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一、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霞^[1]（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认为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林敏^[2]（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作了相关论述,包括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使命任务及最终目标等。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坚持铁一般的纪律、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了论述。这些论述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些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开创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使党能坚持自我革新,保持坚强战斗力,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断胜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顺应时代发展任务和要求而提出的重大政治课题。本文导论部分从选题来源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选题的研究意义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创新之处等方面简要阐明本文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研究、文献研究和矛盾原理的研究方法,论证、指出了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现实实践的要求,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相关思想。本文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希望有助于推动学界对政治建设进行更深入、更有说服力、更有预见性、更全面的研究,以推动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理论更丰富、更科学,实践更有效。文章主体第一部分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概述,包括提出政治建设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党的政治建设历史回顾与启示;第三部分是政治建设的内容;第四部分是政治建设的意义;第五部分是对政治建设组织实施的思考,这是文章的创新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取得重大成果。2020年年初国内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全党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成果,尤其是在努力做到“两个维护”和提升全党的政治能力方面,都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得到充分展示和检验。

徐绍红^[3]（2019）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和交往模式,但并没有消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治理式、两种发展前途的竞争和博弈仍在持续并日益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向全球进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输出一刻也没有停止。“苏东剧变”以后,“历史终结论”“文化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甚嚣尘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与此同时,中国成功地扞卫、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中国何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能?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更加复杂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更加尖锐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习近平经过长期思考并集中全党智慧,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等一系列科学论断和重要论述,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等根本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并用以指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了管党治党的新局面。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既是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党建理论体系,也是与时俱进、特色鲜明的党建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研究已成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已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价值意义等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开展了有价值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历史研究不足,未能清晰揭示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形成条件和萌发过程;系统研究较为欠缺,把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揭示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还不够。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研究,是党建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对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理论精髓和灵魂,更好地指导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条件决定思想的内容和性质。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立场、观点、方法是思想的灵魂。这是因为,一定的思想总是反映特定主体针对特定领域的问题所持的立场,表现为对该领域现象、问题所持的观点和在实践中坚持并运用的方法。因此,当把“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不仅应当考察这一思想是如何形成的的,更要通过对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分析来把握其精髓和灵魂,并进一步揭示其地位和价值。立足前人研究基础和上述思路,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分别探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部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形成条件和形成过程。本部分围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这一主要问题展开,是本文研究的起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渊源和个人条件。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和党开展自身建设的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列宁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和他本人的思考探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形成过程包括孕育期、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陕北七年知青岁月（1969-1975）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孕育期;在清华大学学习特别是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1975-1985）,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萌芽期;1985年至党的十八大前,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发展期;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进入成熟期。第二部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科学方法。本部分围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一主要问题展开,是本文研究的中心和重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基本立场包括阶级立场、人民立场、人类立场三个维度。阶级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核心立场,回答党“是谁,从哪儿出发”,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和政治底色;人民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根本立场,回答党“为了谁,依靠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位和政治情感;人类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终极立场,回答党“向何处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胸怀。阶级立场、人民立场和人类立场互相区别、互相联系、有机统一。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关于党的建设本质的观点、关于党的建设规律的观点和关于党的建设要求的观点三个层面。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关于党的建设本质的观点包括:解决党存在的能力水平与使命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解决党存在的信念作风与党性宗旨不相符合的矛盾,解决党存在先进性纯洁性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具有的唯物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相比不够彻底的矛盾;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关于党的建设规律的观点包括: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关于党的建设要求的观点包括:把政治建摆在首位、补足精神之钙、贯彻党的组织路线、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使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全方位扎紧制度的笼子、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等。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主要观点的三个层面构成逻辑严密、立体完整的观点体系。习近平新时代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科学方法包括元方法、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元方法是指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事物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原理出发认识和推进党的建设的方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一般方法是指其思维方法,包括战略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历史思维方法、底线思维方法、创新思维方法、群众思维方法和法治思维方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具体方法包括:从实际出发决定工作方针的调查方法、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求是方法、回过头来看的反思方法等具体认识方法;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谋划的方法、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局势掌控方法、以上率下抓“关键少数”的抓“牛鼻子”的方法、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压实方法、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一抓到底的方法等具体实践方法;把执政能力作为根本标准、把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核心标准、把政治生态作为重要标准、把群众满意作为关键标准等具体的评价方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科学方法的三个层次构成系统完整的方法体系。第三部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特征和价值。本部分通过围绕“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这一主要问题展开,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鲜明特征包括:传承性、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传承性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接续发展;时代性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对党面临的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科学性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理论体系和科学论断的有机统一;系统性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内容全面、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创新性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党建内容体系、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的重大创新。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重大实践价值和强烈的时代价值。从历史地位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价值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党思想指明党的建设方向,是新时代党建科学化的行动指南;从时代价值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指导党持续开展自我革命的精神旗帜。

王敏^[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苏东剧变后,海外很多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很快也会步苏东后尘,“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制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局大体稳定的双重奇迹。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些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核心,是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因此,在沉寂了近20年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学界发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对党的研究逐渐升温。毛泽东同志将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四个伟大”互相嵌套,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亦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涌现。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旨在系统总结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学界的研究议题、基本观点、研究范式和方法,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提升国内党建研究质量提供借鉴。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本文的框架、内容主要建立在阅读海外学者的论文和专着的基础之上。海外学者在中共党建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本文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某一研究议题,尽量搜罗各家观点,特别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是现实经验与理论视角双向交流的产物。海外学者擅长使用理论框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娴熟,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具备较强的学理色彩。他们在研究议题的设置上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他们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些举措进行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但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建,有可能掉入理论陷阱,得出有悖于经验事实的结论。地域、语言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增加了他们获取资料的难度,因此在资料的使用上存在欠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学者群体还比较狭小,研究成果也呈现不均衡性。本文对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提炼,提出了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五大范式,即市民社会范式、法团主义范式、权威主义范式、合法性范式以及政党适应性范式。在这五大范式中,既有解释力比较强大的范式,也有解释力较弱甚至起误导作用的范式。政党适应性范式、法团主义范式的解释力较强,权威主义和合法性范式居中,市民社会范式的解释力最弱。一个范式的解释力取决于其与中国经验的距离,距离越近,则解释力越强,距离愈远,则解释力愈弱。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加强党的建设有如下启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改善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改善干部任命、选拔和培训机制;在对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保持充分信心的同时,不断完善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探索有别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民主政治中国模式,从而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国内党建研究的启示有: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提高党建研究的科学性;构建党建研究的中国范式,确立国内党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自主性与话语权。

孙明增^[5]（2016）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是党组织吸纳党员的标准和要求,是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的基本尺度。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它制定入党条件的目的,就是筛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严格按照入党条件将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发展党员工作的基本遵循。入党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90余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自身地位和任务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严格入党条件,切实提高党员质量,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共入党条件的研究,不能充分展现入党条件变迁的整个过程。所以,本文把中共入党条件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入党条件变迁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因素、总结历史启示。本文总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入党条件提供了思想内核。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因而入党条件问题在他们视野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也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入党条件的基本内涵,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入党条件问题的一般原则。列宁则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相关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布尔什维克政党建设、苏俄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关于入党条件的一套理论和策略,这为日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处理该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制定、修改入党条件不可或缺的理论因素。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1921年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对入党条件作了基本规定。1921年7月,一大党纲明确规定,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做官就可入党。1923年6月,三大党章取消了党员不能跨党和做官的限制,为非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打开了大门。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对入党资格增加了“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以及“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的内容。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员标准出现“唯成分论”倾向。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归咎为“党的指导机关的知识分子化”,因而确立了党员成分要工农化的政策。1929年11月,古田会议打破“唯成分论”倾向,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提出入党的五条标准。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随之发生改变,党的大门开始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吸收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全国第一大党。第六章至第七章主要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早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严格入党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开始将存在剥削行为的人清除出党,重点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入党条件更加严格。1951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申请入党的对象不能存在剥削行为,必须是成分好的。1956年9月,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剥削他人劳动”者不得入党。“文化大革命”时期,入党条件“唯成分论”倾向死灰复燃。九大党章把上中农和中农排除在申请入党的对象之外。十大党章沿袭九大的规定,仍然强调“唯成分论”。而且实际发展党员工作中,另立党员标准,搞“突击入党”,使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第八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入党条件上逐渐恢复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的入党资格。1982年9月,十二大党章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入党资格,提出了党员的基本要求,并在党员义务中补充了“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的内容。200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002年11月,十六大党章在将“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纳入申请入党的对象。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发展党员工作,“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截至2014年底,全国党员总数达到了8779.3万名。第九章是总结和启示。回顾中共入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知,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过程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性的启示。一方面,中共入党条件变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国际局势和中国国情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入党条件应该重视社会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入党条件应该同时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断吸纳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杨帆^[6]（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是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做出的最为重要的举动,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次社会生产力腾飞的经济变革,更是一次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化,不仅仅要在短短的几十年之中走完西方国家历经几百年才走完的道路,而且要使中国这个传统的文明古国迈进现代社会的大门。短促的时间和巨大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一方面体验到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和繁荣,另一方面也经历着现代社会的某种阵痛,“社会失范”就是这种阵痛最为明显的表现。“社会失范”呼唤着社会整合的出现,可以说社会冲突越激烈,社会整合的紧迫性就越强烈。某种意义上,社会整合既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但是,由于这一概念的功能主义的传统,导致了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过分强调,使它饱受批评。事实上,社会整合概念完全不需要设定一个和谐一致的乌托邦,完全可以在正视冲突下保留社会整合的科学内涵,而无需所谓“神性社会”的担保。中国改革开放开启的社会变迁之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在中国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如果没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性,使我们不能够照搬西方的理论与经验,而是要在批判的过程中,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理论自主之路。中国伟大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深化改革的需要,要求尽快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进行科学合理的总结。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远远地走在了理论发展的前面,因此,当前重要的任务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行系统地理论探索,提升对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的理解。本文首先会分析社会整合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内涵,从社会整合相关理论的历史沿革入手,通过对比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理论家之间的学术争论,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社会整合在理论上做更进一步的理解。其次,会重点叙述政党和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观点,对政党的地位做一个更加深入、科学的定位。最后,结合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关系模式理论的多种不同观点,找出一个能够相对科学合理分析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工具。以理论的辨析为铺垫之后,将简要介绍和分析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凭空产生,改革前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是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通过构建—个系统的社会政治权力网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人民群众有着特殊的政治利益表达形式和渠道,国家支配和控制着社会的生产与生活。面对建国之后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总结革命战争期间的主要经验,采取了一种以“政治运动”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方式。这种整合方式有着其历史合理性,也曾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特殊的整合方式本身蕴含着着一个悖论,正是这一悖论的发展,导致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发展出现了重大波折,也是促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逐渐让位于市场；社会阶级阶层的不断分化使曾经“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传统社会结构日趋多样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这些问题都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这样和那样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又在社会中引发了无数从前没有的冲突。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两方面回应改革开放带来的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整合社会的历史使命,首先要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执政能力的建设和提升。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冲击,使得党不得不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运行方式上都要做出调整。这既是一个与改革开放实践紧密相关、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的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做出总结,先后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十分重要的理论,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组织结构方面,针对市场经济改革对党的组织系统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加强党员素质,重新建立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开始越来越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希望通过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直要求加强反腐败的工作,认为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情。社会冲突的不断加剧,使得政治体制也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掌握着政治输出的主要渠道。因此,党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去缓和社会矛盾,加强社会团结。由于社会阶层和团体他们本身掌握的社会资源很不相同,利益目标也很不一致,他们的行为方式和逻辑也很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不同对象需要运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对待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新兴经济精英也就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国共产党更多是采取一种吸纳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党的统一战线组织,比如工商联、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吸纳。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主敞开了组织的大门,欢迎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待新的社会团体的策略上,中国共产党大致经历了一个“控制——规范——引导——整合”的过程。事实上,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非政府组织的一个行动框架。而对于大量散布于中国社会的抗争性的利益诉求行为,中国共产党尽量的将他们引向合法的制度化渠道,防止他们的各种政治诉求演化成激烈的非理性行为。

崔克锐^[7]（2014）在《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回顾与思考》文中认为本论文主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建设理论视角,对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进行回顾,思考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特点与规律,以期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有所助益。本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共6章。第1章为绪论部分；第2章至第5章为论文主体部分,分别阐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相关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最后为结语部分,主要以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为核心,阐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是铸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与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以及主要创新点。所关涉问题是叙述与理解本选题的前提基础和依据。第2章：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基本思想的形成、丰富与发展。毛泽东回顾与总结十八年党的建设历史,确立了“三个法宝”的党建思想,即党的建设与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密切相联,进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用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党、武装全党,并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根本,从而为新时期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奠定了基本依据,提供了基本原则,指明了基本路径。第3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确立。邓小平重新恢复并确立了党的实事求的思想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率领全党初步懂得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时期党所面对的带有根本性的历史课题。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习观,由此初步确立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第4章：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丰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江泽民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自身学习、深化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新思想,进而使党在新时期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思想得以丰富,并体现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特点。第5章：胡锦涛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成熟。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党建思想特别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得以实质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思想得以成熟。结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以建设学习型政党为前提和基础,把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目标,以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全党共识,铸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张杰^[8]（2010）在《胡锦涛党建思想探析》文中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十六大做出的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部署,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本文论述了胡锦涛的党建思想理论及其创新,系统归纳了胡锦涛党建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并对其主要内涵做出了科学总结。在思想理论建设上,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在组织建设上,改进和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大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在作风建设上,坚持把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作为重点来抓;在制度建设上,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和创新,不断完善党内各方面的体制机制,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我们党在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在理论上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使新时期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初步形成,使党的建设总体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全面而科学的内涵。党的建设从而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有力地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易凡^[9]（2008）在《胡锦涛党建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于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实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变化为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科学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具体问题,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等七个方面着手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党的七大建设协调推进,主线突出各有侧重的党建总体布局。本文通过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党建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讨,开展了对于胡锦涛党建思想的研究,并归纳胡锦涛党建思想的六大基本特征:继往开来的创新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求真务实的自觉性、保持先进的长期性、党内和谐的目标性、为民谋利的人民性。胡锦涛党建思想体系本身以及它所具备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将继续指导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具体行动,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田知君^[10]（2006）在《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科学内涵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从党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这个角度，来研究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的科学内涵。 党的先进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的先进性科学内涵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如马克思恩格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一个怎样的党的问题、列宁党的组织建设的论述、毛泽东关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和邓小平强调用制度来保证党的先进性等。 基于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同党在新的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觉走在时代前列、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坚持崇高价值取向的先进性，构成了党的先进性最深刻、最丰富的内涵系统，对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的科学内涵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概括。 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的科学内涵，展现在党的先进性与一些重要方面的基本关系中，如新时期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代表性、时代性和创新性关系；展现在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党的阶级基础与党的群众基础的统一之中。 苏共败亡，促使我们去思考、去探究其深层次根源：苏共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要求来建设党，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怍用，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们从实践上正确把握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二、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8）胡锦涛党建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9）胡锦涛党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科学内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研究[D]. 林敏.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3]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研究[D]. 徐绍红.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8)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D]. 王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D]. 孙明增.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问题研究[D]. 杨帆. 山东大学, 2014(04)
• [7]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回顾与思考[D]. 崔克锐. 西南交通大学, 2014(11)
• [8]胡锦涛党建思想探析[D]. 张杰. 燕山大学, 2010(08)
• [9]胡锦涛党建思想研究[D]. 易凡. 中国石油大学, 2008(06)
• [10]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科学内涵研究[D]. 田知君. 南昌大学,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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