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范宗平[1](2021)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2005年,中国开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深,尤其是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灾”的影响。在人民币汇率逐渐市场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对我国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因此本文基于中国近年经济社会的一些变化,研究在汇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有效性在面临国际短期资本流动(HM)冲击时的反应。本文总结了目前已有的研究,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测算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新的分析,并且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衡量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米德冲突”、“三元悖论”和DSGE模型,重点研究了基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市场化趋势之下的国际资本。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建立DSGE模型,该模型基于大型开放经济,包含家庭、企业、银行以及进出口均衡四部门,进行模型求解、参数校准与估计,并对该模型进行包括Granger因果检验等在内的多种检验和实证分析,模拟资本在受到某个冲击后的反应,以此来研究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通过上述模型的构建和实证分析,文章得出如下结论:(1)本文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GDP)、汇率(e)、货币供应量(M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利率(r)五个变量作为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变量,研究结果表明这五个变量也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和预期目标实现的主要渠道;(2)在传导机制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是最快和最有效的;(3)本文认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CPI、e、GDP、M2与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这也说明HM的变动会引起M2、GDP和CPI的有一定比例关系的变动;(4)国际短期本流动是影响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变量变动的原因;(5)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利率增长的贡献度最高,对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贡献最低,也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余雪扬[2](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蔡琬琳[3](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纪昀瑛[4](2021)在《基准利率对公司债利率的传导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我国为完善基准利率机制、提高利率传导效率做出了许多实质性的改革。在经历货币政策工具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道路上,学者们对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直有争论和质疑的声音,包括金融市场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等问题。央行在启动货币政策时,是否能切实影响到实体经济,这是本文思考的起点。本篇论文以公司债市场的债券利率为切入点,研究了2014年至2020年时间段,(公司债)债券融资成本和Shibor(上海同业拆借利率)及国债收益率利率之间的传导关系。梳理前期研究发现,Shibor和国债利率分别作为被普遍接受的的货币市场基准和债券无风险基准,在学界的认可度较高。因此,本文将两者综合考虑,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研究基准利率的传导效果及其特点。本文的定量研究得到以下几个主要发现:第一,在现行的利率体系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确实能够通过利率这一价格型指标影响到企业的债券融资成本端。第二,Shibor利率和国债利率对公司债利率都有一定的传导效果,且国债利率的传导效果大于货币市场利率;在货币市场不同期限品种中,Shibor7天品种的传导效果最好;第三,Shibor利率对公司债利率主要有超前的影响,而国债利率对公司债利率多是当期影响。在共动性分析基础上,对数据进行了超前滞后调整后,也得到了利率传导效果显着的结论。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以上利率传导效果是否具有时变性,以及是否具有不同品种差异性的特征,得出结论:这一利率传导的效果会受到信用级别、时间因素、疫情冲击的影响。第一,2018年后,基准利率对公司债利率的传导整体有显着提高;第二,新冠疫情期间,基准利率对公司债利率的传导效果依然显着,但是在传导路径上不同利率发挥的作用有所变化;第三,信用级别影响传导效率,信用级别越低,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效果越不佳。当前,我国基准利率的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各个市场之间(特别是货币市场、国债市场、公司债市场)的联动程度,在体制上为构建短中长期的无风险基准曲线打下基础。
徐野林[5](2021)在《我国影子银行周期性及其货币政策效应检验》文中研究指明影子银行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体系内的交易结构日趋繁杂,对货币创造和经济金融形势影响巨大,是央行、银保监、证监会多方关注重点对象。本文着重研究影子银行周期性及其货币政策效应,通过文献梳理及现状分析发现我国影子银行发展主要源于金融抑制和监管套利,核心影子银行活动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目前的业务模式呈现出多样化且存在多层杠杆嵌套,风险性较高,有必要对其严格监管。在理论上,通过引入影子银行的CC-LM模型论述了影子银行信用创造能力,分析影子银行体系可通过信贷、资产、利率多种渠道影响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并利用TVP-VAR模型实证验证影子银行的周期性及其对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量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影子银行的周期性具有时变性,现阶段呈现顺周期态势,因为通道叠加现金漏损率高,对货币供应量具有负向作用,长期以来对利率以及房价的上涨具有推动作用,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李博文[6](2020)在《收益率宽幅:企业僵尸化的成因与脱僵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高速度增长过程中,出现了僵尸企业和企业僵尸化的现象。实体企业的僵尸化程度不断加深,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侵占和浪费了大量金融资源、积聚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僵尸企业和企业僵尸化的成因、遏制企业僵尸化趋势是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举措。根据马克思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收益”的平均收益率理论,刺激性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导致了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上涨等负外部性效应,形成了不同类型资产之间的收益率差异持续拉大的收益率宽幅现象。本文探讨了如何判断企业僵尸化程度,基于“虽然是等量资本却由于资本形态不同导致的收益率差距持续拉大”的收益率宽幅现象,分析了收益率宽幅是否是企业僵尸化的成因、针对企业僵尸化的成因应该运用何种政策工具遏制僵尸化趋势以及促使企业脱僵。基于收益率宽幅的基本概念与逻辑分析框架,对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运用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构建了判断与衡量僵尸化程度的僵尸化指数。通过多元回归、PSM、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利用结构方程(SEM)构建了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影响路径模型,探讨了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传导机制。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与收益率宽幅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对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揭示了收益率宽幅是企业僵尸化的深层次成因,提出了遏制企业僵尸化的工具选择与激励政策,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首先,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企业僵尸化指数,对上市公司僵尸化程度的现状及分布情况进行了基本描述。运用企业僵尸化指数和3σ法确定了样本的僵尸企业预警临界值和预警区间。其次,通过面板多元回归、工具变量、PSM等方法检验了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收益率宽幅对僵尸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收益率宽幅是企业僵尸化的深层次原因,可以通过管控收益率宽幅实现遏制企业僵尸化程度的目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探讨了收益率宽幅影响企业僵尸化的传导路径及作用机制;利用Bootstrap检验方法,比较了不同路径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收益率宽幅通过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能力两条中介路径对企业僵尸化产生影响;其中,企业金融化是收益率宽幅对企业僵尸化产生影响的主要路径。同时,验证了收益率宽幅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对僵尸化程度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在低内控水平企业或国有企业中,创新能力路径的中介效应影响更强,金融化对创新能力有抑制效应,加剧了企业僵尸化程度。最后,通过分析不同宏观经济政策与收益率宽幅之间的逻辑关系发现:货币政策、政府补贴、税收优惠都会对收益率宽幅产生显着影响。按照内部控制和股权性质分组检验后发现:内控水平高的企业中货币政策对收益率宽幅影响更加显着;低内控或非国企中,政府补贴对收益率宽幅影响更加显着;相对于国企,税收优惠在非国有企业中对收益率宽幅调控作用更加显着。因此,根据实证研究结论,从货币政策、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金融市场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企业僵尸化、激励企业脱僵的政策性措施。本文具有创新思路的研究工作量如下:其一,基于收益率宽幅的基本概念与逻辑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企业僵尸化的形成机制,发现收益率宽幅越大企业僵尸化程度越高,揭示了企业僵尸化的深层次动因。其二,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企业僵尸化指数和僵尸企业预警区间,为衡量、判断企业僵尸化程度提供了客观标准。其三,基于结构方程,揭示了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传导路径和调节效应影响。厘清了其中作用机制,为遏制企业僵尸化的政策工具选择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其四,实证检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收益率宽幅的形成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僵尸化趋势的脱僵政策工具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微观支撑。
武兴伟[7](2020)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利率政策传导机制和宏观经济效应分析》文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控制融资成本,刺激经济复苏与发展,大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对利率实施管制。然而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利率管制政策逐渐呈现出负面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趋凸显。步入上世纪70年代后,金融管制更多被放开,由此带来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利率市场化浪潮。利率市场化是指一个经济体中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经济活动中的利率水平,市场机制在资金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大通过《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利率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市场利率管理体系,即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利率作为货币和资金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也就是让市场在资金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自上世纪末期起,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银行贯彻“先贷款、后存款,先外币、后本币,先长期,后短期”的原则,推进债券及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的逐步形成,并坚持以分步走方式持续推进贷款、存款利率的市场化。1996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我国央行建立起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构建形成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hibor)。1996年6月1日起,央行放开对同业拆借利率管制,利率水平由拆借双方协商确定,这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与此同时,证券交易所市场首次采用利率招标方式发行国债,开启了国债发行利率市场化。1997年6月,央行推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存款类金融机构所持国债统一转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流通,同时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利率和债券交易利率的管制予以放开。1998年9月,国家开发银行首次以公开招标方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融债券,由此拉开金融债券发行的市场化序幕;1999年10月,财政部首次以利率招标方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国债,标志着在我国基本实现债券利率市场化。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央行积极推进货币政策转型并加以完善,使得市场在利率定价方面有着更大的自主权,促使其发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自1998年起,对信贷规模的管控被取消;同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了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再贴现利率与再贷款利率脱钩,成为独立的利率种类,并成为中央银行一项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1998-1999年两年间,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1999年10月,央行批准中资商业银行对中资保险机构试办长期大额协议存款业务,存款利率由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协商确定。2000年9月,央行实施外币存贷款利率管理体制改革,由各商业银行自主决定外币贷款利率和大额外币存款利率。2002年3月,央行放开对非居民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的管控;2003年7月,放开了英镑、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的外币小额存款利率管制;2003年11月,央行对美元、日元、港币、欧元等外币居民小额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在未超出上限的条件下,各商业银行依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动,自主决定存款利率。2004年,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进入新时期,重心转向推进本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2004年10月,央行出台文件放开本币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和存款利率下限管制。2008年后,对存贷款利率的浮动以有序、稳步的方式进行了扩幅。2013年7月,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管制被完全放开。在存款利率方面,央行在2015年10月也放开上限管制,这标志着在存贷款利率方面,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虽然自2015年10月以来,我国已经放开了对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但是在实际机制运行中,由于中央银行公布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然存在,在开展存贷款业务时商业银行仍然是按照基准利率定价,并设置贷款利率隐性下限和存款利率隐性上限,这使得我国面临利率两轨制的状况。一方面,在债券与货币市场上,债券和资金利率是基于供需状况由金融市场自主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在存款和贷款领域,虽然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浮动的上下限,但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然存在,商业银行开展业务时,主要还是参考存贷款基准利率。所以,市场上同步存在两种利率,即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利率双轨制对利率政策传导造成阻碍。自2018年起,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创新及灵活运用,采取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等手段,向金融体系适度投放资金以使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银行间市场票据融资利率、国债、金融债、中高评级信用债收益率等均明显回落,幅度超过1%,但由于国内存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两轨并行,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受阻,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难下。从央行发布的数据来看,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在2019年二季度末为5.94%,与上一季度相比较,仅有0.1%的降幅,与2017年末、2018年末相比较,仍旧有0.14%、0.03%的增幅。综上所述,在当前经济环境下,通过推进利率“两轨并一轨”,从而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使货币政策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发凸显。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向外界表示,我国将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两轨逐渐统一。2018年5月,在央行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一八年第一季度)》中,提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施仍旧面临着部分“硬骨头”(也就是存在利率“两轨制”),要求在利率市场化的引导下逐步完成“两轨”合一。2019年5月,央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一九年第一季度)》,以专栏的形式对贷款利率实现“两轨”统一的重要性(包括提升市场竞争力、压缩风险溢价、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等)进行了着重分析。2019年6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商业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机制,更好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在实际利率形成中的引导作用。2019年8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低和解决融资难问题,明确提出改革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机制的方案。接下来的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称,“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LPR的报价方式按照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加点形成;并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由原有1年期一个期限品种扩大至1年期和5年期以上两个期限品种。由此,我国“利率并轨”由此迈出标志性的重要一步。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首先对现有的国内与国际方面的关于利率与利率市场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几个代表性国家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接下来,基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货币政策的演变的互生互促关系,分析了我国的货币政策发展历程、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回顾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以期对国内利率市场化目前的现状以及所处的阶段进行定位。之后,再对利率传导机制问题展开探讨,从利率传导机制理论出发,分析了利率双轨制背景下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运用多项实证分析工具,如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相关分析、时差相关分析及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等,对我国利率政策传导链条的不同节点的效果进行了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作为政策利率的央行公开市场利率到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环节遇到梗阻;金融市场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动可以传导到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但传导效果不佳,仅呈现弱效应;实体经济的融资行为受其融资利率的变动影响较弱;在金融市场体系内部,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的利率传导基本有效。这说明在我国货币政策尚处在转型期的背景下,由于受利率政策尚不完善、数量型工具的较多使用、利率管制的存在以及实体经济利率敏感性不足等因素影响,导致我国利率政策从实施经传导,到最后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渠道不够通畅,政策效应不佳。接下来,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紧扣目前国内利率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探讨了市场利率变量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对宏观经济效应的时变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并没有显着的促进利率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2013年以前利率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较为稳定(但弱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从2013年后,利率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趋于弱化,可能的原因是2013年之后,我国经济经历一个主动去杠杆的时期,之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名义利率调整较为滞后,并没有随经济增速趋缓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制约利率传导机制的因素依然存在,导致利率传导效率较低。因此,我国利率市场化有待深入推进,尤其是针对制约利率传导机制的因素,要重点加以解决或完善。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给出了具体建议:一、以利率并轨为着力点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畅通利率传导机制;二、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三、增强市场主体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使国有企业在预算方面的软约束现状得以转变,地方政府在投资方面的冲动得到抑制,从而使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四、打造公平竞争环境,扩大中小企业的准入行业领域,优化资金和资本配置,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监管,促进其有序健康发展;五、创造利率“并轨”的良好外部环境;六、完善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加快推进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调控转变为价格型调控,根据经济基本面变动和金融市场情况灵活地对短端政策基准利率进行调整,从而有效地对货币市场利率进行引导;七、转变对商业银行债券投资以及同业业务的监管理念,促使这些业务能够获得健康、规范且可持续发展。接下来,本论文深入探讨了基准利率体系的选择和培育问题,分析认为当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所参考的中期借贷便利利率(MLF)不宜作为基准利率;提出选取短端与中长端基准利率分别选择银行间以利率债为质押的隔夜回购利率(DR001)、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或参照短端基准利率的掉期(IRS)利率构建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的建议。
塔琳[8](2020)在《P2P网络借贷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演化大大减少了传统金融中介的必要性。P2P网络借贷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之一,在过去短短几年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P2P业务依托多样化的互联网平台,具有成本优势与信息优势,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产品和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范围,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与此同时,P2P网络借贷行业也存在着野蛮生长、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其行业自身风险也可能会通过货币市场、信用市场等迅速传染到其他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在2013年、2015年末和2017年末到2018年第三季,先后经历了三波爆雷潮,投资者和市场对金融创新的信心受到了巨大打击,P2P网络借贷引发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对金融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威胁不容忽视,也对法律监管和政府管理职责的履行提出了新的挑战。金融稳定是金融安全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很显然,目前亟待对P2P网络借贷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研究,这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归纳总结法与抽象演绎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本文的理论基础有监管套利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长尾理论和“二次脱媒”。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基于以下思路:第一,对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金融稳定、P2P网络借贷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综述并明确本文的研究重点。第二,在分析P2P网络借贷行业总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总结阐述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其影响效应涉及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金融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第三,结合以往文献,梳理出相对较为全面的金融稳定内涵框架,根据此框架将权衡金融稳定性的指标分为三个一级指标,分别为金融机构平稳运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金融市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再把这三个一级指标细分为12个基础指标,从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程度的角度来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选取2011年3月-2018年9月的30期季度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金融稳定指数。在合成金融稳定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定量检验P2P网络借贷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第四,从经典理论出发,系统厘清了P2P网络借贷对金融稳定影响的链条机理,从资金融通、货币政策、风险溢出和监管套利四个角度进行考察。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时变Copula模型实证检验了P2P网络借贷体系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机理。第五,分别从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给出了基于金融基础设施稳定的P2P网络借贷优化方案,重点阐述了区块链在网络借贷征信领域的应用与大数据在网络借贷风险预警领域的应用。第六,根据前文分析结论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P2P网络借贷的对策建议,以期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总体来看,金融稳定指数的变动轨迹大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中国金融稳定程度始终呈现波动趋势,但处于零值以上的年份偏多,说明在长期趋势下我国保持了金融稳定状态。第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P2P网络借贷对金融稳定有消极影响。具体来看,P2P网络借贷发展会降低金融机构的稳定程度;其对金融市场具有滞后影响效应,会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程度;P2P对抵御外部冲击能力的影响并不显着。第三,分别从资金融通、货币政策、风险溢出、监管套利几个方面厘清了P2P网络借贷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理论机理,经实证研究发现,P2P网络借贷短期内对资金融通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平缓;P2P网络借贷对货币政策的执行在短期内会有一定负向冲击;P2P网贷市场与股票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几乎不存在风险溢出效应。这主要是由于P2P网络借贷的体量在整个金融市场中所占比重较小,各市场存在的结构差异、制度壁垒使得P2P网络借贷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性,因此在量化分析的角度看现阶段的网络借贷市场较难以引起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暴露。但是由于P2P网络借贷平台涉及的投资人、借款人和机构数量都较多,其风险传导效应和不良经济社会影响仍应引起监管当局和研究人员的关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金融稳定问题研究与动态发展变化的P2P网络借贷结合在一起,具有新颖的视角;其次,从理论与实证层面系统性厘清了P2P网络借贷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理,拓展了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框架,丰富了金融稳定、金融安全相关理论内容。再次,提出了利用区块链技术完善网络借贷征信体系与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网络借贷风险预警系统的应用方案,对于维护金融基础设施稳定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柏青华[9](2020)在《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借贷有效地填补了我国传统金融服务供给的不足,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空间,不过风险也随之不断叠加,并最终导致问题爆发。2018年集中兑付危机导致多家借贷平台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击。2019年,监管部门强化了对网络借贷行业的监管,在经历整改、备案、检查后,基础设施建设和规范体系建设日渐成熟,发展规划、行业标准稳步推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在网络借贷行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对行业的现状及问题进行总结归纳,以整个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生成机理为切入点,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行业风险的生成机制进行建模,总结出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特征和风险生成机制,非常有必要。近几年,网络借贷平台存量大幅下降、平台交易量持续减少和平台产品收益率下降。一方面是行业监管力度跟不上,具体表现为对资金存管方面的监管仍然不健全、平台备案的细节不完善和行业规范程度不系统。另一方面在于网络借贷平台本身是信息中介但是为了逐利而违规经营信用中介的业务,而且由于互联网基础和多方参与,网络借贷具有风险的强叠加性和复杂度多元多维性的特征,使网络借贷风险积累速度和烈度远超传统金融借贷。从风险影响的对象看,网络借贷风险冲击的对象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人,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本文从整个网络借贷行业的角度,分析了网络借贷行业作为信用中介的风险生成机制,理清了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和行业本身对网络借贷行业冲击造成风险的传播路径,构建了风险生成机制的指标体系,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风险传播路径进行建模分析。本文在简化原则的基础上忽略个别中介变量,就风险起源的主体进行建模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环境直接对网络借贷行业造成的冲击是网络借贷行业波动的最大诱因。小微企业是网络借贷行业的主要客户,小微企业生存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巨大,因而小微企业的生存艰难会对网络借贷行业造成致命打击。本文实现以下几点创新:第一是扩宽了网络借贷监管的研究视角。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单一的监管制度讨论或者单个案例的分析,缺乏契合网络借贷特点具有宏观行业视角的研究思路。本文跳出单个网络借贷机构案例的研究和网络借贷行业内部的研究,将网络借贷行业放在整个社会宏观经济运行背景下讨论,结合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环境等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尝试理清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生成的源头以及生成机制,扩展网络借贷行业监管的广度和深度。第二是深入分析了网络借贷机构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来源及其演化机制,并采用实际数据进行验证,将传统金融风险管理的框架引入网络借贷行业风险分析,在成熟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分析,从而为风险监管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实施的路径。第三是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描述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的形成机制。相比普通的回归模型或者时间序列模型,结构方程适用于含有潜变量、相关关系更加复杂的模型结构。由于本文将网络借贷行业置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下进行研究,所涉及到的领域不止一个,各领域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较为复杂、不存在一个单一指标就能将网络借贷风险领域完整描述,所以结构方程模型的引入就显得尤为合适,为网络借贷行业风险分析开辟了新思路。第四是本文的大部分理论分析都有数据支撑,并用统计学方法加以验证,使得对网络借贷行业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落实到了实际的数据证据。而且,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修正,使得理论和实践得以真正地深入结合,相互指导,也从方法层面上丰富了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监管的研究手段和分析思路,扩充了相应的理论体系。
陈瑶雯[10](2020)在《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文中提出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与优化升级是新时代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榜样、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需要我们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两种资源,不断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配置、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和优化升级进程。从历史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幅度以及速度明显高过以往。聚焦当前实体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从出口产业、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层面观察,都有待加速推动产业高级化进程。特别就出口产业层面而言,我们目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低端出口产能过剩、优势产能面临竞争、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低、出口产品附加值低、高端出口产业链不够完备和在出口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有份额不足等方面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待提高,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带动力量之一,出口产业结构有待高级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全产业链亟待从低附加值的传统生产贸易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环节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利润空间,提高出口竞争力。向未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指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出口产业,淘汰落后产业,转移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深入推进先进信息技术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出口产品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出口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围绕“出口”构建现代化知识产业发展新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全球经济多维融合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与国内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深化与格局重塑、国际贸易与投资新格局的重塑或变动,对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体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将愈发明显。我们知道,实际汇率发生变动,以外币计价的一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必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贸易规模和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会引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生产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引导出口产业结构的整体性改变。因此,汇率作为沟通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在普遍推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汇率对各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愈加重要。从现有的研究看,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将促使企业利用市场价格手段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提升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使其盈利增长模式更加合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格局重塑的现实下,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支撑作用,出口产业链地位更加重要。就我国来说,随着“一带一路”进程和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与全球经济频繁互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影响的复杂性及其双向波动的不确定性(幅度与方向)已经成为“新常态”。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利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方向与幅度)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愈发重要。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基础支撑理论,建立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证得出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传导与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改变、国际资本流动(FDI与OFDI)与全球生产要素重整等渠道,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验借鉴,本文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与汇率的关系及其汇率政策经验,然后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出口产品质量与汇率的关系及其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并基于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标准的CGE模型来模拟汇率波动对我国各经济和产业变量的影响,从而为构建汇率走廊边界以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提供实证支持,最终对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汇率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政府引导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要重视汇率政策工具。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既有市场的主导作用,也有政府的行政干预。汇率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政策工具之一,就要使“两只手”更好的发挥作用。在尊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或措施使生产要素和生产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出口行业或产业向高效率出口行业、产业流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水平,让“结构红利”成为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动力源。汇率作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调节变量之一,能够凭借汇率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动力机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充分调整,导致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或者反过来恶化。尤其在中国开放大门不断敞开的现实情况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发挥调节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着,必将成为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价格机制,即通过汇率的变化引导进出口价格、进出口规模和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改变,实现对出口产业结构各个相关经济变量的深入调节。因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国汇率政策的适当调整、方向与幅度的适度管控,不仅能够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出口企业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生存空间,还能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内需和外需之间相机转换,从而对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特别是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在生产要素导向的出口产业发展中,应对汇率风险的是出口产业的高度化及在此基础上的出口产业结构优化。一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整体状态可以通过该产业的相关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的动态位置及其竞争优势来评估。企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真正的生存能力体现于其在全球价值链形成中的增加值权重及其竞争优势,而这种生存能力更多的表现于企业出口产品的高科技附加值或生产要素禀赋、企业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拥有的相关人才数量和技术资源以及技术更新能力、获取知识产权的能力、应对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综合能力、应对汇率大幅度波动风险的能力等,正是这些能力的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形成出口产业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我们考虑的是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的全要素竞争能力。因此,政府部门想依靠一时的环境改变或者政策保护来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可能有效的。与此相反,主要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并处于初级要素导向和资源禀赋依赖阶段的产业,产业发展空间产品的低价格扩张将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导致需求受到抑制。形成持续和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结构状态离不开技术进步作为支撑。外部压力可以促使企业产生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促使出口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而非在低水平上简单地扩大再生产。政府应该通过改变出口产业所在环境的政策背景,改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的作用,借以促进更高级别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最终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改造进程。研究认为,利用汇率政策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要把握好汇率波动的方向,管理好汇率波动的幅度,实现区间管理。我国过去奉行的汇率政策倾向于低估人民币汇率,采取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通过净出口的增加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但是,这一政策也使得形成了初级产业层面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相应限制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我们希望借助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水平,逼迫出口企业淘汰低附加价值行业产品,释放生产要素发展高知识技术、高科技附加价值产业,推进出口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汇率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毕竟只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其他政策亦可能改变因为汇率变动而形成的优势或劣势。因此,汇率政策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国内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的积极配合。在汇率波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受到挑战,企业就要积极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适应汇率波动和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行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相关行业的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必须到考虑汇率因素,我们既要利用好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也要通过构建汇率走廊确定政府干预的边界,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让出口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二、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1.1.1 选题目的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和不足 |
2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分析 |
2.1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 |
2.1.1 国际资本流动 |
2.1.2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分类 |
2.1.3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测算 |
2.1.4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 |
2.2 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概念 |
2.2.1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衡量 |
2.2.2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
2.2.3 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概述 |
2.3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 |
2.3.1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2.3.2 “三元悖论” |
2.3.3 米德冲突 |
2.3.4 DSGE模型 |
2.4 小结 |
3 基于汇率市场化背景下的影响研究 |
3.1 汇率市场化现状 |
3.1.1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历史 |
3.1.2 我国汇率市场化现状 |
3.2 汇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国际短期资本 |
3.2.1 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现状 |
3.2.2 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项目构成 |
3.2.3 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流出我国的原因 |
3.2.4 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 |
3.2.5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渠道 |
3.3 小结 |
4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4.1.1 变量选取 |
4.1.2 数据处理 |
4.2 模型构建 |
4.2.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构建 |
4.2.2 参数校准与估计 |
4.3 实证分析与结果 |
4.3.1 描述性统计 |
4.3.2 平稳性检验 |
4.3.3 VAR模型的建立 |
4.3.4 Granger因果检验 |
4.3.5 协整检验 |
4.3.6 脉冲响应与模拟分析 |
4.3.7 方差分解 |
4.4 小结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5.1 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5.2.1 加强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 |
5.2.2 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5.2.3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参考文献 |
(2)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一、研究方法 |
二、内容框架 |
三、主要创新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一、全文总结 |
二、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 |
1.4.2 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2.2.5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4.1.1 模型的设定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5.1.2 贸易渠道 |
5.1.3 投资渠道 |
5.1.4 金融渠道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进一步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政策建议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4)基准利率对公司债利率的传导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 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
1.1.2 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情况 |
1.1.3 我国公司债债券市场基本情况 |
1.2 问题的进一步提出 |
1.3 研究内容和论文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5 与前期文献的不同思路 |
第2 章 文献综述 |
2.1 货币政策传导与利率传导 |
2.1.1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基础理论概述 |
2.1.2 我国的货币传导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
2.1.3 利率传导的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因素总结 |
2.1.4 货币政策传导文献小结 |
2.2 债券利率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2.2.1 债券利率的风险结构理论 |
2.2.2 债券信用利差的文献综述 |
2.2.3 货币政策与期限结构理论的关系 |
2.2.4 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定价的文献综述 |
2.3 基准利率对公司债利率的影响机制 |
第3 章 主要概念界定与研究设计 |
3.1 关于传导效率的概念界定 |
3.2 研究假设 |
3.3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3.4 模型选择和数据预处理——固定时间窗口的滚动标准差模型 |
3.5 本章小结 |
第4 章 公司债利率传导效果滚动标准差回归的实证分析 |
4.1 描述性统计(变量原序列) |
4.2 变量波动率的相关系数分析 |
4.3 初步发现 |
4.4 共动性分析和模型调整 |
4.5 本章小结 |
第5 章 基准利率对公司债利率传导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
5.1 分时间段的回归结果比较——两阶段 |
5.2 疫情事件对利率传导的冲击 |
5.3 信用级别对公司债传导效果的影响 |
5.4 本章小结 |
第6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和建议 |
6.2 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5)我国影子银行周期性及其货币政策效应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3.1 创新点 |
1.3.2 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影子银行定义及其业务范围 |
2.2 影子银行与经济风险研究 |
2.3 影子银行周期性及货币政策研究 |
2.4 文献总评 |
3 我国影子银行周期性及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机理分析 |
3.1 影子银行周期性问题分析 |
3.1.1 影子银行的顺周期性 |
3.1.2 影子银行的逆周期性 |
3.1.3 影子银行周期性 |
3.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3.2.1 利率传导机制 |
3.2.2 信贷传导机制 |
3.2.3 资产价格传导机制 |
3.3 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
3.3.1 影子银行创造货币机制 |
3.3.2 引入影子银行的修正CC-LM模型分析 |
3.3.3 基于修正的CC-LM模型的货币效果分析 |
3.4 理论分析小结 |
4 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和货币政策现状分析 |
4.1 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特征分析 |
4.1.1 我国影子银行的运作模式特征 |
4.1.2 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分析 |
4.1.3 我国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演变 |
4.2 我国货币政策介绍 |
4.2.1 我国货币政策发展特征 |
4.2.2 我国货币政策运行现状 |
4.3 现状分析小结 |
5 影子银行周期性和货币效应实证分析 |
5.1 模型建立 |
5.2 变量选取 |
5.3 实证分析 |
5.3.1 平稳性检验 |
5.3.2 MCMC检验 |
5.3.3 实证检验 |
5.4 实证小结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
6.2.2 进一步加强房市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
6.2.3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第三方评级机构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附录 matlab运行代码 |
(6)收益率宽幅:企业僵尸化的成因与脱僵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研究视角与研究现状 |
1.2.2 文献评述 |
1.2.3 收益率宽幅概念界定 |
1.2.4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收益率宽幅现象与企业投资行为 |
2.1.1 会计计价模式与收益率宽幅 |
2.1.2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资产配置 |
2.1.3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经营利润中的现金含量 |
2.2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作用机制分析 |
2.2.1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 |
2.2.2 收益率宽幅与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 |
2.2.3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成因分析 |
2.2.4 收益率宽幅与不同类型企业的僵尸化影响分析 |
2.3 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收益率宽幅的成因分析 |
2.3.1 货币政策与收益率宽幅的形成机制 |
2.3.2 政府补贴与收益率宽幅的相关关系 |
2.3.3 税收优惠与收益率宽幅的之间的调节作用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指数的构建 |
3.1 收益率宽幅及其测度 |
3.1.1 收益率宽幅的度量方法 |
3.1.2 上市公司不同类型资产的收益率差异与收益率宽幅现象 |
3.1.3 收益率宽幅现状及分布情况 |
3.2 企业僵尸化指数构建与僵尸化程度测度 |
3.2.1 企业僵尸化指数的构建 |
3.2.2 企业僵尸化程度的测度 |
3.2.3 企业僵尸化指数与僵尸化程度的实证检验 |
3.2.4 上市公司僵尸化程度的现状与分布 |
3.3 企业僵尸化指数与僵尸企业预警 |
3.3.1 僵尸企业预警临界值及预警区间 |
3.3.2 预警区间的分布 |
3.3.3 收益率宽幅与僵尸企业预警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
4.1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关系的研究设计 |
4.1.1 收益率宽幅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模型 |
4.1.2 内生性问题 |
4.1.3 研究样本选取 |
4.2 收益率宽幅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分析 |
4.2.1 多元回归检验结果 |
4.2.2 稳健性检验结果 |
4.3 模型内生性问题分析 |
4.3.1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
4.3.2 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影响路径分析 |
5.1 研究设计 |
5.1.1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传导路径模型 |
5.1.2 不同调节效应下的传导路径模型 |
5.2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传导路径分析 |
5.2.1 结构方程模型及配适度检验 |
5.2.2 传导路径的检验结果 |
5.2.3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中介路径效果检验 |
5.2.4 中介路径影响程度检验 |
5.3 内部控制调节效应下的传导路径分析 |
5.3.1 结构方程模型及配适度检验 |
5.3.2 内部控制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
5.3.3 不同内控水平下的中介路径影响差异检验 |
5.4 股权性质调节效应下的传导路径分析 |
5.4.1 结构方程模型及配适度检验 |
5.4.2 股权性质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
5.4.3 不同股权性质下的中介路径影响差异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宏观经济政策与收益率宽幅关系的实证分析 |
6.1 宏观经济政策与收益率宽幅关系的研究设计 |
6.1.1 宏观经济政策对收益率宽幅的影响模型 |
6.1.2 主要变量选择 |
6.1.3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6.2 宏观经济政策对收益率宽幅的影响分析 |
6.2.1 实证检验结果 |
6.2.2 稳健性检验 |
6.3 不同类型企业中宏观经济政策对收益率宽幅的影响分析 |
6.3.1 基于内部控制分组的检验 |
6.3.2 基于股权性质分组的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实体企业僵尸化的政策工具选择 |
7.1 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实体企业僵尸化的货币政策选择 |
7.1.1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币值稳定 |
7.1.2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资金渠道 |
7.1.3 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配合宏观审慎政策 |
7.2 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实体企业僵尸化的政府补贴政策选择 |
7.2.1 加强对实体行业的补贴力度 |
7.2.2 加强对补贴资金使用用途的监管 |
7.2.3 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措施 |
7.3 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实体企业僵尸化的税收优惠政策选择 |
7.3.1 从结构性减税到实质性减税 |
7.3.2 按照企业研发创新实施阶段实行差别化税率 |
7.3.3 对资本利得征收差异化的累进税率 |
7.4 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实体企业僵尸化的金融市场化发展政策选择 |
7.4.1 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培养理性长期投资者 |
7.4.2 鼓励和引导发展民营银行,建立多层次银行体系 |
7.4.3 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控金融系统风险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利率政策传导机制和宏观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序言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路线图 |
第三节 本文创新与不足 |
一、本文创新点 |
二、本文的不足 |
第四节 相关文献综述 |
一、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研究 |
二、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
三、利率市场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相关研究 |
四、文献评述 |
第二章 利率市场化理论及国际经验 |
第一节 利率市场化一般理论 |
一、利率决定理论 |
二、金融发展理论 |
三、泰勒规则 |
第二节 部分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一、美国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二、日本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三、德国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四、韩国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五、部分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基本经验和启示 |
第三章 我国货币政策演进背景下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分析 |
第一节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进 |
一、货币政策演进的历程 |
二、现行货币政策存在的问题 |
第二节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分析 |
一、起步阶段 |
二、休整阶段 |
三、加速推进阶段 |
四、继续改革完善阶段 |
第四章 我国利率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利率传导机制理论 |
一、累积过程理论 |
二、资本费用说 |
三、IS-LM模型中的利率传导 |
第二节 我国利率双轨制背景下的利率传导机制 |
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 |
二、我国利率双轨制仍然存在 |
三、利率双轨制导致利率政策传导不畅 |
第三节 同业业务的发展对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 |
第五章 我国利率政策传导过程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指标的选取和预处理 |
第二节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 |
一、相关性分析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第三节 货币市场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的传导 |
一、相关性分析 |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三、时差相关分析 |
四、VAR模型分析 |
第四节 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向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传导 |
一、相关性分析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三、VAR模型分析 |
第五节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对融资规模的影响 |
一、相关性分析 |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三、时差相关分析 |
第六章 我国利率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TVP-VAR模型发展综述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
第三节 估计结果、统计检验及模型结果分析 |
一、TVP-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
二、模型结果分析 |
第七章 提高利率传导效率促进利率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建议 |
第一节 以畅通利率传导机制为指向改革利率“双轨制” |
一、提升中期借贷便利工具对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 |
二、探索中期借贷便利工具再换“锚”的可能性 |
三、适时放开存款利率隐性约束 |
四、在提升银行利率自主定价能力的同时发挥好利率自律机制的作用 |
第二节 培育市场基准利率 |
第三节 增强市场主体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 |
第四节 打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 |
第五节 创造利率“并轨”的良好金融货币环境 |
第六节 改革和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 |
第七节 转变对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监管理念 |
第八章 提高利率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关键点:基准利率体系选择与构建 |
第一节 理想基准利率体系的特征 |
一、可靠性 |
二、相关性 |
三、可控可测性 |
四、稳定性 |
五、传导性 |
第二节 我国潜在基准利率比较 |
一、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
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 |
三、债券回购利率 |
四、中央银行政策利率 |
五、国债收益率 |
第三节 西方国家基准利率改革及我国基准利率选择 |
第四节 推动新基准利率体系形成的主要路径 |
一、通过优化国债市场提高市场价格发现能力 |
二、通过完善债券回购市场鼓励商业银行把市场利率作为存贷款利率定价基准 |
三、通过丰富衍生品市场交易品种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P2P网络借贷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2.1 研究内容 |
1.2.2 技术路线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2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基础理论 |
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2 长尾理论 |
2.1.3 “二次脱媒”理论 |
2.1.4 金融脆弱性理论 |
2.1.5 监管套利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金融稳定的内涵 |
2.2.2 金融稳定影响因素 |
2.2.3 P2P网络借贷与金融稳定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 |
2.2.4 P2P网络借贷监管与发展对策研究 |
2.2.5 维护金融稳定的对策研究 |
2.2.6 文献评述 |
3 我国P2P网络借贷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现状 |
3.1 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总体发展现状 |
3.1.1 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历程 |
3.1.2 我国P2P网络借贷主要运营模式 |
3.1.3 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规模 |
3.1.4 我国P2P网络借贷监管政策 |
3.2 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 |
3.2.1 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 |
3.2.2 对金融机构稳定的影响 |
3.2.3 对金融基础设施稳定的影响 |
3.3 对金融稳定影响效应的测算与实证 |
3.3.1 我国金融稳定性指数的构建 |
3.3.2 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4 P2P网络借贷对金融稳定的作用机理 |
4.1 货币政策的渠道 |
4.1.1 P2P网络借贷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
4.1.2 P2P网络借贷对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 |
4.1.3 P2P网络借贷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 |
4.1.4 实证分析 |
4.2 资金融通的渠道 |
4.2.1 P2P网络借贷对融资结构的影响 |
4.2.2 P2P网络借贷对融资效率的影响 |
4.2.3 实证分析 |
4.3 风险溢出的渠道 |
4.3.1 金融风险及其溢出效应 |
4.3.2 以P2P网贷平台为媒介的风险溢出方式 |
4.3.3 以融资者为媒介的风险溢出方式 |
4.3.4 以投资者为媒介的风险溢出方式 |
4.3.5 实证分析 |
4.4 监管套利的渠道 |
4.4.1 金融监管制度及其作用 |
4.4.2 我国P2P平台监管套利对金融监管制度有效性的影响 |
5 基于金融基础设施稳定的P2P网络借贷优化方案研究 |
5.1 区块链技术在P2P网络借贷征信体系建设的应用研究 |
5.1.1 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征信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5.1.2 区块链技术在P2P网络借贷征信体系建设的应用场景 |
5.2 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网络借贷风险预警系统研究 |
5.2.1 大数据技术给现有的金融风险预警思维带来的冲击 |
5.2.2 建立P2P网络借贷风险预警系统的必要性 |
5.2.3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网络借贷风险预警系统的架构方案 |
5.2.4 网络借贷风险预警系统的实施过程 |
6 监管趋严背景下规范发展我国网络借贷行业的对策建议 |
6.1 持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
6.1.1 完善我国P2P网络借贷信息披露制度 |
6.1.2 加速推进区块链、大数据技术的落地应用 |
6.2 推进P2P网络借贷平台与小额贷款公司的深化合作 |
6.2.1 厘清小额贷款公司特征,寻找合作契合点 |
6.2.2 促进P2P网络借贷平台与小额贷款公司协同发展 |
6.3 积极应对包括P2P在内的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
6.3.1 优化货币政策框架,提高货币政策效率 |
6.3.2 保持适当借贷利率水平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 理论意义 |
2. 现实意义 |
1.2 研究目的对象及内容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对象 |
1.2.3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及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路线 |
1.4 主要创新点 |
1.4.1 理论创新 |
1.4.2 方法创新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金融创新的风险研究现状 |
2.1.1 金融创新的风险来源 |
2.1.2 金融创新的系统性风险 |
2.2 网络借贷研究现状 |
2.2.1 网络借贷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
2.2.2 网络借贷的微观层面研究 |
1. 关于参与决策的研究 |
2.关于违约行为的研究 |
2.2.3 网络借贷的宏观层面研究 |
1.基于金融体系视角的研究 |
2. 基于宏观经济视角的研究 |
2.3 网络借贷风险研究现状 |
2.3.1 网络借贷行业发展及现状 |
2.3.2 网络借贷风险研究进展 |
第三章 网络借贷风险理论 |
3.1 网络借贷的本质 |
3.2 网络借贷的理论基础 |
3.2.1 基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 |
1.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出发 |
2.从长尾理论出发 |
3.2.2 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
1.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 |
2.从声誉理论出发 |
3.2.3 基于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 |
3.3 不同视角的风险研究 |
3.3.1 基于业务视角 |
3.3.2 基于技术视角 |
3.3.3 基于法律视角 |
3.4 网络借贷运行风险理论研究 |
3.4.1 信用风险 |
3.4.2 流动性风险 |
3.4.3 操作风险 |
3.4.4 法律风险 |
第四章 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的现实研究 |
4.1. 网络借贷行业发展现状 |
4.1.1 网络借贷平台存量大幅下降 |
4.1.2 平台交易量持续减少 |
4.1.3 行业利率下降贷款期限增长 |
4.1.4 区域集中度持续上升 |
4.1.5 行业发展环境规范化 |
1. 继续动员和部署专项整治工作 |
2. 对网络借贷机构全面开展合规检查 |
3. 不断完善行业各项基础设施 |
4. 日益健全自律管理体系 |
5. 行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态势 |
4.2 风险监控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
4.2.1 资金存管制度仍有漏洞 |
1. 借贷资金存管系统持续升级的操作风险 |
2. 银行自行退出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带来的经营风险 |
3. 借贷资金存管专用账户查扣风险 |
4.2.2 平台备案细节尚待完善 |
4.2.3 行业缺乏长效监管政策 |
4.2.4 恶意逃废债行为较为严重 |
4.2.5 尚未形成立体监管格局 |
4.2.6 缺少行业系统监管法规 |
4.3 网络借贷行业专项治理的发展趋势 |
4.3.1 专项整治要求更为严格 |
4.3.2 行业良性退出及转型加快 |
4.3.3 网络借贷平台经营压力上升 |
4.3.4 各项制度落实更为细化 |
4.3.5 金融科技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
第五章 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的生成机制及指标体系 |
5.1 网络借贷风险的特征与分类 |
5.1.1 与传统金融相同的风险属性 |
5.1.2 网络借贷风险的新属性 |
1. 强叠加性 |
2. 多元多维性 |
5.1.3 作为信用中介的风险 |
1. 流动性风险及其特征 |
2. 信用风险及其特征 |
3. 操作风险及其特征 |
4. 政策风险及其特征 |
5. 市场风险及其特征 |
5.1.4 作为信息中介的风险 |
5.1.5 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的特征总结 |
5.2 参与者风险分析 |
5.2.1 投资者风险 |
5.2.2 借款者风险 |
5.2.3 借贷平台风险 |
5.3 行业风险的影响 |
5.3.1 行业风险的宏观影响 |
1. 网络借贷行业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
2. 宏观经济对网络借贷机构的作用 |
3. 金融环境对网络借贷机构的作用 |
5.3.2 行业风险的微观影响 |
5.4 行业风险生成机制分析 |
5.4.1 微观层面 |
5.4.2 宏观层面 |
1. 信用风险上升 |
2. 流动性风险上升 |
3. 政策性风险上升 |
5.5 构建网络借贷风险监管指标体系 |
5.5.1 风险传导路径 |
5.5.2 风险监管指标体系 |
第六章 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模型分析 |
6.1 模型选择分析 |
6.1.1 模型比较 |
1. 回归模型分析 |
2. 路径模型分析 |
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6.1.2 模型选择 |
6.2 模型理论介绍 |
6.2.1 测量方程 |
6.2.2 结构方程 |
6.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6.2.4 参数估计及模型选择 |
1. 适配统计量的选择与介绍 |
2. 模型选择 |
6.2.5 模型结论及结果解释 |
第七章 总结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1. 建立网络借贷行业产品审查机制。 |
2. 建立小微企业生存健康评估指标体系。 |
3. 建立系统化的行业共治体系。 |
7.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一 网络借贷行业总体情况表 |
附录 二 网络借贷行业总体情况时序表 |
附录 三 网络借贷运营平台数量以及借贷余额和期限分类情况表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的背景与目的 |
1.1.1 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及其波动区间管理已是趋势必然 |
1.1.2 汇率灵活管理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
1.1.3 研究汇率和我国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愈发重要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层面 |
1.2.2 实践意义 |
1.3 基本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3.3 基本框架图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现实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察方法 |
1.4.2 主要实证和计量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创新与不足 |
1.5.1 研究创新点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第二章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关系理论与文献 |
2.1 研究的相关概念厘定 |
2.1.1 关于汇率 |
2.1.2 关于出口产业结构优化 |
2.2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理论 |
2.2.1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的解释 |
2.2.2 汇率传递理论的解释 |
2.3 文献综述 |
2.3.1 关于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影响及其路径 |
2.3.2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价格传导机制 |
2.3.3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
2.3.4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
2.3.5 汇率变动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2.3.6 文献综述 |
第三章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3.1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
3.1.1 价格替代—资源要素配置—出口产业结构 |
3.1.2 收入效应—产业溢出—出口产业结构 |
3.1.3 国际资本流动—出口产业结构 |
3.2 微观机理:基于价格穿越模型的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3.2.1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 |
3.2.2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改革 |
3.2.3 利润最大化模型、企业经济行为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
3.3 宏观过程:汇率引致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宏观解释 |
3.3.1 汇率制度选择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机理 |
3.3.2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价格渠道 |
3.3.3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外贸易途径 |
3.3.4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
第四章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产业升级 |
4.1 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 |
4.1.1 理论基础及测算公式 |
4.1.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层面有效汇率测算 |
4.2 行业出口质量测度分解和汇率指标构建 |
4.2.1 出口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分解 |
4.2.2 经验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管理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5.1 汇率目标区模型构建 |
5.1.1 汇率目标区模型 |
5.1.2 汇率目标区的边界CGE模型构建 |
5.2 CGE模型实证与结论 |
5.2.1 数据与情景模拟 |
5.2.2 结论及政策建议 |
第六章 汇率政策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践考察 |
6.1 汇率波动与美日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6.1.1 汇率波动与美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6.1.2 汇率波动与日本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6.2 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6.2.1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发展 |
6.2.2 人民币汇率政策配合产业政策以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第七章 利用汇率政策工具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
7.1 以汇率制度改革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7.1.1 关于汇率制度安排 |
7.1.2 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7.2 利用汇率变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
7.2.1 充分发挥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 |
7.2.2 利用汇率变动调整贸易与投资结构 |
7.3 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加强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管理 |
7.3.1 关于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 |
7.3.2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廊的区间管理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D]. 范宗平. 浙江大学, 2021(09)
- [2]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4]基准利率对公司债利率的传导影响研究[D]. 纪昀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2)
- [5]我国影子银行周期性及其货币政策效应检验[D]. 徐野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6]收益率宽幅:企业僵尸化的成因与脱僵政策研究[D]. 李博文. 河北大学, 2020(02)
- [7]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利率政策传导机制和宏观经济效应分析[D]. 武兴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8]P2P网络借贷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D]. 塔琳.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9]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D]. 柏青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D]. 陈瑶雯. 广西大学, 2020(07)
标签:货币政策论文; 央行论文;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数字货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