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兴趣与理解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柏佳妤[1](2021)在《对外汉语新手教师课堂用语研究 ——以沈阳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为例》文中提出课堂用语贯穿了一节课的全程,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因素和构成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课堂用语不仅被认为是教师用来传播知识的工具和手段,更被认为是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的纽带。近几年,对于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用语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重要的课题,但对新手教师课堂用语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探讨空间。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了来自沈阳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的五位新手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真实记录了五位新手教师的课堂用语,对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研究,发现新手教师课堂用语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从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有指导性的合理改进建议,希望能够通过本研究给对外汉语新手教师提供一定的助益。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笔者介绍了研究缘起和意义,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思路,并对当前对外汉语课堂用语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从课堂用语的使用特点出发,分析了课堂用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并对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将课堂用语分为了导入语、提问语、评价语、总结语四种类型;第二章介绍了研究对象沈阳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五位新手教师的详细情况,并针对调查对象,设计了与之相适应的调查量表,确定了调查方法,展示了本文的调查实施过程;第三章和第四章在对五位新手教师课堂用语转写的基础上,从时长、使用方式方法、使用的句子类型和学生参与程度等方面,分别对新手教师的课堂导入语、提问语、评价语以及总结语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手教师在课堂用语使用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五章针对新手教师课堂用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帮助新手教师解决课堂用语使用上存在的问题,提高课堂用语的有效性,从而提高新手教师的教学能力。第六章为结论,探讨了本文的研究结果及其不足之处。
张晓鹏[2](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提出“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张蓬[3](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陆露[4](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李全平[5](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刘后德[6](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刘素娟[7](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崔宇峰[8](2020)在《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文中认为刘绪贻(1913—2018)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着名学者。他知识渊博,勇于探索,勤奋钻研,在美国史研究、社会学等领域颇有建树。刘绪贻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对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贡献较大,但学术界对其研究的成果较为分散,不成系统。本文以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为题,从其生平、学术着作、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入手,全面总结和评价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成就、对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以及学术地位。本文将从如下方面进行探究:绪论主要探讨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第一章介绍了刘绪贻生平和学术生涯。刘绪贻从小同情劳动人民,向往自由民主的社会。他自幼立下“素王”之志,要用知识改变中国社会。他的求学经历充满坎坷,但他信念坚定,目标明确,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第二章分析了刘绪贻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该章主要对刘绪贻罗斯福“新政”的研究方法、关注问题和观点作了一定评析。此外,本章也对刘绪贻和其他学者就罗斯福“新政”这个议题所产生的史学争鸣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分析了刘绪贻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包括总统选举、两党政治、外交政策等,也分析了刘绪贻在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第四章分析了刘绪贻美国史研究的代表着作,主要有《美国通史》(六卷本)中刘绪贻参与撰写的第五卷和第六卷,分析了此两卷的写作特色、主要问题,并与同时期其他美国史着作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本章也对刘绪贻主编的工具书《美国研究词典》进行了一些研究。第五章对刘绪贻美国史研究中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进行了总结。刘绪贻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史学思想是他进行美国史研究所恪守的原则,也是他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史学研究的主要表现,包括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等。而史学方法则是实现其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包括史论结合、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等。
姚家园[9](2020)在《同课异构:高中语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提升的有效策略》文中研究表明《中学教师专业发展标准(试行)》指出中学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是其核心能力之一。出于新课改纵深化和教师专业化发展等需要,当前高中语文教师需要不断提升教学设计能力来解决在设计理念、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思考如何在突出所教学科认知特征的前提下,尝试设计体现教师自身教学风格的教学方案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而同课异构教研活动作为最常用的教研活动方式之一,为高中语文教师研究和教学之间搭建起了桥梁。基于此,研究同课异构教研方式如何有效提升高中语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是非常有价值的。本文在新课标发布和同课异构视角下高中语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现状背景下,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全文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与文献综述部分,阐述该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介绍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所用到的研究方法,综述同课异构校本教研活动和教师教学设计能力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是第一章,笔者通过对相关概念进行全面的阐述,同时提出研究的理论依据,并对高中语文同课异构模式下的教学设计的程序和内容进行分析,从而梳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第二章,本部分以调查问卷为基础,对高中语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现状进行调查,试图通过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分析高中语文同课异构教研活动中教师在设计理念、设计内容、设计策略及设计结果方面中出现的问题,并探究总结背后的原因。第四部分是第三、四章。本部分首先针对调查所发现的问题,结合上述研究成果从四个维度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第一,加强教师培训,以提高教师的设计素养;第二,实现团队备课,比较研究不同教师授课对象的学情、设计目标和设计内容三个方面,落实“教什么”;第三,以一课多研为抓手,分类研究教师设计策略、设计过程和弹性设计三个方面,落实“怎么教”;第四,由专家引领促进教学反思。其次,结合高中语文课堂资源,笔者选取高一年级的两个班级分别进行教学,将之前设想的策略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的教学课例检验设想的策略的优劣,探讨利用同课异构来提高高中语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有效性。第五部分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论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希望能够对之后的研究者有所帮助。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是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一项主要的能力要求。高中语文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直接影响着教学的质量和教育的效果。教师们需要利用“同课异构”教研活动聚集教师、教研团体和专家的力量,坚持理论培训、团队备课、一课多研和反思总结,致力于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设计能力,能够满足不同学生需求、加速专业化成长和推动新课改发展。
曾晓滢[10](2020)在《幼儿园《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内容效度研究 ——基于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文中指出质量提升作为21世纪学前教育领域的关键词,是我国学前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其中,课程质量成为保障和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然而,我国幼儿园课程建设还面临着“质量话语”缺失的困境,突出表现在科学、可靠的课程质量评估标准的缺位,从而使得我国课程建设中多种多样的课程模式和实践的质量无法得到监测和保障,幼儿园课程质量提升无法得到有效指导。因此,科学研制一套针对中国幼儿园课程特点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课程质量评估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引领学前教育质量提升。本研究以开放的质量观作为指导思想,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对《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进行内容效度研究。邀请63名各领域专家组成六个专家小组分别检验《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幼儿园课程发展维度”、“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六个部分评估内容的适切性,并提出修订意见或建议。经过两轮专家意见征询,专家基本认可该评估标准评估框架以及95%的评估指标具有适切性,该评估标准的内容效度较好。同时,通过两轮意见征询,研究者对评估内容进行了如下修订:修订6个子项目的名称;修订131条评估指标的内容;删除11条评估指标;调整12条评估指标的等级;增加24条评估指标;增加和完善对部分评估指标和概念的备注。通过本研究,一方面,全面提升了《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评估内容的适切性;另一方面,由于德尔菲法本身的缺点以及研究者时间、精力的限制等,还遗留了一些特殊的问题无法仅依靠专家意见就能得到解决,后续可再结合其他研究方法解决遗留的问题。同时,研究者还集中讨论了研究过程中专家普遍关注的两大问题:即《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与幼儿能力发展指标的关系和《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对幼儿园课程实践的作用。基于此,研究者对《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后续研制工作提出了建议,并表达了对《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问世后发挥引领质量发展作用的期许。
二、关于兴趣与理解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兴趣与理解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对外汉语新手教师课堂用语研究 ——以沈阳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1.2 对外汉语课堂用语研究现状 |
1.2.1 2000 年之前对外汉语课堂用语的研究 |
1.2.2 2000年--2010年之间对外汉语课堂用语的研究 |
1.2.3 2010 年至今对外汉语课堂用语的研究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3.1 课堂用语概念的界定 |
1.3.2 对外汉语新手教师概念的界定 |
1.4 研究方法 |
第2章 对外汉语新手教师课堂用语的调查设计与实施 |
2.1 调查设计目的 |
2.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2.2.1 新手教师基本情况 |
2.2.2 学生基本情况 |
2.3 新手教师课堂用语观察量表设计 |
2.4 新手教师课堂用语的调查实施过程 |
第3章 新手教师课堂导入语与提问语分析 |
3.1 新手教师课堂导入语分析 |
3.1.1 导入语时长分析 |
3.1.2 导入语运用方式分析 |
3.1.3 导入语使用词类分析 |
3.1.4 导入语句子类型分析 |
3.1.5 导入语学生参与程度分析 |
3.2 新手教师课堂提问语分析 |
3.2.1 提问语统计标准 |
3.2.2 提问语使用次数分析 |
3.2.3 提问语运用方式分析 |
3.2.4 提问语等待回答时长分析 |
3.2.5 提问语学生参与程度分析 |
第4章 新手教师课堂评价语与总结语分析 |
4.1 新手教师课堂评价语分析 |
4.1.1 评价语运用方式分析 |
4.1.2 评价语使用情况分析 |
4.1.3 评价语评价内容分析 |
4.1.4 评价语学生参与程度分析 |
4.2 新手教师课堂总结语分析 |
4.2.1 总结语运用方式分析 |
4.2.2 总结语学生参与程度分析 |
第5章 对对外汉语新手教师课堂用语的使用建议 |
5.1 新手教师课堂导入语使用建议 |
5.1.1 导入语时长建议 |
5.1.2 导入语运用方式建议 |
5.2 新手教师课堂提问语使用建议 |
5.2.1 提问语运用类型及提问语设计建议 |
5.2.2 提问语等待时长及学生参与程度建议 |
5.3 新手教师课堂评价语使用建议 |
5.3.1 评价语使用情况建议 |
5.3.2 评价语学生参与程度建议 |
5.4 新手教师课堂总结语使用建议 |
5.5 新手教师课堂用语整体使用建议 |
第6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2)“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思路与创新点 |
第一章 1959年“曹操论战”概说 |
第一节 “替曹操翻案”的背景 |
一、从《蔡文姬》的创作动机说起 |
二、“主席的提示” |
三、毛泽东“替曹操翻案”的用意探究 |
第二节 “曹操论战”的内在理路 |
一、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 |
二、“曹操论战”发生的学术环境 |
三、史学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
第三节 “曹操论战”的过程 |
一、酝酿: 从文学讨论入手 |
二、开战: “翻案者”的理论立场 |
三、对垒: “反对者”的逻辑 |
四、混战: 具体问题的讨论 |
五、下沉: 学术圈外的讨论 |
第二章 价值: 从道德评价到事功评价 |
第一节 传统史学与儒家伦理 |
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
二、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特色 |
第二节 从“道德”到“事功”: 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
一、历史进步观对道德评价的冲击 |
二、论战中曹操评价标准的转换 |
三、辩证法: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第三节 “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 |
一、“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 |
二、“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 |
三、“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 |
第三章 立场: 从人民本位到民族本位 |
第一节 1949年后思想转移的背景 |
一、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的代表者 |
二、民族史观与阶级史观的张力 |
第二节 “人民本位”的实质——阶级本位 |
一、平民主义: 毛泽东人民观的根本特征 |
二、“帝王本位”的反面: 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 |
三、“人民本位”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冲突 |
第三节 从“阶级”到“民族”: “替曹操翻案”的立场 |
一、民族与阶级视野下的曹操 |
二、“曹操打黄巾”: 对“人民立场”的商榷 |
三、“曹操打乌桓”: “民族英雄”论何以成立 |
第四章 方法: 从阶级观点到历史主义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绝对化 |
一、底层倾向与阶级观点的中国化 |
二、阶级观点的深化与偏向 |
三、伦理主义: 绝对化阶级观点特征 |
第二节 “曹操论战”中对阶级观点的反拨 |
一、“新案”难翻: 阶级观点对曹操的根本否定 |
二、隐晦批评: 对阶级分析的纠偏 |
三、直接反拨: 遏制“史学革命” |
第三节 “曹操论战”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讨论 |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主义方法 |
二、论战中对历史主义评价人物方法的运用 |
三、论战中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 |
第五章 “曹操论战”的评价与反思 |
第一节 “曹操论战”在史学史上的失与得 |
一、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昙花一现” |
二、学术氛围与论战群体自由广泛 |
三、理论问题与具体研究的推进 |
第二节 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论战的最大困惑 |
一、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后果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德维度 |
三、“史学伦理”: 重建历史与道德的联系 |
结语 |
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纠偏” |
二、论战后历史观念的转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一章 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知识身份”的确立 |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文学”演变 |
一、晚清学制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奠基 |
二、民初教育改革对“文学教育”地位的确定 |
三、“五四”时期教育制度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强化 |
第二节 新文学与国文教育“联姻” |
一、“言文一致”的必然结果 |
二、文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
三、“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利益共谋 |
第二章 新文学以国文教科书为媒介的传播 |
第一节 192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新文学兴味的体现 |
一、《白话文范》的“新思潮”倾向 |
二、《初中国语文读本》的新文学经典倾向 |
三、《初级国语读本》的“新文学理念”倾向 |
四、编者个人因素对新文学选文编排的影响 |
第二节 193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文学教育”观的转变 |
一、“新思潮”的延续与深化 |
二、“文艺性”的强调与凸显 |
三、从“文学”到“文章” |
第三节 1940 年代国文教科书中新文学的“遮蔽”与“反抗” |
一、“国定本”对“新文学”的有意遮蔽 |
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对“新文学”的坚持 |
三、国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特征 |
第三章 新文学对国文教育改革的推动 |
第一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阅读教学改革 |
一、“人生问题”选文引发“问题教学法” |
二、艺术性选文引发“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
三、新文学教育引发“精读”“略读”改革 |
第二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写作教学改革 |
一、语体文作文观的形成 |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明确 |
三、写作指导方法的转变 |
第三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考试改革 |
一、考核方式的改变 |
二、考核内容的改变 |
第四章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创作与国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第一节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对国文教育的影响 |
一、周氏兄弟的“儿童本位”思想 |
二、叶圣陶与朱自清的国文教育观 |
第二节 国文从教经历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
一、以学生为假想读者群的“范文式”创作 |
二、以抒发个人教育理想为目的的创作 |
三、从教经历影响在作家写作风格中的体现 |
第三节 新文学中的“教育书写” |
一、以“教育批判”为主题的创作 |
二、以“儿童为本”的创作 |
三、为教育助力的新文学读物编辑 |
第五章 国文教育视野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反思 |
第一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化”历程 |
一、散文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二、小说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三、新诗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四、戏剧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成因 |
一、符合选文标准 |
二、具有教学价值 |
三、文化斗争需要 |
四、自我经典化努力 |
第三节 国文教育对新文学“经典”产生的影响 |
一、节选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二、删改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三、教学阐释对原作的影响 |
四、教育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本文参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及新文学选文篇目 |
后记 |
(4)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二、研究问题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三、文献综述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四、研究方法 |
(一)微观历史法 |
(二)个人访谈法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后记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一、重评秦始皇 |
二、为孔子正名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小结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小结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一、文献综述 |
二、创新之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基本思路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三、“心物”、“动静”说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一、游欧洲印象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二、“了解之同情” |
三、“新瓶旧酒”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三、“终结”与“开始”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三、两个孔子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8)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二、国内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一) 评价刘绪贻美国史研究具体问题或者方法的文章 |
(二) 为庆祝刘绪贻诞辰而撰写的纪念性文章 |
(三) 书评 |
(四) 访谈录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一) 创新之处 |
(二) 不足之处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刘绪贻的生平 |
一、第一阶段(1913年—1949年) |
二、第二阶段(1949年—2018年) |
第二章 刘绪贻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
二、刘绪贻罗斯福“新政”研究的主要内容 |
(一) 富兰克林·D·罗斯福为何能赢得总统竞选 |
(二)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理论来源 |
(三) 对罗斯福“新政”中主要经济政策的评价 |
(四) 对罗斯福“新政”中主要社会问题的研究 |
(五) 对罗斯福“新政”实施年限和影响的研究 |
三、史学争鸣的研究 |
(一) 与胡国成的史学争鸣 |
(二) 与黄绍湘的史学争鸣 |
第三章 刘绪贻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 |
一、刘绪贻对美国总统和两党制的研究 |
(一) 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 |
(二) 对美国两党制的研究 |
二、刘绪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
(一) 大萧条时期的外交政策研究 |
(二) 罗斯福时期的外交政策研究 |
(三) 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研究 |
三、刘绪贻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 |
第四章 刘绪贻代表着作的研究 |
一、对《美国通史》(六卷本)第五卷和第六卷的研究 |
(一) 着作的特色和不足 |
(二) 与同时期中文美国史着作的比较 |
二、对《美国研究词典》的研究 |
(一) 概况、编写特点和史学地位 |
(二) 学术争议及评价 |
第五章 刘绪贻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 |
一、史学思想 |
(一) 注重史学研究的与时俱进 |
(二) 重视上层建筑的变化 |
(三) 用联系的观点分析历史人物的品德 |
(四) 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史学研究 |
二、史学方法 |
(一) 史论结合 |
(二) 比较研究的方法 |
(三) 跨学科研究 |
(四) 运用社会史观来解决实际问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同课异构:高中语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提升的有效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与文献综述 |
一、选题依据及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高中语文“同课异构”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理论阐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同课异构 |
二、高中语文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 |
三、“同课异构”与高中语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关系 |
第二节 理论依据 |
一、头脑风暴法理论 |
二、教学最优化理论 |
三、教师合作理论 |
四、元认知理论 |
第三节 “同课异构”视角下的高中语文教学设计 |
一、“同课异构”视角下的设计程序 |
二、“同课异构”视角下的设计内容 |
第二章 高中语文“同课异构”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现状探究 |
第一节 高中语文“同课异构”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
二、访谈的基本情况 |
第二节 高中语文“同课异构”教研活动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中出现的问题 |
一、设计理念:注重操作,轻视理念 |
二、设计内容:内容过多,偏离重点 |
三、设计策略:长于嫁接,灵活不够 |
四、设计效果:针对不足,收获相似 |
第三节 问题背后的原因探究 |
一、教师们对“同课异构”的认识有偏颇 |
二、教师自身的设计理论素养有待提高 |
三、“同课异构”教研活动对教师教学设计指导不够 |
第三章 高中语文“同课异构”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有效策略 |
第一节 加强培训:提高教师设计素养 |
一、比较学习课标,明确最新理念 |
二、深钻设计理论,奠定专业基础 |
第二节 实现团体备课:比较研究“教什么” |
一、聚焦不同学情,提高教师设计的针对性 |
二、比较教材细读,增强教师设计目标的目的性 |
三、落实因材施教,突出教师设计内容的分层性 |
四、案例评析 |
第三节 坚持一课多研:分类研究“怎么教” |
一、倡导教无定法,提升教师设计策略的灵活性 |
二、注重扬长避短,实现教师设计过程的最优化 |
三、鼓励适当留白,加强教师设计的弹性 |
第四节 专家引领:鼓励教师参与,加强反思深度 |
第四章 高中语文“同课异构”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课例及反思 |
第一节 实践课例展示-以《短歌行》为例 |
《短歌行》教学设计一 |
《短歌行》教学设计二 |
第二节 活动过程总结与反思 |
一、初次设计 |
二、二次设计后的反思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10)幼儿园《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内容效度研究 ——基于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质量提升是我国学前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
二、课程质量成为学前教育质量的核心要义 |
三、课程质量评估标准的科学研制有助于引领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幼儿园课程质量评价的研究 |
二、关于幼儿园课程质量评价标准的研究 |
三、关于研制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研究 |
四、关于内容效度的研究 |
五、已有研究的启示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一、幼儿园课程 |
二、幼儿园课程质量 |
三、评估指标 |
四、内容效度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二章 《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研制过程及指导思想 |
第一节 《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研制过程简介 |
一、《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简介 |
二、《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的前期研制过程 |
第二节 《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研制的指导思想 |
一、开放的质量观 |
二、开放的质量观下对质量标准研制的思考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一、专家组的确立 |
二、专家咨询的轮数 |
三、资料收集过程 |
四、研究质量的控制 |
第四章 研究结果 |
第一节 课程质量评估标准第一轮专家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一、项目和子项目划分框架的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二、具体评估指标的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第二节 课程质量评估标准第二轮专家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一、项目和子项目划分框架的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二、具体评估指标的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第三节 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后的研究结果 |
一、《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的内容效度 |
二、修订后的《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框架 |
第五章 讨论与建议 |
第一节 讨论 |
一、使用德尔菲法进行内容效度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二、《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与幼儿能力发展指标的关系讨论 |
三、《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对幼儿园课程实践的作用:标准规范与自主发展的关系讨论 |
第二节 建议 |
一、对《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后续研制工作的建议 |
二、对《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问世后发挥引领质量发展作用的期许 |
第六章 研究创新点与研究反思 |
第一节 本研究的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创新 |
二、研究对象创新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专着类 |
二、期刊及网络文献类 |
三、学位论文类 |
四、英文文献类 |
附录 |
附录1 :《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部分示例) |
附录2 :第一轮专家意见征询问卷(部分示例) |
附录3 :针对第一轮专家意见征询的反馈(部分示例) |
附录4 :第二轮专家意见征询问卷(部分示例) |
在读期间相关研究成果发表情况 |
后记 |
四、关于兴趣与理解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对外汉语新手教师课堂用语研究 ——以沈阳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为例[D]. 柏佳妤. 沈阳大学, 2021(09)
- [2]“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3]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D]. 张蓬.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6]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7]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8]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D]. 崔宇峰. 扬州大学, 2020(05)
- [9]同课异构:高中语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提升的有效策略[D]. 姚家园.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幼儿园《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内容效度研究 ——基于德尔菲专家咨询法[D]. 曾晓滢.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