鱼岛问题提出以下三个展望:两岸合作乃维护领土主权之幸;中日应寻求和平解决以破解零和博弈之殇;而中国自身应大力提升国力以应不时之需。

刘岳兵^[10]（2015）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文中研究说明中日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自民国时期以来,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长足的进展。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概念与方法,特别是对其研究现状与课题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总结,以具体事例说明处理好本学科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重要性,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整理等,对于促进该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展望未来,强调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挖掘与考辨,仍然是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2001年海内外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海内外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抗日战史亟须加强对日方资料的利用与研究——以台儿庄战役日军伤亡人数问题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3）近百年来中国对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回顾与总结（论文提纲范文）

（4）《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活动研究（1905-1919）（论文提纲范文）

（6）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1999-2015年中国大陆中日关系史研究发展述论 ——以研究着作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中日文人唱和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1年海内外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抗日战史亟须加强对日方资料的利用与研究——以台儿庄战役日军伤亡人数问题为例[J]. 杨奎松. 抗日战争研究, 2021(03)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3]近百年来中国对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回顾与总结[J]. 孙卫国,孙中奇. 史学月刊, 2020(02)
• [4]《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活动研究（1905-1919）[D]. 高原. 江苏师范大学, 2018(10)
• [6]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D]. 钟健. 浙江大学, 2016(07)
• [7]1999-2015年中国大陆中日关系史研究发展述论 ——以研究着作为中心[D]. 张颖. 扬州大学, 2016(02)
• [8]晚清中日文人唱和诗研究[D]. 钟跃婷. 南京大学, 2015(05)
• [9]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D]. 殷昭鲁. 南京大学, 2015(01)
• [10]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J]. 刘岳兵. 日本学刊, 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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