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图书分类的思考——与李彦同志商谈

一、我对图书分类法思想性的看法——和李严同志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蔡其全^[1]（2021）在《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研究》文中提出知识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教育学中的经典性、基础性、永恒性的问题,是教育研究者必须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在西方,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命题,到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都展现了人们对于知识发展功能的关切。在国内,主流的教学本质观认为,知识学习是学生发展的“基础”“中心”和“起点”。从国内外关于知识学习与人的发展关系的文献来看,人们总是从知识学习出发,或者仅仅在知识学习的范围内,理解和落实学生的发展问题。当然,仅仅将知识学习作为学生发展的起点、基础,或者主要途径,从逻辑上讲也是合理的。但是,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育人事业,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人们极易将主要的事情当作首要的事情,把首要的事情当作唯一的事情。很多人就将学生发展的“基础”和“起点”,当做是学生发展中“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东西。通常情况下,所谓知识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下的认识成果,也就是书本知识。现行学校教育当中的知识学习,主要是一种以书本知识为对象的学习。这种知识学习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功能,但也存在不可回避的局限。知识学习是学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学生发展是知识学习的可能结果,而不是必然结果。在新时代,旨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需要超越传统的知识授受的“大框架”,重新审视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本研究综合运用思辨研究、历史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澄清了关于知识学习对于学生发展作用的三种误解,揭示和确认了知识学习存在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最终,基于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提出了相应的教育改革思路。本研究的具体内容分六部分七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该选题的背景、意义与研究思路。首先,从知识教学与学生发展的“矛盾”,知识学习的发展性限度,学生素养的培育,人何以发展四个方面概括了本研究的缘起。然后,通过梳理与评析国内外关于知识学习的功能与局限,知识学习的功能与局限,学生发展的内容与机制的研究成果,进而明确了推进本研究的可能方向,也明晰了本研究的意义、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第一章）厘清了本研究中的知识与知识学习的涵义。关于知识与知识学习的涵义的理解不一,是造成人们对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与局限产生误解的根源之一。因此,我们首先从学科立场与知识类型的角度界说了本研究中的知识涵义,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其次,总结出当前关于知识学习的两种理解,然后基于对这两种理解的综述,确立了本研究中知识学习的概念范畴。本文中知识学习指是一种以书本知识为对象的学习活动,而不是以获得知识为目的或手段的学习活动。第三部分（第二章）考察了国内外关于知识学习与人的发展关系的主要认识和观点。在西方,古代教育的认识当中暗含着“知识等于发展”的信念;近代教育阶段,出现了儿童中心与知识中心的“博弈”;现代教育阶段,学生全面发展在理论上得到无比重视,但在实践中知识却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国内,从民国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学界关于知识学习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认识与西方类似。从国内外的认识来看,关于知识学习对于学生发展作用主要存在三种误解:将知识掌握本身等同于学生发展;在知识学习范围内理解和落实学生发展;将认知发展的规律泛化为全面发展的规律。第四部分（第三章）探讨了学生发展的取向与机制。学生“发展什么”与“怎么发展”的问题,是影响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学什么”与“如何学”等问题的回答。因此,我们首先澄清了学生发展概念的实质,将发展概念与人的素质结构关联起来。其次,梳理了我国教育在学生发展取向上的几种类型,并指出当前教育价值取向归于学生全面发展的事实。最后,探讨了学生素质发展的机制。本章对于学生全面发展取向与素质发展机制的探讨,为后文分析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与局限提供了的理论基础。第五部分（第四、五章）分析了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与发展局限,该部分是全文核心部分。第四章基于对“知识学习具有发展功能”的思想前提的考察,重新确立了知识学习发展功能的分析框架:一是不同的知识学习内容与方式具有不同的发展功能,二是知识学习对不同素养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功能。归纳出知识学习对于全面发展的功能:知识学习奠定全面发展的认知基础,知识学习为全面发展提供间接经验的指导,知识学习是促成知识学习主体的基本途径。最后,通过对优秀学生发展过程的案例分析确认了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第五章首先从知识学习对全面发展取向的悖离,素质发展机制的僭越,语言文字的符号特性,以及知识中心的教育传承四个方面,论证了知识学习为何具有发展局限。然后,揭示了知识学习对于学习本义的违背、对于学习对象的窄化、对于学习过程的简化,以及知识学习可能存在的其他“教育风险”。最后,通过对知识学习导向下的学生发展现状分析、中西方课堂教学的差异比较、典型“发展”案例的剖析等实证方法,对知识学习的发展局限进行了确认。第六部分（第六章）澄明了知识学习在教育中的定位问题。知识学习在教学中的地位是由知识学习在教学中的必要性,知识学习在学习活动中的特殊性,知识学习促进学生发展的可能性决定的。正确把握知识学习在教学中的地位,发挥知识学习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中的作用,需要明确知识选择的功能依据,促进多维学习的融合互动,从知识中心转向学习中心。基于对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的认识,学校教育改革需要在观念层面树立正确的知识观与学习观;在实践层面提升教育的全面发展功能。

吴稌年,顾烨青^[2]（2018）在《新中国“17年”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初期"17年"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最早是从对新型的分类法学术思想体系的研究开始的。文中论述了图书馆任务、定义的初步确定,学术期刊的出版,开架服务的否定之否定,图书馆界"为科学研究服务",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图书馆学研究规划的出台,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召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和《略谈"人民公社图书馆"》的发表,"矛盾说"的产生等问题。

匡秋爽^[3]（2015）在《从民间传说到艺术经典 ——艺术视野中的“梁祝”母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梁祝”是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它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孕育、生发和传承了近1700年的东方爱情故事,在其漫长的演化、传播历程中,逐步跨越了时间、空间的界限,穿越了语言、文字、审美心理和认知、思维习惯的壁垒,不仅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同与欣赏,更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表现形式。“梁祝”的打动人心的魅力何在?其无远弗届的情感和精神感召力从何而来?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轨迹是怎样的?又是如何跨过了语言、文字、审美心理和认知习惯的阻碍,成功叩开了普通西方民众的接受之门?在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时代,“梁祝”的跨文化传播和接受,能够为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发展和海外传播提供哪些经验、智慧?本文旨在从母题学研究的视角出发,以历史的、美学的方法对“梁祝”传说的生成、演化历程展开考察和分析,探讨总结出“梁祝”文艺经典化的路径:一方面研究“梁祝”在生成、演化和传播、变异的过程中,容纳、形成的那些作为最小的叙事单元、持续存在的情感和叙事“母题”;另一方面探讨“梁祝”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和文化样本的“文化母题”,如何超越时空融汇各种文艺样式,最终形成洋洋大观的“梁祝”文化的历史过程。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梁祝”传说的本事考证与历史考察、起源与流传地域、域外传播与文艺样式作以梳理和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已有的“梁祝”研究提出了“文化母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着力探讨“梁祝”作为一个文化母题的生成、演化、变异、发展和传播的历史与价值。第一章是“梁祝”母题的生成,在已有史料典籍和研究成果中整理出“梁祝”产生、丰盈、嬗变的历程,从而提炼出“梁祝”母题的两个基本文化内涵:一是对现世情谊的坚贞执着,对现实和命运的不屈抗争;二是超越现世的自由意志与生命精神。这构成了“梁祝”在演化、传播和丰富历程中最为稳固、最具感召力的基本情感和价值内涵。第二章对元明清时期的“梁祝”母题经典化之初步展开进行论述,并重点考察“梁祝”母题在进入文人视野和文艺创作之后所呈现出的“精致化”、“典雅化”的流传与演化特征,提出了“梁祝”在明清时期被中国诗词的抒情传统所吸纳、改造,成为诗词抒情的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和意蕴含量的象征“符号”的观点。第三章主要从小说叙事和影像传达两方面讨论“梁祝”母题,包括对现代学术视野中“梁祝”的缘起与价值分析,简要介绍“梁祝”母题的现代化概貌,以小说和电影为核心讨论了“梁祝”母题的现代化之路所积淀的历史经验:“梁祝”之所以能进入“四大”系统,成为中国民间传说的典范代表,一方面固然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与中国现代学术尤其是民俗学建立之初的那种将“经世致用”与“学术自律”合二为一的学术品格关联密切。第四章是以中国戏曲艺术中的越剧为范本讨论中国传统戏剧形式中的“梁祝”母题,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产生、发展、演变及传播的历史脉迹为线索展开讨论,力求揭示越剧“梁祝”为“梁祝”母题的传承传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第五章则是以音乐领域当中的经典之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为例,通过对其创作、演绎、中外流传历程的考察和音乐美学的分析,明确“梁祝”母题的世界化与经典化的路径和意义。第六章是对以“梁祝”为母题所衍生的“梁祝”文艺之跨际传播的论述,主要针对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梁祝”文艺作品进行研究分析。结论部分通过对艺术视野中“梁祝”母题研究的历时梳理与剖面解析,得出“梁祝”母题从民间传说走向艺术经典所具有的规律性启示:民间“梁祝”传说是“梁祝”文艺作品的根源;文人创作是“梁祝”母题经典化的必经之路;现代媒介对“梁祝”母题的推进与创新;“梁祝”母题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构成的文化张力,对构建世界文明格局中的民族文化精神与文艺创造图谱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

纪晓建^[4]（2014）在《汉代楚辞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楚辞学历时两千余载，以汉代楚辞学成就最高，也最具特色。汉代楚辞学是中国楚辞学的肇始，是中国两千余年楚辞研究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国楚辞学的巅峰。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以形式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成果的卓越性和权威性为后世历代楚辞学难望项背。从楚辞学发展史看，汉初宫廷楚声的兴起是汉代楚辞学的准备期；西汉前期是汉代楚辞学的创立期；西汉后期是汉代楚辞学的发展期；东汉前期是汉代楚辞学的转型期；东汉后期是汉代楚辞学的巅峰期。学术的演进往往以伟大学者的伟大成果问世为标志。在汉代四百余年的楚辞学史上，众多楚辞学名家以卓越的学术建树和独特的骚学风格推动汉代楚辞学的发展。汉初贾谊在屈原精神感召下创立骚体文学，开创了汉代乃至后世百代对屈原及楚辞一种特殊的接受形式；刘安以《离骚传》开楚辞章句训诂与义理阐释之先河，实现了汉代文人对楚辞从口诵、摹拟到章句训释和义理阐发的跨越，奠定了汉代楚辞学的基础；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最早也最全面地保存了屈原史料，揭橥了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骚怨精神；刘向完成了《楚辞》的最终编辑和命名；扬雄较早地认识到赋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具备有“铺张扬厉”、“侈丽宏衍”的独特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质，开后世楚辞美学批评之先河；班固突破了自汉初刘安《离骚传》开创的屈骚人格批评模式，充分肯定《离骚》的艺术成就，抓住了楚辞文学形式美的特征,表现出自觉的文学审美批评意识，标志着汉代楚辞学的正式转型；王逸的《楚辞章句》在吸收两汉传注体训诂长处的基础上，既博采众长又不囿旧说，在对楚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全面肯定的基础之上注重审美批评，对楚辞中纷繁复杂的文学意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审美阐释，成为汉代楚辞学集大成之作，造就了中国楚辞学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就汉代楚辞学的背景与特色而言，汉代学术思想融汇了先秦诸子各家各派的思想，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上的内圣外王和学术思想上的儒道合糅。汉代知识分子直承春秋战国时期文士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同时在汉代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体制下，又不得不养成“明哲保身、全身远祸”的心态特征，从而造就了他们亦儒亦道、亦进亦退、与时变化的心态结构。因此，“依诗释骚”和“儒道杂糅”这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学术特征和文人心态在两汉楚辞学领域“和谐”地并存着。儒家价值观成为汉代楚辞学者评价屈原人格及其作品的标准，而道家思想又在潜移默化中支配着他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判，正是这种儒道思想的交融和矛盾斗争，推动了汉代楚辞学的发展。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对汉代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汉代文学的滋润，这种影响是巨大而深透的，两汉四百年的文学可以说是在楚辞光辉的照耀下发展和壮大的。楚辞的思想和风格决定着汉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带动了新文体的产生。楚辞从形式到思想内容都成为汉代文人争相模拟和仿效的对象，因此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骚体文学。骚体文学是楚辞的衍生物，无论是体制内容、艺术风格还是抒情言志特色都深深地烙上了楚辞的痕迹；汉代乐府诗是在楚骚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文人五言诗和七言诗在抒情和表达技巧上也深受楚辞的影响；建安诗歌中慷慨任气、直面人生风格特征更是对屈原作品强烈入世精神的直接继承。楚辞对汉赋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汉赋创作的范本和准的。汉赋在体制形式和表现方法上都和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汉代骚体赋不仅形式上接受楚辞的体式，而且在思想内容和抒情方式上也继了楚辞的传统，并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汉大赋中排比铺陈的艺术表现方法和铺张扬厉的语言风格也与楚辞密切相关；楚辞抒发“怨情”的特色为汉代抒情小赋所继承；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和“咏物写怀”的比兴特色为汉赋所借鉴。

陈丽芳^[5]（2013）在《《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大事,是社会改革的先声。本课题从出版的角度对《走向未来》丛书进行研究,分析其选题策划、编辑、装帧设计和发行各环节的特点和规律。20世纪80年代全国出版体制调整、“书荒”蔓延、“文化热”兴起、地方出版社的新机遇是《走向未来》丛书策划的重要社会背景,在社内社外相结合的选题策划体制下,编者对《走向未来》丛书的内容、书名、作者等进行精心策划,并取得良好的策划效果。在《走向未来》丛书编辑过程中,编辑室成员坚持“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新形式”的指导思想,在专家的基础上不断学习成为杂家的职业理念,坚持崇高的职业理想和事业追求,以对作者和作品一视同仁的选稿标准,进行审读书稿、加工书稿、编辑辅文和序跋、撰写书评等。《走向未来》丛书以全新的封面、装帧、插图设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凭借有利于图书发行的印张、字数、定价因素和大量的丛书宣传文本,《走向未来》丛书经由新华书店顺利发行,实现编者与读者的良性互动。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理论上弥补已有文献对《走向未来》丛书研究的不足,充分肯定出版工作者对丛书的贡献,为20世纪80年代四川出版史研究作贡献；实践上,总结提炼该丛书的出版规律、理念等,为当前丛书出版提供借鉴,深刻分析《走向未来》丛书选题策划的社会因素、策划体制、出版动机、运作等,可以为当今出版界进行图书选题策划提供一定的参考,有助于图书选题策划更好地把握社会变化、学科发展和读者需求,借鉴丛书出版过程中作者、编辑、编委、读者四者的良性互动。

付天松^[6]（2013）在《中国三代图书馆学家论着及其被引研究》文中提出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工作，是学术性和实践性都很突出的一个领域。而图书馆学则既要有深厚的专业学术造诣，还要有勇于实践、善于探索的精神。图书馆学家的思想将会带动着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对于图书馆的学科发展和事业发展，更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推动性。本文依据《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关于图书馆学家年代的划分情况，通过了解中国三代图书馆学家的生平，基于中国知网、国家数字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平台检索出每位图书馆学家的论着及其被引情况，进而梳理出三代图书馆学家对学科理论和实践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陈东辉^[7]（2012）在《关于古文献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思考倡》文中研究说明古文献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应该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二十多年来,古文献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到目前为止,古文献学尚未具备一个较为完整的,同时又得到大家普遍认同的学科体系。古文献学的学科理论建设,较其它传统学科更为迫切,任务也更重,亟需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力度和深度。

唐明生^[8]（2010）在《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体批评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却未被学界所重视的批评文体：戏曲目录体。所谓“批评文体”是指批评家在一定批评观念的指导下,运用某种批评方法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文本样式,它折射出批评家独特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一定的社会文化精神,是批评家的个性显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批评中,戏曲目录大量存在。戏曲目录通过着录戏曲曲目、戏曲作家来表现戏曲创作的繁盛,是一种重要的戏曲理论批评体式。关于戏曲目录所体现的戏曲理论、戏曲理论史的价值,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所论及。然而细细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发现从批评文体的角度研究戏曲目录基本上是戏曲批评研究中的盲点。戏曲目录是目录,也是戏曲批评文体,作为批评文体研究的缺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学术空间和前景。戏曲目录体批评就是通过着录戏曲作家、戏曲曲目、或在着录的戏曲作家、戏曲曲目标目下对其进行评价所形成的文本样式。它折射出戏曲批评家独特的心理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文化精神,并通过体制、语体、风格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研究戏曲目录体批评对于丰富和完善戏曲批评史具有重要意义；戏曲目录体批评作为戏曲批评文体重要之一种,长期没有受到重视。研究戏曲目录体批评,对戏曲目录体批评的体制、语体、风格特征进行研究,从戏曲目录体批评中挖掘戏曲理论,就会使戏曲理论的研究更加全面、研究的角度更加多样化；通过整体观照戏曲目录体批评的文体特点,树立“怎么说”与“说什么”同样重要的观点,为其它戏曲批评体式提供一种戏曲批评文体的研究范式,从而推动其他戏曲批评文体的研究。第一章讨论了戏曲目录的渊源和戏曲目录体批评之兴的原因。认为中国古代的戏曲目录是在中国传统目录的基础上,吸取中国传统目录的优点而编撰的戏曲专科目录。戏曲目录体批评勃兴首先是由于戏曲的繁荣发展,为戏曲目录体批评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彰显盛世芳华的需要；再次是戏曲批评家要为戏曲作家树碑立传,抬高戏曲作家、戏曲作品社会地位的需要；最后就是勾勒戏曲发展史,更好的发展戏曲文学的需要。古代戏曲目录体批评的发展经历了戏曲目录体批评发端与创制的宋金元时代、戏曲目录体批评继续发展的明代以及戏曲目录体批评成熟的清代三个阶段。第二章探讨了戏曲目录体批评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态。认为戏曲目录体批评是在古代戏曲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戏曲目录体批评出现的文化背景包括元明清时期中国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戏曲的繁荣发展需要戏曲目录体批评、统治阶级对戏曲的压制促使戏曲批评家采取目录体批评以及当时学术研究风气的影响等。戏曲目录体批评的文化心态主要表现在戏曲批评家处于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娱乐化的自适化心态以及价值化的凸显心态等；三种心态分别对戏曲目录体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章探讨了戏曲目录体批评的体制。认为戏曲目录体批评的体制就是通过着录戏曲作家、戏曲曲目、或在着录的戏曲作家、戏曲曲目标目下对其进行评价所形成的文本样式。它包含“以人类书”的着录体例、“以品着录”的体例和“以类分目”的体例三种类型。这三种着录体例都分别体现出了不同的戏曲理论。第四章探讨了戏曲目录体批评的语体。认为戏曲目录体批评的语体主要体现在着录语言的朴实与准确；大量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包括对句、比喻、用典、化用；善于选择短句、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等句式来表达戏曲批评者的主观意图等等。第五章探讨了戏曲目录体批评的风格。认为戏曲目录体批评的风格主要体现在谨严与简约,这是由于戏曲批评家的批评个性、戏曲目录体批评的体制特点、彰显的戏曲批评功能等决定的；戏曲目录体批评谨严的风格主要通过戏曲目录的文献性特征表现出来；戏曲目录体批评简约的风格主要通过作家之传、戏曲之评、作家之传与戏曲之评的结合体现出来。结语主要勾勒了从民国到当前戏曲目录的发展,列举了代表性的戏曲目录以说明戏曲目录体批评强盛的生命力。附录部分摘录了几部代表性的戏曲目录,并且统计了着录戏曲作家、作品的情况作为本文立论、论证的依据。

倪梁鸣^[9]（2007）在《论20世纪中国目录学成就》文中研究说明中国20世纪目录学有了重大发展，上承传统目录学成就，又在自身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借鉴西方目录学理论与方法而发生、发展的。在此期间，传统目录学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了改造，近代目录学和现代目录学应时而生，涌现出大量的目录学家，目录学的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目录学的社会应用更加广泛，先进地区已经把目录学和信息学、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文化产业，成为现代社会经济事业的一部分。但是在取得了骄人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局限性。从历史学的视角总结这些成就和不足，分析这一世纪目录学演变的特点，不仅有利于认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规律，也有利于认识中国目录学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为揭示二十一世纪目录学的发展趋势奠定理论基础。中国20世纪目录学的成就很多，全面深入总结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例如目录学的信息化转换、目录学的数据化工程等等，这些涉及到经济学、电子学领域。本课题只能够依据自己的学术条件，在概论的基础上，选择二十世纪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诸如中国二十世纪目录学成就、目录学理论、分类法等方面的成就进行重点总结。同时对于史学学科领域的目录学发展趋势进行考察与探索。内容设计为四个部分。一、概论中国20世纪目录学主要成就1、中国目录学事业的重大变化表现在4个方面：目录学事业与社会生活、生产实际密切相结合。各种类型的目录空前增长；书目工作的标准化。由于文献分类、着录的趋同，带来了目录学领域的标准化，标准化的目录学掌握了国内大型的图书馆，深层促进了社会学术文化的发展。目录学的学术队伍空前壮大。尤其建国以后，人民当家作主，各级各类图书馆、图书资料、档案机构，普遍增加，目录学工作者的队伍壮大；目录学学术研究的机构、刊物、队伍也空前壮大。八十年代以后，目录学与信息学、电子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结合，形成了新型的经济学领域的文化产业。2、中国目录学理论的重大变化贯穿20世纪全过程，中国目录学理论研究，伴随着目录学事业的发展而发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目录学学术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传统目录学的优秀成份得到弘扬；学科目录的理论继承与发展；丛书目录的理论继承与发展。中国目录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史的系统总结。引入西方目录学理论，中国目录学理论得到丰富。尤其是书目控制、书目计量学等新学科由西方国家引进，逐渐成为我国目录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目录学的基础理论，如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目录学学科基点的讨论以及目录学的历史传承等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目录学理论研究的突出成就。群星璀璨的目录学家和熠熠发光的目录学着作。3、步入了中国目录学近代化的历程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近代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取代了传统的农耕经济，带来了二十纪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局面。目录学也在近代化的历程上开始跋涉。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主要有几方面的特征：专科、专题目录学成为目录学发展的主流。现代学术分科越来越多，变化也越来越快，适应现代学科发展的各种专科目录、专题目录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目录学建设的主要任务，十分兴盛，越来越兴盛，这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带来的结果，也是中国目录学近代化的标志。借鉴西方目录学，各级各类图书馆应用目录的广泛编制。4、开始了中国目录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号召，中国目录学也迈开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步伐。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进程以电子工业的发展为标志，目录学领域的数据化显示了这一标志。二十世纪后三十年代，中国目录学数据化从蹒跚起步到迅猛腾飞，出现了逐步普及可喜的局面。在中国目录学现代化的进程中，目录学正在与信息学、电子学、经济学等密切结合，并且向文化产业等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层次地延伸，显示了中国目录学现代化趋势的新动向。二、中国20世纪目录学理论的发展中国20世纪目录学理论建树值得认真总结，众多的目录学家思想活跃，显示了多元的理论特征。可以简略划分6类，各有其代表人物和成果：以杜定友、沈祖荣等为代表的“创新派”，主张中国无目录学，中国以前的目录学只是学术史，偏离了目录学的正常轨道。以余嘉锡为代表的“传统派”，仍主张目录体现学术史的观点。以姚名达、汪辟疆、王重民、程千帆为代表的“折中派”，主张吸收西方目录学理论和实践入中国目录学研究之中，目录学既体现出“簿次甲乙”的特点，又不失体现出一定的学术性。以张舜徽为代表的“校雠派”，主张目录学不应该独立成一门专科学问，而是传统校雠学的一部分。以缪荃孙、杨守敬等为代表的“古籍派”，仍旧以目录作为反映古籍版本，介绍古籍版本的工具。而相对忽视书目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以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实用派”，主张目录为指导读书治学之门径。并在本文中有选择的介绍了杨守敬、梁启超、王辟疆、姚名达、余嘉锡、王重民的目录学思想与成就。三、向学科目录发展的中国20世纪分类法图书分类法是目录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目录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分类法的影响。中国近代的图书分类法。主要包括：西学东渐与图书分类法，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为例；近代中国传统文献的分类，以特列“丛书”类目的《书目答问》、显示“善本”分类的私人藏书目录、显示考试类目的鬻贩目录、刘国钧分类法的特点等为例；近代中国综合文献的分类，以《古越藏书楼书目》、“十进法”以外的一些图书分类法、“杜威十进法”特点及其影响为例。中国现代的图书分类法。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开始有序进行，目录学事业和文献分类工作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主要分为：建国后至1953年的中国分类法及主要特点；1953年至文革开始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及影响；六十至七十年代我国文献分类法工作的发展；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期文献分类学的发展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及影响。四、中国20世纪史学目录学的突出进步中国的史学目录，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专科目录。但是，随着学科逐渐细化，近代意义的史学与古代史学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的史学专科目录也呼之欲出。近代的史学专科目录。主要包括：近代发见的新史料与史学目录，如甲骨文献目录、敦煌文献与史学目录等等；资产阶级史学与史学目录。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专科目录迅速发展。新史料的继续研究与史学专科目录；专门史研究与史学专科目录：断代史研究的专科目录；中国通史研究与史学专科目录；考古学与考古学专科目录、史志目录在新中国的发展、史学专科目录理论的发展等。鉴于中国目录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目录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显着的，但是还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更便于为社会主义各项学术提供文献支持。并适应“迅速、准确地从当代文明赖以传播的大量记录积累中检索情报”的时代。在前100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目录学，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文后附有《20世纪中国目录学年表》以及主要参考文献。二者均按照出版年代进行排列。

白国应^[10]（2003）在《我与文献分类法(回忆录)之二 我与《人大法》》文中研究指明

二、我对图书分类法思想性的看法——和李严同志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对图书分类法思想性的看法——和李严同志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17年”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3）从民间传说到艺术经典 ——艺术视野中的“梁祝”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汉代楚辞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三代图书馆学家论着及其被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体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20世纪中国目录学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10）我与文献分类法(回忆录)之二 我与《人大法》（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对图书分类法思想性的看法——和李严同志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研究[D]. 蔡其全.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新中国“17年”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J]. 吴稌年,顾烨青. 图书馆, 2018(01)
• [3]从民间传说到艺术经典 ——艺术视野中的“梁祝”母题研究[D]. 匡秋爽.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8)
• [4]汉代楚辞学研究[D]. 纪晓建. 苏州大学, 2014(10)
• [5]《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研究[D]. 陈丽芳. 西南交通大学, 2013(11)
• [6]中国三代图书馆学家论着及其被引研究[D]. 付天松. 黑龙江大学, 2013(S1)
• [7]关于古文献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思考倡[J]. 陈东辉. 中文学术前沿, 2012(01)
• [8]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体批评研究[D]. 唐明生. 武汉大学, 2010(05)
• [9]论20世纪中国目录学成就[D]. 倪梁鸣. 安徽大学, 2007(06)
• [10]我与文献分类法(回忆录)之二 我与《人大法》[J]. 白国应. 山东图书馆季刊, 2003(04)

标签：上海越剧;  梁祝传说;  文学历史;  历史知识;  艺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