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利科技与经济》2002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王智毓[2]（2020）在《创新驱动背景下科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已逐渐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科技创新、加速成果转化的支撑平台,对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全球经济普遍存在下行风险的情况下,科技服务业及其所支撑的创新创业活动却异常活跃,已经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创新驱动背景下,科技服务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这既是一个古老而又新生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创围绕这一主题,通过三个相互关联具体问题逐步展开,形成以下研究结论。（1）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在短期应该注重经济发展环境对科技服务业的培育和支撑作用,而在中长期更应侧重于科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与协调作用。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并不完全表现于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更体现在迂回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相关影响因素所产生的间接贡献。（2）科技服务业在国内研发经费投入和国际技术引进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上存在显着的中介效应,而在研发人力资本投入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上中介效应并不明显,科技服务业在研发资本投入和国际技术引进两条路径上促进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贡献度在60-80%之间。（3）科技服务业对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存在一定的产业渗透效应,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后向关联作用强于前向关联作用,且就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业影响来说,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的互动需求最为明显,具体来说,高技术产业成长更注重于技术研发创新服务的需求,而低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存在着对技术扩散和应用推广服务的需求,以技术转移为核心的专业技术性服务与中低技术制造业之间的互动需求效应最为明显。（4）当前虽然中国科技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效应并不明显,但是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着地间接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科技服务业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和知识溢出,增强了创新要素的产出弹性,拓展了技术创新的可行性边界,使得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效果被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科技服务业通过技术转移和创业孵化服务,更容易向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导入,提升企业技术经济范式,推进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创新之处在于:（1）提出科技服务业是创新驱动背景下发展新经济的新型基础设施的观点,正如当前的交通基础设施一样,其作用效果不仅在于直接影响,更在于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间接影响。（2）提出科技服务业的技术传递效应和产业渗透效应两个概念,分别研究了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之技术创新影响和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揭示技术创新投入产出“黑箱”,阐述科技服务业对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业和不同类型服务业的产业关联、融合和渗透程度。（3）构建科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科技服务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两条路径上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考察不同类型科技服务业异质性,以及创新驱动战略提出前后科技服务业作用效果的异同。（4）提出通过只有甄别真正的科技服务有效供给,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逻辑,并在此对策逻辑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张玲[3]（2020）在《SWAT模型在南小河沟流域绿水评价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表明黄土高原沟壑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及雨养农业区,但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该区域内降雨量相对偏少且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导致水资源短缺已成为该区环境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子。绿水作为支撑陆地生态系统和雨养农业生产的主要水源,无疑对当地的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理解黄土高原沟壑区绿水水文过程,合理利用水资源,对流域的粮食生产和生态恢复都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黄土高原沟壑区典型小流域——南小河沟流域为研究对象,分析流域降水和气温的趋势、突变和周期性特征,并采用统计降尺度方法对研究区两种气候情景下未来三个时期的气候变化进行预测。建立南小河沟流域的SWAT模型,采用SWAT-CUP模型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和率定,通过模型的评价指标和流域绿水模拟结果与其他方法计算结果对比,综合评价模型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运用率定的SWAT模型对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的蓝绿水资源进行评估,并预估未来绿水变化趋势,以期为黄土高原沟壑区生态环境恢复、水资源规划管理等提供合理有效的理论依据。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对南小河沟流域1955～2018年的年降水、气温值进行趋势、突变和周期统计分析可知,流域降水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其减少趋势不显着且在研究时段内未发生显着突变,计算统计期间流域降水量存在3～8a、9～15a和18～25a三个阶段的周期变化。流域统计期内的气温呈上升趋势,在1996年发生了突变,1997年开始气温呈现显着的上升趋势,气温震荡周期较为明显,周期变化主要分为4～8a、12～15a、20～23a、25～30a等阶段,年均气温在研究区内周期性变换规律较弱。未来降水量最大的时期是2030s,降水量较基准期均有所增加,未来气温是一直逐渐升高,在未来3个阶段内气温最高出现在2040s,RCP8.5情境下的气温均高于RCP4.5。（2）水量平衡法求得流域1955～2018年平均绿水量为508mm,绿水资源量占降水资源总量的95%。利用微气象学法求得1955～2018年平均潜在蒸散发量为920.4mm;利用Zhang模型计算出的南小河沟流域年平均绿水资源量为440.5mm,占流域降水资源总量的82.6%,绿水量的变化与降水量变化规律一致。微气象学法的计算结果更接近流域实际情况。（3）研究中采用西峰站、杨家沟、董庄沟和十八亩台四个站点1955-2018年的降水和气温数据,径流资料来自于流域控制断面十八亩台。本文所用的建立空间数据库的DEM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和土壤数据均来自于相应的国家网站。模型将流域划分为25个子流域,217个水文响应单元。（4）利用SWAT-CUP模型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时选取了与南小河沟流域相关的21个参数,分析结果表明敏感性前三名的因子分别为SCS径流曲线系数f（CN2）、基流α因子（ALPHABF）和土壤蒸发补偿系数（ESCO）,敏感值分别为42.32、36.42和26.32,敏感程度为非常敏感。SWAT-CUP的径流模拟值和观测值变化趋势相同且数值相近,除个别月份极端降雨造成的观测值远大于模拟值之外,其余月份观测值和模拟值均处于95PPU范围之内,模拟值在多数结果中大于观测值。（5）主要选取3个SWAT-CUP模型评价指标,分别是效率系数Ens、决定系数R2和误差百分比Re。结果显示,率定期Ens、R2和Re分别为0.73、0.69和9.86%,验证期Ens、R2和Re分别为0.76、0.72和10.11%,参数率定结果可信。运用率定完成的SWAT模型模拟南小河沟流域1955～2018年降水量与绿水量。经统计分析可知,SWAT模型模拟的流域多年平均绿水资源量为431.5mm,占流域降水资源量的81.0%。SWAT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微气象学法计算结果接近。（6）对流域未来气候情景下的蓝水资源分析可知,在RCP4.5情景下未来3个时期的增量分别为-9.90%、-14.77%、4.36%。在RCP8.5情景下未来3个时期的蓝水资源增量分别为5.66%、4.68%、-19.40%。流域未来蓝水资源量呈减少的趋势。（7）对流域未来气候情景下的绿水资源分析可知,在RCP4.5和RCP8.5情景下,与基准期相比,流域绿水资源量在未来3个时期均增加,但在2020s时期绿水增加量为未来3个时期最大值,2040s时期为3个时期增加量最少。流域绿水流在未来3个时期均增加,但在2040s时期绿水流增加量为未来3个时期最大值,2040s时期为3个时期增加量最少。南小河沟未来3个时期的绿水存储均减少,未来3个时期中绿水存储量最低的是2030s时期,最高的是2040s时期。
汤梅梅[4]（2019）在《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伤预防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与发展,形成了企业完全承担责任的基本现实。政府通过实施工伤保险费率机制与职业安全健康项目,激励企业采取预防措施,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与保护职工安全健康。各国实践经验也表明了工伤预防管制已取得巨大的社会安全效益。作为劳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工伤预防管制工作,保护劳动者安全权益。2003年《工伤保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工伤预防、工伤待遇和工伤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形成,并主要通过工伤保险待遇修正依靠劳动市场无法完全补偿劳动者遭受风险损失的缺陷,保障受伤工人的医疗救治与基本生活。同时,政府设置激发企业内部动力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转变企业工伤预防理念。在政府干预和企业担责的协同作用下,截至2017年底,全国总工伤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6.2%和12.1%（1）;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607亿元,覆盖人数达22742万人,待遇水平稳步提高（2）。然而,经济全球化、技术革新加快,激烈的企业竞争引发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全球变暖与频发的极端天气恶化了工作条件等,使得工伤事故率与职业患病率居高不下,我国劳动者面临的工伤风险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职业安全健康的格局正发生着改变,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被打破,大量灵活就业的劳动者被排除在保障覆盖范围之外,加之工会组织无法形成与企业、政府进行集体协商的社会力量,使得受伤工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常态下,落后和产能过剩的企业正面临兼并甚至破产危机,考验着企业支付能力。如对于正处在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阶段的企业,在无过失责任原则要求下,他们必须承担工伤事故后的伤亡劳工医疗、误工工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一系列经济费用,这必然会加重实体企业的用工成本。面对劳动安全保障不完全、企业经济负担重的双重难题,这就要求政府不能只强调工伤预防管制所带来职业工作环境改善的社会安全效益,而忽视企业经济发展。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文献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工伤预防管制目标内涵应当包括在改善职业安全与健康环境的同时,又提高企业经济绩效两方面。那么工伤预防管制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实现“共赢”局面的可能性?现阶段中国未实现“共赢”局面的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如何?未实现“共赢”局面的工伤预防管制又如何影响企业经济绩效?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是否具有实现“共赢”局面的可能性?如何通过提高现有工伤预防管制效率,来实现“共赢”局面?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推进未来政府政策调控,实现工伤预防管制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对促进工伤预防管制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遵循从社会管制经济学理论中探索“共赢”的工伤预防管制作用机理—在现实中寻求“共赢”管制理论存在的可能性—以中国工伤预防管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为了实现“共赢”的工伤预防管制而深化改革的逻辑思路,并紧紧围绕理论与实证两大核心层面展开研究。（1）理论层面。基于风险工资理论、贝克尔理论、“波特假说”理论。首先,从社会管制经济学发展脉络的视角出发,追寻政府进行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缘由。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者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达到最佳安全保障。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保护受伤工人安全权益,政府通过工伤预防管制强制要求企业承担所有责任,保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对称的安全工作信息,以此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政府实施不适宜的管制强度使得企业对工伤预防管制措施不满,引致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叠错,加重了企业经济负担。为了消除政府与企业目标的异质性,政府调整工伤预防管制力度,激发企业形成安全激励机制,并通过提升自身安全技术达到“共赢”局面。然后,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中国当下的工伤预防管制体制,从社会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两方面剖析中国管制未实现“共赢”局面的作用机理。（2）实证层面。本文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发现“共赢”局面的关键是设置适宜的管制强度,引发高效率的工伤预防管制,从而激发企业安全技术创新。若管制强度设定过低,劳动者安全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若管制强度设定过高,企业则无法从工伤预防安排中获得经济效益。因此,研究选取工伤保险费率作为政府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代理变量（1）,基于分步评价的思路,先评估实施工伤预防管制已取得的安全效应水平,再对企业经济绩效评估,检验现阶段中国未实现“共赢”局面的原因是否由不适当的管制强度,引起微观经济主体安全投资行为的转变,进而导致宏观安全效应的下降。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分为8个部分,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然后以工伤预防管制发展路径为主线,按照其理论变迁及内在逻辑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归纳。研究显示,不合理的政府激励机制易引发道德风险,造成企业经济负担,降低了工伤预防管制效率。在政府优化管制资源的基础上,工伤预防管制激发企业安全技术创新,才是实现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环境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共赢”局面的根本动力,并探讨了概念移植我国实现的可能性。最后给出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工伤预防管制的理论机制分析。本章首先清晰界定了工伤预防管制及其相关概念,并阐明其属性、特征及激励措施。然后基于风险工资理论、贝克尔理论、“波特假说”理论,探讨工伤预防管制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实现“共赢”局面的可能性。最后,通过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来研究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未实现“共赢”局面的作用机理。其中:（1）中国工伤预防管制安全效应的理论研究。基于企业生产成本理论与风险期望理论,本文建立企业利润与劳动者效用同时最大化的拉格朗日函数,在库恩-塔克一阶条件下,研究发现,目前“重补偿,轻预防”的工伤保险现状与不完善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不存在以最低工伤保险待遇获得最佳安全水平的临界点;相对高管制费率,政府实行低管制费率时,提高工伤保险待遇对于降低工伤伤害率的影响程度更大;且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是造成安全效应低的主要原因。（2）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经济效应的理论研究。基于将成本价格运用于索洛剩余估算的双重生产理论,本文建立企业成本最小化模型并结合谢波德引理,在对时间求导的条件下,研究发现,目前严格管制引发企业调整用工结构以此降低用工成本,且管制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与成本增长变化趋势相同。结果说明,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变化引起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第3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变迁、现状及成因。基于将政府间接市场激励手段扩展为工伤保险待遇的事后预防和工伤保险费率的事前预防的界定基础上,本章打破了固有工伤预防演化的路径,按照事后工伤预防管制—事前工伤预防管制—完善事前工伤预防管制的逻辑,将中国工伤预防管制体制划分为四个时期。在工伤预防管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中,阐述了政府如何引导企业从被动转向主动预防的管制过程,并探究现有工伤预防管制低效率的成因。研究发现,参保企业在面临更加严峻的工伤风险时,道德风险突出;统筹层次低与覆盖范围窄限制了企业预防的积极性;失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结构降低了企业激励动力;不精确的工伤预防激励机制无法形成企业内部动力;事前与事后工伤预防管制的脱离不利激发企业安全技术创新。造成目前偏向社会安全效益而忽略了企业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的管制现状,其原因可能来自于工伤预防管制的立法、条例设置、机构设置、组织间互联性等。第4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安全效应视角。本章采用2006-2016年省级行业及地区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综合工伤保险费率指标,使用门槛模型评估了工伤保险待遇对于降低工伤事故率而取得的安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实施低管制费率时,提高工伤保险待遇会显着降低工伤伤害率,而当管制费率超过0.15%时,安全激励系数不再显着,甚至出现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安全效应低的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限制了工伤保险待遇的预防作用发挥,事前名义道德风险不仅无法消除事后真实道德风险,反而加剧了企业道德风险程度。研究启示:遏制企业道德风险的根本途径是,完善工伤预防管制机制,激发企业进行安全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以及补偿受伤工人待遇构成的企业工伤保险成本。目前高水平的工伤保险费率抑制了企业内在安全激励动力,因而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可以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帮助企业减少劳动力损失和生产成本。如果政府降低保险费率幅度过大易扭曲企业安全投资行为;降低保险费率幅度过小,会造成工伤待遇资源的浪费。因此,适宜的工伤保险费率结合工伤保险待遇才能获得最佳安全水平。第5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经济效应视角。本章采用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面数据并且使用2011年中国《工伤保险条例》的修订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在一个标准β条件收敛框架下去检验工伤预防管制对于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影响。研究发现,2007-2014年期间该修订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具有强烈的负效应,工伤预防管制对于生产效率没有滞后效应,其中国有企业相对私营和外资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受这次修订的影响最大。这意味着政府实施严格管制,在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环境后,可能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并降低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延缓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研究启示:目前中国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设定造成了政府管制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异质性,不利于企业的技术革新或引发创新力度不足。提倡完善工伤预防管制体制构建,通过费率机制、奖惩机制与管理监督体制等调整政府管制强度。一方面不仅能提高企业参保的积极性,有利于避免现实中企业逃避参保或退保的现象。另一方面,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其生产率。当工伤预防管制与外部经济环境形成良好互动时,可促进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可持续发展。第6章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本章首先系统梳理了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伤预防管制模式后,发现目前主要形成了以劳动者与企业雇主充分参与的典型德国模式,工伤保险与安全生产为一体的典型日本模式及联合私营与公共保障系统预防的典型美国模式。然后,通过比较分析了三个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模式的法律体系、激励机制、管理与监督体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伤预防管制均呈现立法层次高、立法详细、可操作性强和动态及时调整的特点;外部干预结合内部激励构成了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工伤预防管制绩效评估建立在社会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分析之上,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伤预防项目、工伤保险费率与工伤保险待遇等进行全面评估;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定位清晰、高自主程度及执法严格构成了统一的工伤预防监管体制。研究启示:重视工伤预防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前提条件,而完善的工伤预防管制立法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运行基础;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关键核心,是引发企业、政府、劳动者“共赢”局面的必要条件;工伤预防的绩效评估反映工伤预防管制政策运行问题,帮助并提高政府工伤预防管制效率,缩短达到企业、政府、劳动者“共赢”局面的进程;统一的工伤预防监管体制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保障,是达到企业、政府、劳动者“共赢”局面的坚实基础。第7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路径优化。为了达到“共赢”工伤预防管制制度,本文在借鉴典型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力求系统地将广泛且复杂影响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因素,归纳并整合在政府管制机制的设置之内进行综合考虑。在构建一个三维立体概念框架下,本文给出如下建议:第一,政府转变工伤预防管制理念,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意愿、机会与能力,工伤预防管制引发企业全新安全技术创新,以及劳动者充分参与是实现“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的前置条件;第二,通过健全工伤预防管制立法、整合组织机构、精确设置工伤预防激励机制与强化工伤预防管制监督体制是实现“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的基础设置;第三,通过动态调整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益,平衡不同规模企业的内部激励动力,强化宏观、中观、微观管制主体责任及营造良好的工伤预防管制外部环境措施,是实现“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的后置保障。第8章研究结论及展望,概括全文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1）研究内容创新:本文提出工伤保险待遇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补偿受伤劳动者损失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且具有预防事故的安全激励作用。将工伤保险待遇的激励作用纳入工伤预防中,以此区分事前与事后工伤预防管制,拓展了工伤预防管制内涵。基于“波特假说”理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工伤预防管制应当在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环境的同时提高企业生产力,深化了工伤预防管制目标。为了实现“共赢”的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政府应充分利用以降低费率使得企业获得短期利益的契机,实现以创新驱动的工伤预防管制模式的转变。因此,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工伤预防管制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边界。（2）研究视角创新:本文首先从政府管制的宏观效应出发,论证了安全效率低的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限制了工伤预防管制作用的发挥。然后,基于微观经济活动层面,刻画了保护人力资本安全减少工伤伤害的预防管制与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因管制政策的实行而降低,且短期内又无法通过安全技术创新内部化其缴纳工伤保险费与补偿受伤工人待遇构成的工伤保险成本,是扭曲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根本原因,最终造成了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的双重负面局面。在结合宏微观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三维立体概念框架,系统讨论了实现“共赢”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前置条件、基础设置及后置措施的优化路径,以期精确调整工伤预防管制的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达到在充分保障劳动者安全的同时,促进企业经济健康与持续发展的目的。（3）研究方法创新:第一,衡量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既有相关文献主要基于企业规模越大工伤保险费率越高的假设而展开研究。然而,实践中工伤伤害率会随着政府管制程度呈现非线性关系及区间效应,若遗漏某种企业规模或保险费率情形下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会造成估计结果偏误。因此,为了修正以企业规模作为管制费率代理变量的假设缺陷,本文作了进一步拓展,以中国各省区不同行业的工伤保险费率构建综合保险费率指标,并按照数据本身的特征采用门槛模型自动划分样本。第二,衡量工伤预防管制的经济效应。成本-收益法是评估工伤预防管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佳选择。然而,工伤预防管制的成本与收益测量值在实践中一般难以直接获得,且测算选取指标也可能存在遗漏或偏差。因此,本文选用双重差分模型克服成本-收益法中遗漏变量和不利因果关系的缺陷。进一步,为了精确评估工伤预防管制对于微观经济绩效的影响,将企业间生产率呈现?条件收敛的趋势纳入其中,重新构造了双重差分模型。
赵越[5]（2016）在《祖厉河流域水沙变化特征及水土保持减水减沙效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祖厉河是黄河上游右岸的一级支流,流域内土壤侵蚀强烈、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极大地威胁着黄河下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水沙变化特征及水保效益的研究是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基础。本研究以祖厉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流域内水沙监测资料,运用Mann-Kendall法分析了祖厉河流域降雨、径流泥沙的变化趋势,利用SPSS20.0软件分析了水沙变化与影响因子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水文法”和“水保法”两种方法分别对水土保持措施的减水减沙效益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了祖厉河流域水土保持措施对于蓄水拦沙所起到的作用。取得了以下主要结论:（1）祖厉河流域年降雨与汛期降雨量具有非常相似的变化趋势与特征,年际变化幅度大,都呈现逐年减小的变化趋势。以年平均降雨量为界,可将降雨时段划分为丰水与枯水2个时段,丰水时段（1955—1989年）年降雨量为376.2mm,枯水时段（1999—2013年）年降雨量为224.9mm。（2）祖厉河流域的降雨、径流泥沙具有基本相同的变化规律与特点,年际变化幅度大,都呈现逐年减小的变化趋势。根据UFk值信度的变化特征,可将径流泥沙的变化分为非显着减少（1955—1971年）、显着减少（1972—1985年）、较显着减少（1986—2000年）、极显着减少四个时期（2001—2013年）。（3）年降雨量和汛期降雨量与年径流输沙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好,其中累积年降雨量与径流输沙量的累积值均存在极显着的相关性,在进行径流泥沙预测预报时,运用其资料的累积值进行模拟具有更好的可靠性。（4）分别利用“水文法”和“水保法”计算水土保持措施的减水减沙效益,两种计算方法均存在一定误差,其中水文法中的双累积曲线法计算结果更加准确,减水效益达到37.93%,减沙效益达到70.92%,水保法的计算结果小于水文法,减水效益达到35.82%,减沙效益达到40.13%。（5）在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对于减水减沙效益的贡献中,水平梯田所起的作用最大。
杨晓琳[6]（2015）在《华北平原不同轮作模式节水减排效果评价》文中指出华北平原粮食生产高投入高产出导致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和生态代价。传统麦玉两熟制所导致的地下水位日趋下降、农田温室气体排放加剧和经济效益低下等都严重威胁着农田生态健康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些问题,于2003年在中科院栾城试验站开展了替代轮作种植模式的田间定位研究,具体模式包括：①粮棉薯模式（甘薯→棉花→甘薯→冬小麦-夏玉米）；②粮棉油模式（黑麦草-棉花→花生→冬小麦-夏玉米）；③粮油模式（花生→冬小麦-夏玉米）；④麦玉模式：（冬小麦-夏玉米）（对照）⑤棉花连作模式（对照）。基于2003-2014年共12年的试验数据,结合土壤水量平衡模型,对不同种植模式的农田水分消耗特征,周年地下水净消耗量及对地下水位的影响、经济水分利用效率等节水效益以及轮作节水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利用“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方法,评价了不同种植模式的固碳减排效果。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合理的替代轮作模式有明显节水效果。5种种植模式年均周年耗水量由大到小依次为麦玉模式（724.5mm）>粮棉油模式（647.4mm）>粮油模式（615.0mm）>粮棉薯模式（560.6mm）>棉花连作模式（522.5mm）。与麦玉模式相比,粮棉薯模式、粮油模式、粮棉油模式分别节水22.6%、15.1%和10.6%,粮棉薯模式为最具节水潜力的轮作制度。（2）不同作物轮作产生了土壤水分的时空互补。①上茬生育期降水与需水耦合度高的作物（如棉花、花生、甘薯等）可为下茬作物冬小麦提高良好的水分条件,达到时间上的土壤水分互补。②与麦玉模式相比,粮油模式、粮棉油模式、粮棉薯模式的周年灌溉量分别减少90mm、45mm、116mmm,三种模式0-120cm土壤贮水量变化与麦玉模式无明显差异,但120-180cm土层土壤贮水量变幅较小且高于麦玉模式,故与耗水层次浅的作物轮作,可为冬小麦等后茬深根作物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水分环境,实现空间上的土壤水分互补。（3）合理的替代轮作模式可有效缓解地下水位的下降。5种种植模式导致的年均地位水位下降量从大到小依次为：麦玉模式（1.20myr-1）>粮棉油模式（0.84myr1）>粮油模式（0.70myr1）>粮棉薯模式≈棉花连作模式（0.40m yr-1）。麦玉模式导致的年均地下水位变化值分别是粮棉油模式、粮油模式、粮棉薯模式的1.4倍、1.7倍和3倍。在兼顾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情况下,粮棉薯模式导致的地下水位累积下降量最低。若近10年来,用粮棉薯模式全部替代传统高耗水的麦玉模式,可节约7m的地下水资源。（4）合理的替代轮作模式能有效降低农田碳足迹。5种种植模式的单位面积、单位生物量、单位经济产值碳足迹的评价结果均显示为：麦玉模式>粮油模式>粮棉油模式>粮棉薯模式≈棉花连作模式。粮棉薯模式具有最低的单位面积碳足迹、单位生物量碳足迹、单.位经济产值碳足迹,分别为3971.45kg CO2eq hm-2yr-1,0.24kg CO2eq kg-1yr-1,0.22kg CO2eq￥-1yr-1,分别为麦玉模式相应值的30.6%、26.7%和21.4%。因此,在华北平原发展多样化的种植制度是该地区节能减排,发展农业的清洁能源生产的最主要途径。（5）合理的替代轮作模式具有更高经济效益和经济水分利用效率。粮棉薯模式的年均经济效益最高,为麦玉模式的2.4倍；粮棉油、粮油及棉花连作模式的经济效益分别为麦玉模式的1.6倍、1.4倍和1.3倍。5种种植模式轮作周期内的年均经济水分利用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粮棉薯模式（11.0￥m-3）>粮粮油模式（8.5￥m-3）>粮油模式（7.3￥m-3）>麦玉模式（5.5￥m-3）≈棉花连作模式（5.2￥m-3）。发展多样化的轮作模式可有效提高单位水分消耗的经济回报。在华北平原发展科学的轮作替代种植模式是缓解地下水位迅速下降、促进该地区种植业节能减排、增加农田经济效益,同时又可适度保证粮食生产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苏超[7]（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汪娟[8]（2013）在《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城市作为国家或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构建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对于促进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建设创新性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城市都在积极进行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探索。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湖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沙市一直重视创新发展，近年来更是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技术创新体系是城市创新体系的主要构成，在长沙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战略中处于核心和基础的地位。那么，如何来定位长沙市的技术创新体系，从哪些方面来构建城市技术创新体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如何有效运作和管理城市技术创新体系？这些问题是长沙市在推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根本性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将为长沙市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将充实、拓展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本文在对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进行理论分析和现状考察的基础上，从推进动力、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三个层次，深入地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揭示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特质、构成及其运行规律，解决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由什么构成、如何去推进、怎样去运作、如何有效治理等重要问题。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是城市技术创新相关主体、要素、条件及其运行机制的综合系统，主要由技术创新的主体系统和功能系统构成，主体系统由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构成；功能系统包括科技知识创新系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扩散系统，科技价值实现系统等。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是长沙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实现长沙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提升长沙城市竞争力，发挥长沙区域经济增长极作用的重要保障。构建和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和可行的，长沙市已经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政策环境、文化观念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为长沙市推进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目前，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长沙市技术创新活动取得了重要成绩，也存在着明显问题。如科技人员、科技经费投入冗余，科技创新效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技术创新过程不连续，重大和原始科技创新稀少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长沙市科技创新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依靠一定的动力机制来推进的。本文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机制，认为市场需求和竞争的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拉动力，科技发展内在需求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推动力，城市发展和竞争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促进力，企业发展与竞争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自动力，政府政策导向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提供掌控力。目前，国内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和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三种基本模式，基于对三种模式特点和适应性的分析，依据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条件和环境分析，为了体现出长沙市的特点，我们认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推进模式应该选择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模式，这一推进模式可以具体应该表述为：市场主导、政府扶引、企业主体、协同推进。长沙市技术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是靠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间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来推进的，本文分别对这些主体的行为和其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首先，利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在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中的行为选择，揭示了在什么条件下政府相关部门会选择积极推进城市技术活动的策略，并从政绩考核机制、晋升激励机制、物质和精神激励以及监督约束机制和反向激励等四方面，提出了激励政府相关部门推进技术创新行为的对策建议。其次，分析了企业投入技术创新活动的博弈策略，提出了加大企业创新投入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再次，分析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行为选择，提出了有效激励科研组织和人员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安排。构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需要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一方面，文章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组织模式，基于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面临的任务、条件和环境的分析，提出适合长沙市技术创新系统构建的组织模式是“官产学研金”合作方式，并深入阐明了五者之间的具体合作方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全面分析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运作和实现机制。不仅探讨了科技知识的投入产出机制，提出了提高长沙市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对策建议；而且分析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阐明了有效促进科技成果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条件；同时也考察了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提出了扩大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的方式和措施。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析，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技术创新体系内部结构入手，研究了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反馈系统，并对其进行系统仿真模拟研究，深刻揭示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运行特征和规律。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全相应的支撑系统。文章主要从人才支撑、平台建设、市场机制、政府支持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人才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最重要的资源和支撑因素，文章在研究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等基础上，提出了健全长沙市科技人才体系的政策建议。平台作为科技创新和集群创新的基地，在现代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对长沙市现有科技园区、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平台功能，促进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市场是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文章分析了长沙市的科技市场发展状况及其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健全长沙市科技市场体系的思路和措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是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制约因素，本文从政府的引导机制、扶持机制、服务机制、管理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健全长沙市政府支撑体系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长沙市这一特定对象的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对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分散内容进行了综合集成，并且对研究较缺乏的领域进行了拓展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和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对先进研究方法进行了综合性、创新性应用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本文对于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研究主要从长沙市创新系统的现实状态、推进机制、运行机制以及支撑体系四个层面来进行，在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过程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有待研究，如可以对城市化、产业集聚中的竞争对城市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而且本文主要是利用长沙市的数据资料进行相应的分析，没有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其他区域进行对比分析，以后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做进一步研究。
邓练兵[9]（2013）在《中国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 ——兼论以市场失灵为政策依据理论的不适用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立志要在2020年之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包括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在内的创新政策，数量之多、内容之全、范围之广，达到甚至超过了世界创新型国家及东亚各国的政策力度，以致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创新政策样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我们却遗憾地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官方机构、学术界还是国际研究机构，对中国现有创新水平的评价却基本一致：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先进创新国家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但自主创新能力依然没有得到加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依然没有真正建立，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依存度依然很高，国家技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以致OECD在其《中国创新体系评估》（Review of China’s Innovation System）报告中指出：“要成为一个现代化表现出色的创新型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上述现象，本文的中心论题是：为什么中国几乎制定了世界上最全面的创新政策，实际投入巨大，而创新效率和创新效果非常一般？从这一核心问题出发，本文以1978年为历史起点，重新回到三十多年的政策实践当中，从历史的逻辑中寻找答案。文化大革命以后，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同落后低效率的社会生产的矛盾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和中国饱受“文革”摧残极其涣散的科技现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领导人在科技政策方面考虑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政策层面尽快修复科技体系，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创造和应用推广科技成果。在此背景下，中国隆重召开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等重要政策方针。这次大会迅速扭转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涣散局面，并推动了一系列具体科技政策的出台，使原有科技体制得以恢复，科技活动得以正常开展。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科技体制仍然沿用建国后实行的苏联计划模式，以科研机构为科技创新主体，按计划配置科技资源，这种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暴露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现象、科研机构人浮于事等问题。本文观察到，历史上凡施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为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都不允许公有制企业大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而将创新活动交给专门成立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企业只是应用研究机构提供的创新成果生产加工产品。经过进一步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计划经济和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其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约束激励机制的不相容性，允许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逻辑结果就是极有可能造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第三章）。受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及国家财政危机影响，中国在1985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科技体制的第一次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三个方面：改变拨款制度；加快技术成果市场化推广应用；继续以科技攻关计划为主要方式直接组织技术创新活动。由于以优先权竞争为主的科学研究激励机制与以市场利益最大化竞争为主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不同，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结果：科研工作的进一步技术化及科研机构的分化。同时由于技术契约的不完全性，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交易越来越少。如果不能设计或自然形成一个比纵向一体化方式有比较优势的可自动实施的风险分担机制，原有基于市场激励机制而设计的促使科研机构转化其技术成果的技术交易市场将逐步走向消亡，通过技术市场交易的方式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的政策初衷将不能实现。本文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首要的创新政策——科技计划的变迁历史进行了系统分析。由于目标函数不一致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作为委托方的政府和作为代理人的项目受托方之间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遭受了广泛的批评，因此，现行模式下的科技计划政策的有效性存在很大疑问（第四章）。由于第一次科技体制改革并没有明显改善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现象，加上1992年中国正式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企业微观市场主体地位，中国在1996年正式明确了“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政策，并由此制定下发了一系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同时沿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期望迅速提高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但就实际情况看，大量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并没有选择技术创新的竞争策略，仍然以技术引进为主，并且陷入了低水平均衡状态。就理性分析而言，企业取代科研机构是创新主体基于演化博弈的自然结果，创新政策的变迁也完全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而“市场换技术”政策的不成功背后其实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等各利益主体基于理性选择的结果，这再一次验证了在目标函数不一致而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逻辑必然性（第五章）。由于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家技术安全等问题凸显，原有非创新驱动的低水平均衡发展状态得以打破，中国再次启动了创新政策的重大变迁，于2006年正式提出“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的创新战略，由此中国创新政策发展进入新阶段。但政策实施了七年以后，仍然没有实现创新预期，中国官方在2012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随后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都明确指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仍然没有确立，科技体制弊端仍然存在，中国的创新水平仍然与世界创新型国家的差距很大。在创新博弈环境压力已经明确同时传导给政府和国内企业，二者创新的紧迫感趋同，政策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仍然陷入非创新路径困境，这似乎与理性原则相悖，令人困惑（第六章）。面对中国创新政策困境，仔细梳理中国创新政策历次变迁的历史经验，本文认为，中国创新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受制于创新系统中的两大关系：政府和市场在创新活动中的边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地位即谁是真正的未来创新主力。从中国创新的历史逻辑分析，这两大关系是影响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最重要因素。经过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历史创新路径、创新状况的深入比较分析，本文发现，由于激励机制的内在缺陷和行业覆盖面的原因，国有企业难以担任中国创新的市场主力；而民营企业由于创新目标与利益机制的天生一致性，较好地解决了为什么创新、为谁创新的难题，加上其创新投入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假定市场逐步完善，民营企业将在与国有企业的创新竞赛中获胜。而且从国际实证经验来看，全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实现了国家创新目标的。从AVS标准和TD-SCDMA标准制定、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政策问题的两个案例及中国历史上创新政策全过程中的各种失灵现象可以看出，政府坚守创新政策在创新活动中的边界极其重要，中国大量创新政策失灵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利用创新政策工具和其他公权不断越过市场的边界，对创新主体的创新预期造成极大的干扰和阻碍。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身份和作用在于两个方面：创新产品的需求者和创新秩序的维护者。创新政策的边界就应该限定在此区域内。上述经验对目前普遍设定的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的创新政策理论形成了冲击，无论是从理论假设前提还是中国三十多年的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实践上看，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的创新政策理论都存在明显的不适用性（第六章）。而这一历史变迁的逻辑经验在深圳市的城市创新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验证。深圳的成功经验表明，以市场为导向、民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模式是解决目前中国创新困境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效途径。只要有改革的勇气，这一模式完全具有可借鉴意义（第七章）。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八章对中国三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创新政策变迁历史中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和简要论证，并就进一步研究的内容进行了展望。
么红杰[10]（2012）在《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文中研究指明科技发展规划,是政府对未来科技活动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体现了政府对科技发展前景及科技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战略预期。从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内蒙古一直不间断地分阶段进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工作。与国家已经制订和实施了8个专门的科技发展规划基本保持一致,内蒙古至今制定和实施了4个科技发展五年计划,3个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对不同时期科技事业的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回顾自治区成立以来内蒙古科技规划编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治区成立到改革开放（1947—1978）,以“奠定基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目标,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科研基础和完善的科研体系,这期间自治区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三年规划八年设想（1960-1967）纲要》；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改革开放后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着不同的发展特征。第一阶段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和“面向、依靠”的战略方针,努力破除经济与科技脱节的旧体制,先后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七五（1986-1990）”科技发展纲要》；《内蒙古自治区“八五”（1991-1995）科技发展规划》。第二个阶段通过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确立“创新、产业化”指导方针,调整科技基础结构,建设区域创新体系。1996年,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条例》；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省区的战略目标,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的决定》、《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若干政策》。第三个阶段通过探索具有自治区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200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关于进一步加快科技发展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内蒙古,把向建设创新型内蒙古努力作为面向未来的总体策略。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方针,自治区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2006-2020）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五十年来,在国家宏观科技政策的大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事业顺应经济发展背景、科技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科技发展目标任务以及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的变化,不断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区情,始终以制订、完善、实施科技规划作为科技战略发展的载体,引领科技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努力实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由“促进”到“支撑”,由“推动”到“引领”的历史性转变。但在科技规划实施过程中,内蒙古仍然存在重设计决策、轻执行评估；重行政指令、轻市场指导；重省市级层面的科技战略、轻旗县级层面等问题。特别是在科技规划实施绩效评估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评价原则、方法较难把握、没有专项资金支持等原因,虽然内蒙古在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方面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对于科技发展规划后续的执行、执行过程中的评估、评估之后的改进和动态更新与修正,以及何时以何种方式来终结则关注不够,尤其是缺少对科技规划整体实施效果的评估,使得花费了很大精力制订的规划在指导科技实践和进步方面发挥的效力有限。本文在查阅大量资料、内部辑刊等史料的基础上,开创性地综合回顾与总结了内蒙古科技规划五十年的发展历程,这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史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对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本文通过借鉴其他区域科技政策绩效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基于DEA方法对内蒙古科技规划进行绩效评价,建立内蒙古科技规划绩效评估的可行性路径选择与方法模型,为决策层今后树立开展科技规划绩效评价的理念提供了科学论证和方法选择。根据绩效评价结果,进而提出通过加强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明确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科技评估规章制度和系列评估专业规范,加强评估方法的研究；加强科技评估环境建设,系统地研究科技评估的组织管理等措施加快内蒙古科技规划评价体系构建步伐的建议。
二、《水利科技与经济》2002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水利科技与经济》2002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2）创新驱动背景下科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 |
| 1.3.1 科技服务业 |
| 1.3.2 经济增长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技术创新理论 |
| 2.1.3 产业结构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科技服务业发自身展规律研究 |
| 2.2.2 科技服务业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2.3 科技服务业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2.4 科技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2.3 小结 |
| 3 科技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 |
| 3.1.1 我国科技服务业总体规模与结构 |
| 3.1.2 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 科技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 |
| 3.2.1 科技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 |
| 3.2.2 科技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 |
| 3.2.3 经济增长对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
| 3.3 科技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检验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指标选取 |
| 3.3.3 实证检验 |
| 3.4 小结 |
| 4 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之技术创新影响 |
| 4.1 我国科技服务业的功能定位 |
| 4.1.1 科技服务业的功能作用 |
| 4.1.2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定位 |
| 4.2 科技服务业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 |
| 4.2.1 科技服务业与国内自主创新 |
| 4.2.2 科技服务业与国际技术引进 |
| 4.3 科技服务业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3.3 实证分析 |
| 4.4 小结 |
| 5 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之产业转型升级影响 |
| 5.1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程与目标 |
| 5.1.1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历程 |
| 5.1.2 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与目标 |
| 5.2 科技服务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 |
| 5.2.1 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 |
| 5.2.2 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 |
| 5.2.3 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
| 5.2.4 促进服务业高端化发展 |
| 5.3 科技服务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来源和行业分类 |
| 5.3.2 基于规模与结构分析 |
| 5.3.3 基于产业关联的分析 |
| 5.3.4 基于产业融合的分析 |
| 5.3.5 基于产业互动的分析 |
| 5.4 小结 |
| 6 创新驱动背景下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6.1 创新驱动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本质与特征 |
| 6.1.1 新经济环境下技术创新的新特征 |
| 6.1.2 科技服务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
| 6.2 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6.2.1 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驱动模式 |
| 6.2.2 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
| 6.3 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6.3.1 计量模型与数据 |
| 6.3.2 基本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3 创新驱动提出前后对比结果与分析 |
| 6.4 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创新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SWAT模型在南小河沟流域绿水评价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绿水概念的研究进展 |
| 1.2.2 绿水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 |
| 1.2.3 SWAT模型的研究进展 |
| 1.2.4 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土壤地质 |
| 2.1.4 水文气候 |
| 2.1.5 植被类型 |
| 2.2 SWAT模型模拟方法 |
| 2.2.1 数据收集及处理方法 |
| 2.2.2 SWAT模型建立与模拟方法 |
| 2.2.3 模型率定与校正方法 |
| 2.3 试验方案 |
| 3 流域气候变化特征分析及预测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Mann-Kendall检验法 |
| 3.1.2 滑动t检验法 |
| 3.1.3 小波分析法 |
| 3.2 降水变化特征分析 |
| 3.3 气温变化特征分析 |
| 3.4 流域未来气候变化预测 |
| 3.5 小结 |
| 4 基于传统方法的流域绿水资源量计算 |
| 4.1 绿水资源量计算方法 |
| 4.1.1 水量平衡法 |
| 4.1.2 微气象学法 |
| 4.2 流域绿水资源量计算结果分析 |
| 4.2.1 水量平衡法计算结果 |
| 4.2.2 微气象学法计算结果 |
| 4.3 小结 |
| 5 基于SWAT模型的绿水模拟 |
| 5.1 SWAT模型原理 |
| 5.2 基础数据的收集与数据库建立 |
| 5.2.1 水文、气象数据 |
| 5.2.2 DEM数据 |
| 5.2.3 土地利用数据 |
| 5.2.4 土壤数据 |
| 5.3 SWAT模型的模拟运行 |
| 5.3.1 子流域的划分 |
| 5.3.2 水文响应单元的划分 |
| 5.3.3 气象数据的输入 |
| 5.3.4 模拟方法的选择与模型运行 |
| 5.4 基于SWAT-CUP的模型校准 |
| 5.4.1 SWAT-CUP模型简介 |
| 5.4.2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 5.4.3 参数的率定与检验 |
| 5.4.4 SWAT-CUP模型评价指标分析 |
| 5.5 流域绿水模拟结果 |
| 5.6 小结 |
| 6 绿水资源量的评价结果对比及未来预测 |
| 6.1 三种方法模拟结果对比分析 |
| 6.1.1 三种方法的绿水计算结果分析 |
| 6.1.2 不同降水频率下的流域绿水资源量 |
| 6.2 未来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绿水评估 |
| 6.2.1 未来气候情景下蓝水资源量分析 |
| 6.2.2 未来气候情景下绿水资源量分析 |
| 6.3 小结 |
| 7 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及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工伤预防管制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工伤预防管制的理论分析基础 |
| 2.1.1 工伤预防管制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工伤预防管制的属性及其特征 |
| 2.1.3 工伤预防管制的激励措施 |
| 2.2 工伤预防管制引发“共赢”局面的逻辑演化 |
| 2.2.1 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美好愿景 |
| 2.2.2 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设定困境 |
| 2.2.3 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机制调整 |
| 2.3 现阶段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作用机理 |
| 2.3.1 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 |
| 2.3.2 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经济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3.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变迁、现状及成因 |
| 3.1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变迁 |
| 3.1.1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萌发期 |
| 3.1.2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确定期 |
| 3.1.3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调整期 |
| 3.1.4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完善期 |
| 3.2 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现状 |
| 3.2.1 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现状 |
| 3.2.2 工伤保险基金运行现状 |
| 3.2.3 工伤保险费率机制现状 |
| 3.2.4 工伤预防管理体制现状 |
| 3.2.5 试点地区的工伤预防现状 |
| 3.3 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主要问题 |
| 3.3.1 工伤风险严峻,道德风险突出 |
| 3.3.2 失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结构 |
| 3.3.3 不精确的事前工伤预防激励机制设置 |
| 3.3.4 脱离的事前与事后工伤预防管制 |
| 3.4 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问题成因 |
| 3.4.1 不完备的工伤预防管制立法 |
| 3.4.2 不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组织设置 |
| 3.4.3 不适宜的工伤预防管制实施力度 |
| 3.4.4 单一的工伤预防管制效率评估 |
| 3.5 本章小结 |
| 4.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安全效应视角 |
| 4.1 门槛模型构建 |
| 4.1.1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4.1.2 门槛值选择 |
| 4.1.3 门槛回归具体模型 |
| 4.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与分析 |
| 4.3 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1%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3.2 0.9%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3.3 0.75%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3.4 不同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比较 |
| 4.4 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实证分析 |
| 4.4.1 1%管制强度下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4.2 0.9%管制强度下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4.3 0.75%管制强度下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4.4 不同管制强度下预期与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比较 |
| 4.5 低安全效应的内在作用机理 |
| 4.5.1 机理分析与模型构建 |
| 4.5.2 低安全效应的估计方法 |
| 4.5.3 企业事前与事后道德风险的边际弹性 |
| 4.6 本章小结 |
| 5.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经济效应视角 |
| 5.1 双重差分模型构造 |
| 5.1.1 双重差分模型选择依据 |
| 5.1.2 双重差分基本模型 |
| 5.1.3 微观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
| 5.1.4 重新构造双重差分模型 |
| 5.2 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2.1 TFP测算方法选择 |
| 5.2.2 状态空间具体模型 |
| 5.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选择 |
| 5.3.3 变量统计描述 |
| 5.4 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1 自然实验性质的检验结果 |
| 5.4.2 1%管制强度下模型估计结果 |
| 5.4.3 1%管制强度下的滞后效应 |
| 5.4.4 0.9%管制强度下模型估计结果 |
| 5.4.5 0.9%管制强度下的滞后效应 |
| 5.4.6 不同工伤预防管制强度下经济效应比较 |
| 5.5 稳定性检验 |
| 5.5.1 不同体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
| 5.5.2 剔除人力资本的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
| 5.6 本章小结 |
| 6.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 6.1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模式 |
| 6.1.1 工伤预防管制的背景 |
| 6.1.2 工伤预防管制模式的类型 |
| 6.2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法律体系 |
| 6.2.1 “完全政府”工伤预防管制法律体系 |
| 6.2.2 “自我”工伤预防管制法律体系 |
| 6.2.3 “协同”工伤预防管制法律体系 |
| 6.3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激励机制 |
| 6.3.1 工伤保险待遇机制及其激励效应 |
| 6.3.2 工伤预防项目及其激励效应 |
| 6.3.3 工伤保险费率机制及其激励效应 |
| 6.4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4.1 “民主自治式”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4.2 “偏重政府主导式”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4.3 “完全政府主导式”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5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体系 |
| 6.5.1 绩效评估作为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依据 |
| 6.5.2 奖惩机制作为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手段 |
| 6.5.3 制衡机制作为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力量 |
| 6.6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经验与借鉴 |
| 6.6.1 高度重视工伤预防管制 |
| 6.6.2 完善的工伤预防管制立法 |
| 6.6.3 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 |
| 6.6.4 全面的工伤预防管制绩效评估 |
| 6.6.5 统一的工伤预防管制监管体制 |
| 6.7 本章小结 |
| 7.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路径优化 |
| 7.1 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三维立体概念框架 |
| 7.1.1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时间维度 |
| 7.1.2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管理层次维度 |
| 7.1.3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事故因素维度 |
| 7.1.4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双重管制方向 |
| 7.2 “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前置条件 |
| 7.2.1 政府转变工伤预防管制理念 |
| 7.2.2 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意愿、机会与能力 |
| 7.2.3 工伤预防管制引发企业全新技术创新 |
| 7.2.4 劳动者充分参与工伤预防管制 |
| 7.3 “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基础设置 |
| 7.3.1 健全工伤预防管制立法 |
| 7.3.2 整合工伤预防管制组织结构 |
| 7.3.3 精确设置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 |
| 7.3.4 强化工伤预防管制监督体制 |
| 7.4 “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后置保障 |
| 7.4.1 动态调整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益 |
| 7.4.2 平衡不同规模企业的内部激励动力 |
| 7.4.3 强化宏观、中观、微观管制主体责任 |
| 7.4.4 营造良好的工伤预防管制外部环境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祖厉河流域水沙变化特征及水土保持减水减沙效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1 前言 |
| 1.1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降水基本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 |
| 1.2.2 径流基本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 |
| 1.2.3 泥沙基本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 |
| 1.2.4 径流泥沙相关关系研究 |
| 1.2.5 水保措施减水减沙研究 |
| 1.3 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地理位置 |
| 2.2 自然概况 |
| 2.2.1 地形地貌 |
| 2.2.2 气候 |
| 2.2.3 土壤 |
| 2.2.4 植被 |
| 2.2.5 土地利用现状 |
| 2.2.6 社会经济情况 |
| 2.2.7 水土保持现状 |
| 3 研究方案 |
| 3.1 研究目标 |
| 3.2 研究内容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基础数据获取 |
| 3.3.2 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 |
| 3.3.3 水文计算法 |
| 3.3.4 水保计算法 |
| 3.4 技术路线 |
| 4 结果与分析 |
| 4.1 降雨变化特征 |
| 4.1.1 年降雨量特征 |
| 4.1.2 汛期降雨量特征 |
| 4.1.3 年降雨量与汛期降雨量关系 |
| 4.2 径流泥沙变化特征 |
| 4.2.1 水沙时空分布 |
| 4.2.2 水沙变化趋势分析 |
| 4.2.3 径流量与输沙量关系 |
| 4.3 径流泥沙与降雨的相关关系 |
| 4.3.1 降雨径流相关关系 |
| 4.3.2 降雨输沙相关关系 |
| 4.4 减水减沙效益计算—水文法 |
| 4.4.1 双累积曲线法 |
| 4.4.2 统计分析法 |
| 4.4.3 水文法对比分析 |
| 4.5 减水减沙效益计算—水保法 |
| 4.5.1 水保措施数量及保存率 |
| 4.5.2 减水减沙效益指标参数 |
| 4.5.3 减水减沙效益 |
| 4.6 水文法与水保法结果对比分析 |
| 5 结论与讨论 |
| 5.1 结论 |
| 5.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简介 |
（6）华北平原不同轮作模式节水减排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图表目录 第一章 |
| 绪论 1.1 |
| 研究背景 1.2 |
| 国内外研究进展 1.3 |
| 总结与研究不足 1.4 |
| 本研究切入点及研究意义 第二章 |
| 研究方案 2.1 |
| 研究区域概况 2.2 |
|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2.3 |
| 试验设计 2.4 |
| 试验数据采集方法 2.5 |
| 土壤水分含量的计算方法 2.6 |
| 数据统计分析 第三章 |
| 不同种植模式的农田水分利用分析 3.1 |
| 农田水量平衡模型介绍及适应性验证 3.2 |
| 不同种植模式水分消耗特征分析 3.3 |
| 不同种植模式农田水量平衡构成比较分析 3.4 |
| 不同种植模式作物间土壤水分补偿特征分析 3.5 |
| 小结 第四章 |
| 不同种植模式对地下水位的影响分析 4.1 |
| 地下水位年际变化特征 4.2 |
| 地下水位下降的计算方法 4.3 |
| 主要作物净地下水消耗及农田节水启示 4.4 |
| 不同种植模式对地下水位的影响 4.5 |
| 小结 第五章 |
| 不同种植模式的碳足迹评价 5.1 |
| 碳足迹概念及计算方法 5.2 |
| 不同种植模式的碳足迹比较分析 5.3 |
| 小结 第六章 |
| 不同种植模式的经济效益及经济水分利用效率分析 6.1 |
| 不同种植模式的生产力及经济效益分析 6.2 |
| 不同种植模式的经济水分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6.3 |
| 小结 第七章 |
| 结论与讨论 7.1 |
| 结论 7.2 |
| 研究创新点 7.3 |
| 讨论 7.4 |
| 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个人简介 |
（7）“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附图清单 |
| 附表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设定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数字鸿沟 |
| 二、文化信息资源 |
| 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 四、可持续发展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理论 |
| 一、知识沟理论 |
| 二、文化权利 |
| 三、文化传播 |
|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五、公共物品理论 |
| 六、贫困文化理论 |
| 第二节 我国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回顾 |
| 一、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评价分析 |
| 第三章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背景 |
| 一、全球信息化给文化建设带来挑战 |
| 二、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 |
| 第二节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缘由 |
| 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
| 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
| 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需要 |
| 第四章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 |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十五时期 |
| 一、建立试点 |
| 二、启动应用 |
| 三、全国推广 |
| 四、初步探索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二节 普遍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 |
| 一、开展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工作 |
| 二、与相关项目合作共建 |
| 三、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 |
| 四、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 五、普遍发展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三节 巩固提升阶段：十二五时期 |
| 一、继续推进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
| 二、服务新思路：拓展与深化 |
| 三、统筹数字资源建设 |
| 四、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
| 五、巩固提升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四节 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过程的系统分析 |
| 一、建设流程 |
| 二、国家政策影响及作用 |
| 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 |
| 四、资源构成分析 |
| 五、服务方式分析 |
| 第五章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效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层面：消弭社会信息鸿沟 |
| 一、计算机设备增加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二、计算机技能培训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第二节 中观层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一、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 |
| 二、促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层级建设 |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充实文化资源,提升国民生活质量 |
| 一、充实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
| 二、助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 第四节 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文化资源的偏好分析 |
| 一、以“心声·音频馆”为例 |
| 二、以“上图讲座”为例 |
| 第六章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 一、从文献梳理中发现问题 |
| 二、从建设过程与效果中分析问题 |
| 三、从访谈资料中挖掘问题 |
| 四、影响因素的确定 |
| 第二节 国外相似项目介绍及分析 |
| 一、美国：“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 |
| 二、韩国：“信息网络村”(Information Network Village,INVIL) |
| 三、南非：“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 |
| 四、印度：“墙上之窗——学习站”(HiWEL-Learning Stations) |
| 五、日本：“无处不在网络计划”(U-Japan) |
| 六、英国：“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 |
| 第三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 |
| 一、设计导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
| 二、设计主题：突出“标准、规范、反馈、社会化” |
| 三、资源设计：标准统一 |
| 四、制度设计：系统全面 |
| 五、技术设计：拓展利用 |
| 六、服务设计：进村入户到人 |
| 第四节 文化共享工程未来发展实践指导 |
| 一、指导原则：依据顶层设计与相关建设规划 |
| 二、以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构建层级分布式互联网网站群 |
| 三、以“服务年”为契机,实现数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建设 |
| 四、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完善资源基础库 |
| 五、以人才建设为中心,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与工作队伍培训 |
| 第五节 构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A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问题汇总——96篇研究文献梳理 |
| 附录B 国家数字文化网——专题资源库 |
| 附录C 心声·音频馆资源 |
| 附录D 上海图书馆讲座回顾(2002年-2013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插图索引 附表索引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体系的理论综述 |
| 1.2.2 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体系实证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第2章 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理论分析 |
| 2.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界定与构成 |
| 2.1.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界定 |
| 2.1.2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成 |
| 2.2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必要性 |
| 2.2.1 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与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 |
| 2.2.2 长沙技术创新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实证分析 |
| 2.3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
| 2.3.1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经济基础 |
| 2.3.2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力资源基础 |
| 2.3.3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策制度环境 |
| 2.3.4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创新文化环境 第3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现状的考察和分析 |
| 3.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的过程 |
| 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现状的评估 |
| 3.2.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3.2.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3 数据来源说明 |
| 3.2.4 长沙等省会城市技术创新效率的实证分析 |
| 3.3 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DEA-Tobit“两阶段法” |
| 3.3.2 技术创新体系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指标设计 |
| 3.3.3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 3.3.4 技术创新体系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分析 |
| 3.3.5 研究结论 第4章 国内外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考察 |
| 4.1 国外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 |
| 4.1.1 美国——企业主体型 |
| 4.1.2 英国——知识带动型 |
| 4.1.3 日本——技术引进型 |
| 4.1.4 印度——政府推动型 |
| 4.2 国内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 |
| 4.2.1 北京市经验 |
| 4.2.2 上海市经验 |
| 4.2.3 大连市经验 |
| 4.2.4 深圳市经验 |
| 4.3 国内外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 4.3.1 国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 4.3.2 国内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第5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机制研究 |
| 5.1 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 |
| 5.1.1 市场需求和竞争的拉动力 |
| 5.1.2 科技发展内在需求的推动力 |
| 5.1.3 城市发展和竞争的促进力 |
| 5.1.4 企业发展与竞争的自动力 |
| 5.1.5 政府政策导向的掌控力 |
| 5.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推进模式选择 |
| 5.2.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推进的基本模式 |
| 5.2.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推进模式的选择 第6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激励机制构建 |
| 6.1 长沙市政府推进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 6.1.1 推进创新行为现状分析 |
| 6.1.2 政府在技术创新体系中职能的明确界定 |
| 6.1.3 促使政府推进技术创新的博弈分析 |
| 6.1.4 政府促进技术创新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 |
| 6.2 长沙市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 6.2.1 创新行为现状分析 |
| 6.2.2 促进企业选择技术创新行为的激励机制构建 |
| 6.3 长沙市科研机构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 6.3.1 创新行为现状分析 |
| 6.3.2 促进科研机构积极投入技术创新的条件 |
| 6.3.3 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构建 |
| 6.4 长沙市中介机构服务和支持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 6.4.1 技术创新中介服务现状分析 |
| 6.4.2 促进中介机构服务创新行为的激励机制 第7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组织模式的选择研究 |
| 7.1 技术创新基本组织模式比较分析 |
| 7.1.1 “产学研”合作模式 |
| 7.1.2 “官产学研”合作模式 |
| 7.1.3 “官产学研金”合作模式 |
| 7.2 长沙市技术创新组织模式的选择 |
| 7.2.1 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性 |
| 7.2.2 官与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性 |
| 7.2.3 金与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性 |
| 7.3 长沙市技术创新系统“官产学研金”的具体合作方式 |
| 7.3.1 产学研合作方式 |
| 7.3.2 官与产学研结合方式 |
| 7.3.3 金与产学研的结合方式 第8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运作和实现机制 |
| 8.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 R&D 投入产出机制 |
| 8.1.1 R&D 投入产出现状 |
| 8.1.2 R&D 活动的投入产出机制 |
| 8.1.3 完善 R&D 投入产出机制的政策建议 |
| 8.2 长沙市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 |
| 8.2.1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现状 |
| 8.2.2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
| 8.2.3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机制 |
| 8.2.4 完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的政策建议 |
| 8.3 长沙市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 |
| 8.3.1 技术创新成果推广的现状 |
| 8.3.2 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存在的问题 |
| 8.3.3 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 |
| 8.3.4 完善技术创新成果推广机制的政策建议 第9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运行及仿真分析 |
| 9.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的基本模型 |
| 9.1.1 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结构分析 |
| 9.1.2 创新系统运行机制的因果关系分析 |
| 9.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的反馈机制 |
| 9.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 |
| 9.3.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系统动力学模型相关变量与流图 |
| 9.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涉及的主要公式 |
| 9.3.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仿真实证研究 第10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支撑体系构建 |
| 10.1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现状分析 |
| 10.1.1 技术创新人才的界定 |
| 10.1.2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总量及结构分布 |
| 10.1.3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现状存在的问题 |
| 10.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培育机制的构建 |
| 10.2.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培育目标及人才需求预测 |
| 10.2.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人才培育机制：政府引导下的“高研 -中介 - 企业”三位一体模式 |
| 10.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引进机制的构建 |
| 10.3.1 长沙市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的原则及需求主体 |
| 10.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引进体系构建 |
| 10.4 长沙市创新人才的优化配置和使用 |
| 10.4.1 创新人才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原则 |
| 10.4.2 区域人才优化配置机制理论分析 |
| 10.4.3 长沙市创新技术人才的科学配置模式探讨 第11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集群平台构建 |
| 11.1 城市技术创新的空间平台及集群机制的理论分析 |
| 11.1.1 推进城市技术创新必须构建必要的空间平台 |
| 11.1.2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及其主要类型 |
| 11.1.3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的集群创新功能和作用 |
| 11.2 长沙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
| 11.2.1 长沙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建设的现状 |
| 11.2.2 评价结果判定标准 |
| 11.2.3 长沙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
| 11.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空间集群平台运行机制的优化 |
| 11.3.1 长沙市技术创新的科技空间平台运行机制优化 |
| 11.3.2 长沙市技术创新的产业空间平台运行机制优化 |
| 11.4 长沙市科技集群平台和产业集群平台协同发展机制 |
| 11.4.1 科技空间集群平台与产业空间集群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 |
| 11.4.2 科技空间集群平台与产业空间集群平台两者协同发展的路径 . 第12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市场机制建设 |
| 12.1 推进技术创新的技术市场建设研究 |
| 12.1.1 我国技术市场建设的现状分析 |
| 12.1.2 长沙技术市场的构建 |
| 12.2 推进技术创新的人才市场建设研究 |
| 12.2.1 人才市场分析 |
| 12.2.2 长沙人才市场建设的现状分析 |
| 12.2.3 长沙人才市场的完善 |
| 12.3 推进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建设研究 |
| 12.3.1 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分析 |
| 12.3.2 长沙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运行现状分析 |
| 12.3.3 长沙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的构建和运行 第13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支撑体制构建 |
| 13.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
| 1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引导机制 |
| 13.2.1 战略规划 |
| 13.2.2 政策导向 |
| 13.2.3 宣传引导 |
| 13.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扶持机制 |
| 13.3.1 财政扶持 |
| 13.3.2 税收扶持 |
| 13.3.3 公共投资 |
| 13.4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服务机制 |
| 13.4.1 人才机制服务 |
| 13.4.2 创新环境建设 |
| 13.5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管理机制 |
| 13.5.1 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的法规体系建设 |
| 13.5.2 知识产权保护 |
| 13.5.3 信用管理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 A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课题 |
（9）中国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 ——兼论以市场失灵为政策依据理论的不适用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 |
| 1.5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2 政策历程、创新状况及问题的提出 |
| 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发展历程与创新实践 |
| 2.2 三十年来的创新实践状况及评价 |
| 2.3 问题的提出 |
| 3 初始博弈条件：计划科技体系修复及制度缺陷 |
| 3.1 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经济、科技发展状况和制度基础 |
| 3.2 标志性事件：1978 年科学大会 |
| 3.3 相关政策及实施效果 |
| 3.4 计划经济与企业技术创新相容性分析 |
| 4 计划科技体制“改良”与潜在创新主体出现 |
| 4.1 科技体制改革动因分析 |
| 4.2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及对科研机构改革的影响 |
| 4.3 技术成果交易难题辨析：不完全契约角度 |
| 4.4 科技计划及制度性障碍分析：基于委托代理框架 |
| 4.5 潜在创新主体出现 |
| 5 创新主体动态选择与政策变迁 |
| 5.1 创新主体动态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 |
| 5.2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创新政策演化路径 |
| 5.3 承诺和惩罚的不可置信：“市场换技术”政策分析 |
| 6 创新政策发展新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 |
| 6.1 新世纪中国创新政策变迁动因 |
| 6.2 创新政策的阶段性困境 |
| 6.3 不同政策激励条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分析 |
| 6.4 创新政策活动中政府行为的边界：案例分析 |
| 6.5 以市场失灵为创新政策依据的不适用性分析 |
| 7 深圳创新模式：一个有典型意义的研究样本 |
| 7.1 追随深圳企业创新的足迹：从三来一补到创新集群 |
| 7.2 深圳创新政策变迁过程 |
| 7.3 独特的深圳城市创新模式 |
| 7.4 深圳创新路径启示：基于市场的动态演化结果 |
| 8 主要结论和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2 深圳市 1980—2011 年主要创新政策列表 |
| 附录3 中国电子名镇——东莞石碣的调研问卷（节选） |
（10）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理论层面 |
| 1.1.2 现实层面 |
| 1.2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我国宏观科技政策的研究综述 |
| 1.3.2 科技政策理论研究综述 |
| 1.3.3 区域科技政策研究综述 |
| 1.3.4 科技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综述 |
| 1.3.5 少数民族科技政策研究综述 |
| 1.3.6 内蒙古科技规划、政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的创新与特色 |
| 第二章 建国初期,内蒙古开始全面规划科技事业 |
| 2.1 国家确定集中科技资源解决经济建设关键问题的政策 |
| 2.1.1 “十二年”科技规划 |
| 2.1.2 《科研工作十四条》和《十年规划》 |
| 2.2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三年规划八年设想(1960——1967)纲要》 |
| 2.3 内蒙古自治区《1961——1962年科技发展纲要》和《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 |
| 第三章 内蒙古科技事业迎来“科学的春天”,科技规划更加注重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
| 3.1 国家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确立 |
| 3.1.1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
| 3.1.2 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的确立——迎接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的挑战 |
| 3.1.3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
| 3.2 内蒙古科技事业从瘫痪到恢复 |
| 3.2.1 建国以来自治区召开的第一次科学大会 |
| 3.2.2 自治区科技工作进入全面快速恢复发展时期 |
| 第四章 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内蒙古面向经济建设纵深部署三个层次科技计划 |
| 4.1 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科技进步 |
| 4.1.1 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 |
| 4.1.2 “科教兴国”战略确立 |
| 4.2 内蒙古开始实施“八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科技三项改革稳步推进 |
| 4.2.1 内蒙古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
| 4.2.2 科研机构事业费管理和科技三项费用的拨款制度改革政策 |
| 4.2.3 技术市场管理体系基本形成,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成果丰硕 |
| 4.2.4 农村牧区科技综合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
| 4.2.5 民办科技机构崭露头角,成为科技改革新的“生力军” |
| 4.3 内蒙古面向经济建设纵深部署3个层次科技计划 |
| 4.3.1 星火计划与振兴农村经济 |
| 4.3.2 火炬计划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 4.3.3 攻关计划 |
| 4.3.4 其它相关配套科技计划与政策 |
| 第五章 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内蒙古 |
| 5.1 国家确立以创新为主线的科技政策 |
| 5.1.1 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 |
| 5.1.2 科技人才体系不断完善 |
| 5.2 科技计划集中集成,六大领域重点突破,自治区全面推进“科教兴区”战略 |
| 5.3 建立新型科研结构和区域创新体系 |
| 5.3.1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及科研结构调整实施方案的出台 |
| 5.3.2 科研机构转制攻坚战 |
| 5.3.3 全区技术创新大会 |
| 5.3.4 构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
| 5.4 新世纪之初科技基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 5.4.1 科技生产力布局136程 |
| 5.4.2 科技计划5226体系 |
| 5.4.3 建设创新型内蒙古,从“科教兴区”到“科技强区”转变 |
| 5.4.4 科技政策规划体系 |
| 5.4.5 科技投资结构 |
| 第六章 内蒙古科技发展的经验与反思 |
| 6.1 内蒙古科技事业五十年(1958-2008)的发展 |
| 6.2 值得借鉴的几条经验 |
| 6.2.1 以科技规划引领科技战略发展,不断优化科技发展环境 |
| 6.2.2 加快原始创新步伐,充分发挥传统特色产业先发优势 |
| 6.2.3 通过技术进步重大项目推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 |
| 6.2.4 全力打造特色创新平台,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取得显着成效 |
| 6.2.5 强化高层次引进和培养,实现科技资源的跨区域配置 |
| 6.3 有待反思的几个问题 |
| 6.3.1 科技政策与宏观政策关联度大,宏观政策的偏差易致科技政策的盲动 |
| 6.3.2 科技投入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受到制约 |
| 6.3.3 研究开发能力仍然不高,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
| 6.3.4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受制约 |
| 6.3.5 人才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严重制约创新能力的发挥 |
| 6.3.6 科技创新制度与环境不健全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
| 6.4 今后的发展思路及对策建议 |
| 6.4.1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科技投入宏观体系 |
| 6.4.2 在加大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研发平台和产业化载体的升级工作 |
| 6.4.3 推动激励自主创新各项政策的落实,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
| 6.4.4 强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提高科技人才队伍整体水平 |
| 6.4.5 加强国际国内科技合作 |
| 6.4.6 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大科技观，整体推动科技资源向农村牧区延伸 |
| 第七章 内蒙古科技规划绩效评价 |
| 7.1 科技评价综述 |
| 7.1.1 科技评价的范畴和主要方法 |
| 7.1.2 我国科技评价的发展 |
| 7.2 内蒙古科技评价现状 |
| 7.3 以“十一五”为例,基于DEA方法对内蒙古科技规划进行绩效评价 |
| 7.3.1 决策单元的界定与评价指标的选择 |
| 7.3.2 样本归集 |
| 7.3.3 样本运算及分析 |
| 7.4 内蒙古科技规划评价体系构建的建议 |
| 7.4.1 加强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明确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 |
| 7.4.2 加强对评估方法的研究,建立健全科技评估专业规范 |
| 7.4.3 系统研究科技评估的组织管理,统筹科技评估环境建设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水利科技与经济》2002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2]创新驱动背景下科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王智毓.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3]SWAT模型在南小河沟流域绿水评价中的应用[D]. 张玲.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4]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研究[D]. 汤梅梅.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0)
- [5]祖厉河流域水沙变化特征及水土保持减水减沙效益研究[D]. 赵越. 甘肃农业大学, 2016(08)
- [6]华北平原不同轮作模式节水减排效果评价[D]. 杨晓琳. 中国农业大学, 2015(08)
- [7]“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8]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汪娟. 湖南大学, 2013(09)
- [9]中国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 ——兼论以市场失灵为政策依据理论的不适用性[D]. 邓练兵. 华中科技大学, 2013(10)
- [10]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D]. 么红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