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善为本”的出版理念

一、论“以善为本”的出版理念（论文文献综述）

安琪^[1]（2021）在《米尔顿·格拉泽设计理念及风格研究》文中提出

刘亚东^[2]（2021）在《《庭训格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古代帝王倡导以儒家礼教教育皇子、教化万民,重视家训文化的建设,为其培养统治人才、治国理政打下坚实基础。《庭训格言》是一部记载康熙帝教子训词的家训,共计246则,涵括了治学、处世、为政和养生等多方面的内容,代表着古代帝王家训发展的顶峰。目前学界对《庭训格言》的研究并不多见,所以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十分有必要。康熙帝家教思想形成的因素,首先是历代帝王重视皇室教育的文化传统,其次是清初以儒治国统治政策的转变,其三是康熙帝启蒙教育和经筵日讲学习的个人因素。这些因素使其尤为注重儒家礼教对皇子的影响。康熙帝崩逝后,后继之君雍正帝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伦理教化,与诸兄弟追述康熙帝晚年训词,并编纂成书,命名为《庭训格言》。较之历代帝王家训,康熙帝家教思想及《庭训格言》的编纂成书,具有特殊的形成因素和政治动因。《庭训格言》凝聚着康熙帝的家教智慧。首先,思想内容丰富全面。治学方面,康熙帝既重视传统的读书明理,又强调技艺学习和生活常识的掌握;处世方面,康熙帝要求子孙积善修德,做到心存善念、践行孝道、诚信主敬、慎独节制、以义为利、崇俭勤劳,循序渐进地由凡至圣;为政方面,康熙帝强调要施以仁政、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同时严于律己、善察自省、严管下人;养生方面,康熙帝重视内外兼修,保持好的心态,顺其自然且谨慎对待饮食、医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康熙帝家教思想以儒家礼教为本,并融合了佛道思想和满族传统礼俗,同时重视实用性和科学性,整体上呈现出综合全面、兼容并蓄的鲜明特色。其次,在教子方式上,《庭训格言》也有别于历代帝王家训,强调早教严教,并以自身经历来教育皇子。其语言通俗易懂,更有利于帝王家教向仕宦家族和社会大众渗透。《庭训格言》对清中期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促进了后代帝王治家治国思想的承袭完善,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清代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表现出帝王家教在贵族内部、仕宦家教和社会教化三个层面,由上至下地渗透与互动,在家训文化史、清代社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党同^[3]（2021）在《刘古愚理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刘古愚是晚清时期陕西着名的教育家、维新派领袖,也是关学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理学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近代中国所遭受的苦难、厄运和人们谋求独立富强的艰辛努力都不能不成为他长期研学、阐发理学的直接动因并为其理学思想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他成长生活的关中地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宿学巨儒辈出,自北宋张载开始,直到清末,关学一直是该地区传衍发展的主流文化和重要学术流派。这些无疑构成了其理学思想的重要历史文化渊源。刘古愚的理学着作有《大学古义》《孝经本义》《孟子性善备万物图》和《论语时习录》。其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六个方面,即:“元”为本的宇宙本原论、纯善的人性论、“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心性论、亲民为核心的明德观、诚意为主的修养论和突出孝道的伦常观。他按照理学的内在逻辑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原则,将上述内容有机统一起来,并突出强调了“元”“善性”“明德”“诚意”“良知”“孝”“民胞物与”等范畴的地位、作用及其互相之间的关联性。刘古愚的理学思想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心学为依归,抱持开放的胸怀和思想方法,反对分门别户互相攻讦,兼融程朱、陆王各派特别是关学之长以及西学的相关内容,结合时代特点对传统理学进行了扬弃和阐发,借以启沃人心,造就理想人格;二是重实践,倡导经世致用和实学精神,以爱国维新为根本立场,既坚守民族文化根脉,又积极探索创新,抵御西方侵略,关注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致力于建设独立富强国家;三是同别的理学代表人物相比,其理学思想也许显得不是特别严密、纯粹,但这也正是它与传统理学的区别所在,因为它吸纳融入了不少近代的新东西,包含了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切。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也预示着关学在新时代趋于某种新的转型。刘古愚理学思想所体现出的包容、开放、进取精神和反对空疏,注重实践的务实态度,尤其是他那浓郁的家国情怀和笃定的文化自信,都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

魏敏敏^[4]（2021）在《曾侯乙编钟音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璀璨如星河,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曾侯乙编钟及编钟音乐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构建和传递一种基于传统文化弘扬与发展而形成的正能量,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音乐现象。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以曾侯乙编钟及编钟音乐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曾侯乙编钟及编钟音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挖掘曾侯乙编钟及编钟音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立足于历史与当下、传统与创新两组时空概念,探寻曾侯乙编钟音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路径,从而寻求理论与实践意义。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选题缘由和相关文献。第二部分对曾侯乙编钟、编钟音乐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进行界定,梳理曾侯乙编钟音乐的创作、发展历程以及基本特征,阐述曾侯乙编钟音乐与思想政治教育两者之间的关联。第三部分从物质和精神双重维度出发,对曾侯乙编钟及编钟音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进行挖掘。第四部分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探寻曾侯乙编钟及编钟音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现路径。

王垚^[5]（2020）在《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正当防卫是社会中时常出现的一类现象。既有研究中,对正当防卫作为违法阻却事由的讨论林林总总,将其视为一种权利,按照权利研究的基本框架进行讨论的却付之阙如。正当防卫既是一种自然权利,亦是一种法定权利;既是一种侵害人与防卫人之间的权利,亦是一种个人与国家间的权利;既是一种基于客观侵害事实的权利,亦是一种经防卫权拥有者判断后加以具体使用的权利。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通过权利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文献分析方法等诸方法的使用,围绕正当防卫权利展开研究,能够统辖性地理解作为制止权和私力救济制度安排的正当防卫,亦能够对当下司法实践中围绕正当防卫权利出现的若干未决问题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解释框架。一是正当防卫权利的概述。部门法评价的防卫行为仅属于正当防卫权利现象当中较为关键的一部分,而并非权利行为的全集。换言之,正当防卫权利的设置,并非仅服务于阻却违法评价,应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从权利的核心宗旨看是一种制止权,从私力救济的属性看是一种致损权,从紧急状态的行为模式看是一种误判权,从权利的基本结构看,躲避权亦属其概念项下。由此,正当防卫的研究视域得到了较大的拓宽,并产生了诸多辐射效应:首先,在诸项对正当防卫的概括要素中,究竟何者是其本质?如果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偏狭性的看法,就容易影响对其发展趋势的判定,因而不仅要警惕辉格史观式的赋予历史史实以其无以承载的评价,还要对与正当防卫权利行为近似的复仇、私刑、正当防卫权力行为等作出较为明晰的区分。其次,正当防卫权利的作用对象是侵害人,体现为个体间基于义务违反而导致的权利边界侵犯。但正当防卫还是一种个人与国家间基于侵害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委托与授权执行,因而完整的正当防卫架构不应忽视权利运用背后的“权利-权力”因素。最后,正当防卫权利概念,经由不同的切入角度,能够对其产生迥异的理解:语言角度揭示了正当防卫在“俗民范畴”与“体系语义”间的认识冲突。伦理角度通过对“正当”概念的层次性思考,展示了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之中的内涵差异。而制度角度则展现了部门法化的正当防卫权利诠释以评价触法行为为主轴的基本逻辑,这为统辖性与体系化地自上而下凝练正当防卫权利概念带来了困难。揭示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指向差异,对我们深入讨论正当防卫权利极为必要。二是正当防卫权利的证成。霍菲尔德权利分析框架为我们展示了正当防卫权利在不同权利语境下的具体指向,作为权利的正当防卫,既是一种要求权,又是一种自由权,同时还是一种法律权力与豁免权。正当防卫的本质属性是制止权,其具体展开形态既包含制止权,也包含致损权、误判权与躲避权。正当防卫正当性的阐释,经由话语塑造的辩护形象,由表及里地展开分析:惩罚者”、“被动成为致死致伤工具”与“退无可退”者等辩护形象,有的仅能用以对部分正当防卫权利行为加以证成,有的仅服务于与正当防卫目的全然不同之行为的正当化论证,无法承担起合法性本质的解释任务。因而一种权利进路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具言之,正当防卫权利在具体语境中的正当意味着:首先,在不限于该语境的个体交往中,一种以及时私力救济为旨趣的防卫权制度设计是必须的,经由义务违反而导致的法益悬置,使防卫人的行为具有不同于侵害行为的正当性,此即“权利-权利”意义上的正当,权利享有意义上的正当,或称正当防卫的可为性。其次,在某一具体语境中,特定据有防卫权的个体依据规范标准能够行使上述权利,进而产生实然化的制止、致损或躲避行为,并与对应主体生成相应的法律关系,此即“权利-权力”意义上的正当,权利行使意义上的正当,也即正当防卫的应为性。最后,在涉及防卫权内涵“开放边界”的部分,即个体与整体视角判断结论发生冲突的特定语境中,提倡一种风险分担的经济学思维方法:此时的防卫权利,服务于对不法侵害人行为的规制,并非因正当而确权,而是因确权而正当。一言以蔽之,研究倡导一种改造版本二元论的思考方式,以可为性与应为性为考量角度,以一般权利架构为基础,以风险分担为补强,从而为正当防卫的权利运作提供一种相对自洽的解释方案。三是正当防卫权利的运用。正当防卫认定难是司法实践中不争的事实,推进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秉持“司法-立法-法理”的逻辑轨迹,对构成要件展开法理反思,进而窥见防卫权利内涵中与“语词中心”相对应的“开放边界”部分。对此,应当从质性要件,即对象要件、前提要件、时间要件与主观要件,以及量性要件即限度要件两个维度加以思考。在质性要件的把握中,对象要件是最为首要的,其关注重点并非是“防卫权应当作用于何者之上”,而是“防卫权可以施加于侵害人何种利益之上”。前提要件是确定何为不法侵害的要件,可视为衡量防卫权延伸逻辑范围的要件。时间要件的认定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和防卫权利本位的理念,而不能仅仅以侵害客观实际为转移。主观要件识别的关键在于合理圈定构成相应判定标准的元素,并以底线思维重构对行为主观方面的判断。在量性要件的把握中,以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作为理解限度问题的基本框架,以相适应理论与需要理论的主要分歧与完善走向考察两者龃龉之处与融合趋势。正当防卫的本质属性是制止权,因而正当防卫权利逻辑的基调应当是需要说,相适应的要求只能具体服务于前者,构成一种二阶标准。由此反观防卫过当条款与特别防卫条款,亦将对其制度功用产生全新的理解。

刘重麟^[6]（2020）在《说书与敬神：太行山神书艺人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神书是一种在太行山区域民间信仰活动中表演的文艺形式,常见于公共庙会的酬神仪式与私人家户的还愿仪式。神书艺人是指参与仪式策划与表演,精通乐器或说唱技能并以此为生的群体。他们出生贫寒,身体缺陷,现实中常常遭受不公待遇,处于社会边缘。本文通过对“神书艺人”这一地域标志性民间曲艺群体及其仪式性说唱活动的研究,剖析流动的艺人是如何链接村落社会中人、祖先、神的关系,如何互构仪式角色与社会身份,进而讨论技术时代的神书艺人的生存规则与生活策略。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环境、民间信仰、灾荒移民、晋商流动、佛头宣卷与乐户赛社等因素对神书艺人的历史源流与说唱传统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曲艺说唱作为神圣载体参与社会交换的过程。第二章通过考察清末民初神书艺人群体的行会组织,讨论了中国传统业缘性社会组织的构成方式与运作机制。其中发现祖师崇拜对行业内部秩序整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三皇信仰是官方祭祀下移民间与艺人群体借神自重、塑造认同的双重构建。孔圣崇拜强调了艺术来源的正统性与说古劝善的功能。对苗庄王、邱祖的敬奉体现了佛道传教对曲艺传承的影响。第三章从艺人的主体性出发,重点介绍了太行山神书艺人入行前的苦难遭遇,学艺经历与婚姻生活。艺人将苦难遭遇转化为奇遇经历,以此塑造灵验的仪式身份。学艺中师徒关系的建立既维持了曲艺流派的风格特征与特殊技艺,也建立了一种互惠型的经济契约。在婚姻家庭方面,艺人的通婚圈主要是以其演艺活动的地域范围为中心向外扩散。职业特点、经济收入、身体状况成为艺人建立婚姻关系的消极因素。第四章介绍了神书表演的具体场合、说唱程序与文本选择,比较了襄垣郭庄村求雨书与长子岚水乡杨府周年书两类演出的异同,具体分析了艺人在链接群体仪式与家族仪式中作用与功能。第五章选取了神书类型之一的庙会书为研究对象,介绍神书表演的基本形式、市场关系与经营模式,剖析神书艺人的人际交往网络与社会互动模式。神书演出的基本形式地摊、神棚与舞台派生出香客还愿经济、善人功德捐赠,村落商业雇佣三类市场关系。神书市场的多元性促使艺人在表演中运用不同的策略满足主家的期待。说唱表演中“吉祥话”“扣子”的使用,团队搭班与收入分配的秩序化,个人营销与社交的线上化都是影响艺人经济收入与演艺市场的重要因素。

刘婧^[7]（2020）在《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①由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要继承“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野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的肯定和对当代文化工作者的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能够“传”下来和“统”下去?什么值得“传”?如何能被“传”下来?如何在实践上能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太为宏观和宏大的问题,不是一篇论文能够完成的研究工作。但联系读博士以来一直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旨趣,“教化思想”“以文化人”触动了我的思绪,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地厘清了传统教化思想、意识形态、以文化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化传统的创新发展,蕴含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借助文化教化推动的深刻思想。深入研究古代教化思想,提炼其精华和智慧,促进其向现代教化转变,形成现代教化逻辑,依此制定有效的实践策略,采取“以文化之”的有效举措,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握更多的群众,把这一要求落实落细落小,要深入“毛细血管”层面更加聚焦地解决问题,推进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性,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项迫切的实践问题。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不只是承担了意识形态的职能,也不只是促进了人们熟知的人伦德性建构,而是它以文化的柔性和细致,触及灵魂的深度,空气一样的渗透力兼容性地建构了社会生活秩序、个体的生命秩序,建构了个体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因此,研究古代教化如何转换为现代教化,使教化发挥现代价值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价值,也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性价值。对中国文化而言,传统之所以能够“传”下来且能够“统”下去,关键在教化。纵观中外历史,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式和途径大体有宣传、教育、教化、疏导和管制等多种方式,虽然多种方式目标一致,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哪种方式更有效也是变动不居的。但比较而言,在现代社会文化世俗化的情境下,教化的方式和手段更具有综合性和潜移默化的特点,更能抵达人心,在主流意识形态落实落细落小上更具有优势,而教化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正是为了尽可能地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有效性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本文以主导意识形态有效性与维护社会常态运行的张力为基本逻辑,尝试从意识形态视野探析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运作逻辑和传统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其现代价值转换问题。论文由导言和四章构成。导言中主要对选题依据以及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陈述,同时对学界关于教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与“述”。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交代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一章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价值问题,重点解决什么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优势何在。通过梳理和主要内容凝练,以“伦理政治——教化”的互构为分析场域,“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揭示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方式,中国古代教化的道德教化特性。本章侧重分析了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政治致思,揭示了教化理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关系,使教化积极主动介入政治实践,把政治实施转化为教化的过程。所谓教化目的是通过教化世人达到天下政治秩序的稳定,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现有政治的合理性,阐释了古代教化具有的意识形态工具性价值和促进个体人格完善的目的性价值。古代教化的优势或其运行机制在于:通过教化意识形态的“事理”的认同建立个体性的人与关系性社会的同一性关系,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聚合;文化透过教育教化的努力,使个体的意愿与“公共性精神”合一,从而提升为主体,这便是从分化到凝聚之路。这种教化充满了入世与超越的辩证张力。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必要性是条件问题,可能性是古代教化思想与现代教化思想如何贯通、价值如何转换的问题,或是古今贯通的根据和条件问题。论文指出,古今贯通的前提是解决从古代教化向现代教化创造性转换问题,并回答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中国古代教化承载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的培养的职责,且由于内容和方式的恰当性,使意识形态传播深入人心,使意识形态的功能得到了最大发挥,使社会需要的人才得到了有效培养。这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价值支撑,有利于国民素养的提升。实现教化价值的现实转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需要,以及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主体性保持的诉求。第三章主要研究解决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发展如何实现的问题,建构现代教化思想框架,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提供必要条件。这是全文的重点部分。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要实现内容、对象、方法和目标的整体转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面向“现实的个人”并始终秉持促进人格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在对古代教化方法的批判继承中采取符合现代人格特征、彰显现代审美品位的现代教化方法,以提升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为核心目标。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发展要遵循如下实践原则: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需求和标准推进发展,注重培育国民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当中;以服务现实为旨归促进发展,使人作为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人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完成社会角色扮演、融入社会生活过程,进而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创造性为支撑实现发展,使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新时代社会条件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从实现方式来看,通过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互联网结合并优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来拓展教化的广度;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平台来创新符合现代人存在方式的教化载体;通过高品质的文艺创作来提升教化作用于人心的深刻性。发挥家庭作为教化第一课堂、学校作为教化主阵地、社会作为教化实践场的多主体联动效应,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提供必要的文化主体支撑。第四章研究现代教化效用发挥的实践策略。现代社会发展中,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规定着一个国家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在现实层面,要使现代教化思想能够发挥效能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为重要。应当因势而动,借助现代教化思想拓展意识形态空间。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持久力本质是意识形态占有时空大小的问题。现代教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应当能够超越单纯宣传式意识形态传播而更具有覆盖力和深入人心之能量。即运用现代教化方式更有利于使主导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大众化,掌握大众,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才能够得到再生产和扩展化。应制定“以文化之”实践方略以建构全球化态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生存的新形式。现代教化以整合当代社会文化矛盾为使命和实践针对性,顺势而为,并通过人格塑造、自我教化和环境营造等途径提高现代教化实效性。

吴强^[8]（2019）在《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属于公安文学的范畴,但又是区别于单纯讲述警察日常生活、工作际遇、情感故事的小说类型,本文从该类小说的历史渊源出发,完成了其概念界说。同时厘清了西方“侦探小说”、日本“推理小说”与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时代和社会差异性,揭示出公安刑侦小说是当代中国新文学观下的一种兼具通俗小说审美方式和政治思想指涉的新的小说类型,强调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侦探小说”这一命名所依托的国家性质、主流意识、法律基础、社会矛盾、主体构成都已不复存在,而在新的国家语境下,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主题建构、人物塑造、思想表达等方面有着与侦探小说相异的风格和特征。本文以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文本分析为基础,以西方侦探小说、古典公案小说和日本推理小说为参照,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发展流变进行系统梳理,并进一步分析阐释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叙事特征、主题建构、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上客观评价该类型小说存在的模式化书写问题。论文总体结构包括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个部分。前言部分,从中国当代刑侦小说的概念界定入手,浅析了该类小说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确定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为论文展开提供依据和论证基础。第一章归纳总结了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发展流变过程,主要按照不同分期,做出了如下阐述:十七年时期是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发轫期,形成了新的文学范式;新时期该类小说处于复苏、重建阶段,实现了创作理念的丰富与拓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该类小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完成了世俗化、商业化的转型;新世纪之后,新媒体与大数据催生了该类小说题材的“多元繁荣”。通过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发展脉络的梳理,发现其多于一般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与功用: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新的国家语境下,承载着宣传公安工作的责任与使命,借鉴前苏联反特小说的范式,创造了“刑侦+反特”小说的繁荣,宣教作用明显,同时,此期产生了大批从事公安文学创作的作家,为该类小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之基;进入新时期,复苏与重建中的公安刑侦小说突破单一主题的案件类型描写,通过对“伤痕”的描摹和深刻的“反思”,关注“人”的回归与“法”的进入,从而在更广的层面上展示了作品积淀的思想厚度与艺术深度;随着大众文化的初步繁荣,公安小说基于社会现实基础的发展转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于该类小说的阅读需要,并且为该类作品出版和期刊的发展贡献了经济效益,但无疑这种“大众化”倾向也促成了作者、出版商对利益的追逐,导致枉顾艺术价值和艺术现实而粗制滥造、盲目复制流行现象的出现。第二章从中国公安刑侦小说其固有的故事内核的理性构建和情节的“因果阐释”入手,分析了侦探∕刑侦小说情节构成上的独特性,当其他现实主义小说还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因果”单一模式中推进时,刑侦小说却已在“理性”的指挥下,开启了“谜团”与“因果”的双重情节建构。同时也分析了侦探∕刑侦小说的悬念因为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而具有神秘色彩的创作特点,因为刑侦小说的叙事触角探入了犯罪学、刑侦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各种开放性维度,所以造成了“距离化”叙事的审美效果,而距离并不仅仅是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客观安排,而是源于人类精神内部的自我分裂所导致的间距,以及这种间距的自我映射,这种映射通过犯罪心理小说的叙事逻辑的整合表现为文本内部时间的自我叠合。中国公安刑侦小说还开启了犯罪“空间隐喻”的构建,现实空间和隐喻空间在小说中的内在并峙和深度嵌合,设置了一种玄妙而新奇的“空间距离”,这个距离既体现在“侦探”与“犯罪”之间,也体现在“叙述”与“阅读”之间,通过进入人类精神的深处与犯罪“真相”的遭遇,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参与。还通过对刑侦小说中“死亡”谜题的破解与“死亡”叙事,分析出隐藏在意象后的美学意义。第三章独辟蹊径地进行了对于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主题建构的研究,从“国家”意识、“社会矛盾多元主题”、“情与法”及“权与法”这四个维度,分析了该类小说所构筑的内涵丰富的叙事主题空间。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扞卫国家安全”这一主题中开启了以“刑侦+反特”“刑侦+剿匪”为代表的、多样的复合模式,形成了宏大叙事的“国家”意识域。而后随着社会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变化,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将视角投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社会和时代的反映,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流向。又展现了“情与法”的迷惘及“权与法”的困惑,揭示了其社会批判性特征。第四章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剖析,尤其是通过警察形象和罪犯形象的塑造技巧、形象特征等对比,总结了该类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对传统西方侦探、日本推理小说的突破。同时还分析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涵盖女警察、女罪犯和女受害人）,通过归类小说中对女性扞卫生命权利和情感权利的描摹,揭示罪案对“当下”的女性们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扭曲,从而凸显在罪案面前,女性的生命权、生存权的价值,进而对小说所展现的人生、人性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五章批判性地探讨了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模式化书写问题,指出模式化书写是基于传统西方探案小说和古典章回小说的一种延续,进而显现出在情节设置固定性、叙事视角单一性、人物特征鲜明性的特点。又从时代需要、文化策略、大众审美期待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模式化书写的成因,客观评析该现象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意识根源,同时又深入分析了当下这种书写所面临的困境,再以成功小说的案例分析了实现突围的途径。

崔晋文^[9]（2019）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美育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育就其实质来说是关于人的教育,这一点无论是鲍姆嘉通、席勒,还是马克思,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明了审美教育与“人”的联系,因而美育的指向不仅是客观对象,更是主体存在,也就是对人的生存方式、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互不相同,却存在很多关联和共性。美育的中介性特征使其本身就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美感是善心之本,是道德之本”;而美育的趣味性和重感性等特征又使得它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融通互补的可能性。美育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理性分析和说教,较为忽略情感和审美,而美育可以极大地弥补这些不足,并从更深的层次打开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从短期来看,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后者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从长期来看,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的支撑。理论方面,中西方美育思想不仅对现代美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是研究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和理论基础。在众多美育理论中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最为重要,它不仅涵盖面广,而且这一体系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至今依然是包括美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教育的最终目标。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的自然观具备明显的生态美育的意涵,这在强调生态文明的今天意义匪浅。实践方面,随着时代的变化更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到“美好生活需要”,构建美好生活的这一客观要求就成为了实施美育的重要实践基础。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提高人的审美能力,而利用美育形象性、情感性等特征,还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情操、完善人的人格,帮助人们从问理的道德走向问心的道德,由此从根本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使人形成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此外,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知识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理性教育与感性教育相结合、形象记忆与情感陶冶相统一的原则。美育的内容涉及到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伦理美、形式美、内容美、心灵美、行为美等方方面面的教育,也正是由于它的涵盖面较广,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同样多种多样,包括知识引导、环境陶冶、情境感染、情感激励等。美育的融入能使这些路径在教育过程中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个性和现实需要,更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最终潜移默化地感染和影响受教育者。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特殊的时期,这就决定了它具备政治教化功能,这一功能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这也是导致美育不被重视的原因之一。此外,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审美趣味不浓,部分内容存在说教性、手段单一、形式刻板的问题,实施过程现实感不够、对人的个性关注不够、情感和美的共鸣不足,这些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可接受性打了折扣,此外,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中生态美的意识和内容尚未成为重点。美育融入思想政治的不足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渗透力不够,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原本应该具备的教育意义被削弱了,应有的教育效果也较难达成。问题的背后必然存在成因。长期以来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或教育意识形态领域对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正确认识不足,人们一般习惯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理性的一面,认为其主要具备规范性、灌输性和赏罚性等特征;而美育则与此不同,人们一般仅认识到其感性的一面。这种认知上的误解使美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处于难以融合的状态。在应试教育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今天,教育的功用性依然是人们追逐的重要目标,这也导致整个教育体系中美育的参与不够,美育作为非理性、非政治性的教育也因此被置于边缘化的微妙地位。针对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这些对策包括构建促使美育得以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并进一步加强美育中文学艺术的作用;重视大中小学美育课程地配置和设置,增强教师队伍的美育素养,增加情感教育和实践审美的内容,等等。不过归根结底,将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应该在“人”,而“以人为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理念,与美育的“人性完满”完全一致,因此在推进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中就必须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以人为本”理念。然而,以人为本并不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它应该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生态审美的基础之上,而生态审美的要素又蕴含在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之中。这样一来,重新界定生态美育的内涵并认识到生态美育的重要意义,对恢复人的个体价值以及人类整体价值而言至关重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同时使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成为可能。

曹丙燕^[10]（2018）在《消费时代的“人”与“城” ——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文中提出城市文学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自90年代形成研究热潮并延续至今,各类范式的研究均有显着建树。在这些研究中有一共性现象不容忽视,即学界一直把城市文学的概念界定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目前最为瞩目的两大研究范式——“现代性”研究和“地域性”研究,即是如此。“现代性”和“地域性”是从不同理论视域对城市文学特性的概括,但是城市文学正处于文化转型的复杂语境中,本身还是生长中的文学形态,任何一元性的属性规定都会遮蔽它内涵的丰富性,而且城市文学概念界定一直未达成共识,不同的属性认识导致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壁垒重重。文学即人学,人类本性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是文学表现的核心,具体到城市文学来说,“人”与“城”的关系是城市文学表现的核心。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转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促成了人与城市关系的断裂与重构,个人与社会、时代的紧张关系被凸现,而这一过程中人性的复杂性也得以充分彰显,这样复杂的生命书写使城市题材本身具有了巨大的美学意义。因此,论文认为城市文学研究在视角上应从关注城市文学“是什么”,转向城市文学“写什么”和“怎样写”,探讨城市文学展现了当下城市人怎样的生存样态和精神欲求;探究它所揭示的人性与城市文化的深广度,这应该比探讨城市文学的文化属性更接近城市文学的本意,也更能揭示城市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鉴于城市文学和城市文学研究的上述特点,论文认为“人性”是认识城市文学最重要的切入口,也是提升城市文学精神向度的着力点,因此论文以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主要是城市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人性”视角建立批评的精神视点,以“人与城”的关系搭建论文结构框架,借鉴和运用了“叙事伦理学”、“消费主义”、“空间叙事学”的理论和批评方法,重点解析转型期的城市人的“在”与“如何在”的问题。论文第一章论述了1990年代的城市伦理与城市叙事的关系。个人化叙事既是城市文学的叙事方法也是精神立场,这是论文研究以“人性”为研究基点的前提。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消费文化的兴起是城市文学崛起的外部因素,城市文化转型最终促成了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转变,作家的文学观、叙事立场和视角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个人化叙事突破意识形态对个人经验的控制,肯定私人化的、感性的生存体验,是更接近人性的观察角度,对人性的理解和表达也应更贴近灵魂的真实和复杂,因此新型的城市经验、人与城市关系、人的精神诉求得以传达,因此个人化叙事直接促成了城市文学的崛起。不过,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与渗透也导致城市文学在叙事上明显呈现欲望化和虚无主义的特点,这在1990年代的城市文学中表现明显。新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已经意识到这样封闭式、欲望化叙事的危险,重新探寻个人与世界的精神连接点。叙事的方法和立场直接影响了城市文学的审美风格和精神意蕴,所以对叙事方法和立场的分析一直贯穿于“人”与“城”关系的分析中。论文第二、三、四、五章论述了四种类型的“人”与“城”关系,并分析了叙事中的人性立场和生命关怀。城市转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产生了新的城市人群和新型的“人”与“城”的关系。论文将其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游荡者与景观之城;二是闯入者与他者之城;三是欲望追逐者与物化之城;四是欲望突围与城市家园探寻,这四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内容。城市里的“游荡者”、“闯入者”、“欲望追逐者”演绎了物化城市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欲望膨胀、情感冷漠、主体破碎、家园迷失。游荡者是最具叛逆的气质的城市人群,从王朔的“顽主”到新生代笔下的边缘文人,再到卫慧、棉棉等笔下的“新新人类”,这类城市人群一直与主流价值观和大众保持距离,也因此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气质和自我意识,但是他们并没有建构一个独立的意义世界,游荡行为的意义是由他们的对立面赋予的,精神主体从怀疑到虚无,最后消散在消费文化中。在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中,“闯入者”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最具共鸣性和隐喻意义,在社会的转型期,他们是两种文明夹缝中的群体,在理性和行为选择上追随以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为表征的现代城市文明,而在心理和情感上又认同传统的乡土文明,这是文化转型时期必然经历的心灵阵痛,象征着我们民族从乡土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迈进的心路历程。在19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中,“欲望”成为人们的特性标识,因此也成为城市文学最重要的主题。这类城市书写记录和见证了消费时代人们的喜悦与焦灼,在叙事上往往耽于欲望的展示,但是它和当下生活血肉相连,本身就具有不可忽视的美学意义,而且它终究在探索物化城市中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和谐与自由问题。欲望突围叙事发现和表达了城市的另一种生存经验——日常的、恒久的、审美的、温情的,不再把物质、金钱作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进入城市的日常和细节,带着对世道人心的理解与宽容,寻求现代城市生活中恒久的、温情的一面。叙事视点实现了从外在的“物化城市”、“欲望城市”到内在的“精神城市”的转换,传达出对人性、欲望、伦理的深刻认知以及人与城市深层次的精神联系。论文结语部分总结了19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人性关怀的特点,首先在叙事上以“人性”为尺度,尽管呈现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种种影响,但是并没有以此替代对人的精神诉求的关怀;其次,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具有自由主义叙事伦理的特点;另外,城市文学是“在路上”的文学,对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探寻是城市文学的最大意义。

二、论“以善为本”的出版理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以善为本”的出版理念（论文提纲范文）

（2）《庭训格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刘古愚理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曾侯乙编钟音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说书与敬神：太行山神书艺人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美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消费时代的“人”与“城” ——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以善为本”的出版理念（论文参考文献）

• [1]米尔顿·格拉泽设计理念及风格研究[D]. 安琪. 河北科技大学, 2021
• [2]《庭训格言》研究[D]. 刘亚东.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刘古愚理学思想研究[D]. 党同. 西藏民族大学, 2021(08)
• [4]曾侯乙编钟音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D]. 魏敏敏. 武汉音乐学院, 2021(09)
• [5]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D]. 王垚. 吉林大学, 2020(01)
• [6]说书与敬神：太行山神书艺人的调查研究[D]. 刘重麟. 山西大学, 2020(01)
• [7]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D]. 刘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D]. 吴强. 吉林大学, 2019(02)
• [9]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美育教育研究[D]. 崔晋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消费时代的“人”与“城” ——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D]. 曹丙燕. 吉林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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