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史密斯关于“民族”的话语评论

一、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论文文献综述）

赵建波^[1]（2021）在《民族国家叙事下国家认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钟丽丽^[2]（2020）在《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及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二战后,经济上,英国进入了“丰裕社会”,工人阶级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可见的社会差距缩小,社会群体趋于稳定。政治上,工党首次组建多数党政府,建立了福利国家,实行了国有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之后工党连续两次竞选失败,国有化的弊端也开始显现。而共识政治的出现则意味着保守党与工党政府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趋同,这使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不像过去那样明确了,社会主义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几乎过时了,社会主义本身的目标也需要重新检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克罗斯兰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提出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分析。克罗斯兰是工党卓越的修正主义者,是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他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后资本主义”论和关于福利与平等的新社会主义观使得他成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所处的时空方位和其思想理论在工党政治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也使得他在工党的战后转型过程中堪称中坚。但是,国内关于这样一位在工党历史上,特别是工党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研究却很少。国外关于克罗斯兰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多,但研究者多是工党自己的理论家、政治家,或者与克罗斯兰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囿于其立场,多对克罗斯兰溢美而少批判,也缺少关于克罗斯兰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轨迹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以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遵循“背景——内容——影响——评价”这一逻辑顺序,对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第一章在简单介绍了克罗斯兰的生平和着述之后,分析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现实参照。第二章根据发展历程将其社会主义思想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初步形成时期、五十到六十年代初的成熟时期以及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晚期反思时期。第三章介绍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逻辑起点的“后资本主义”论、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本质的平等观、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对国有化、计划化的再认识、温和渐进的政治策略及独具特色的文化观。第四章和第五章分析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对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工党和工党政府的影响。根据工党发展的历史演变,将工党的发展划分为20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工党现代化两个阶段,并分别分析了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中克罗斯兰对工党以及工党政府的影响。第六章分析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这一部分这也是全文的落脚点。基于以上内容,本文主要阐述和论证了以下观点和结论。首先,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克罗斯兰虽然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但其父母都是利物浦兄弟会的,崇尚简单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信仰“上帝眼中众生皆平等”,这种平等主义对克罗斯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国国内和国际的时代变迁也影响和塑造了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除此之外,伯恩施坦的经典修正主义和英国工党所特有的修正主义也都促成了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为克罗斯兰修正所有制理论提供了经济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者洛拉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现实分析的局限性,从而对克罗斯兰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和瑞典社会政治的变革也为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参考。其次,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是多方面、立体式的。他基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提出了“后资本主义”论。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他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福利与平等,并区分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与手段,改变了以往人们以所有制判定社会性质的标准,认为国有化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计划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和属性。他提倡私人生活中的自由和快乐、强调文化价值的社会责任的文化观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提出通过改革教育、改变消费观念、改革税收制度以及重新分配财产和企业内部的权力和地位等措施实现社会主义。虽然克罗斯兰的目标很激进,但在实现策略方面,他又是温和而渐进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待税收改革、教育改革和民主政治的态度方面。再次,根据工党自身的发展和政治思想的演进,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对工党及工党政府的影响分为20世纪五十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的工党现代化改革时期两大阶段。在第一阶段,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成熟,加上他在威尔逊-卡拉汉政府中的任职经历,使得他在工党意识形态转型、党内左右翼之争、竞选策略以及教育和住房、社会保障、就业等社会政策方面直接影响了工党和工党政府。第二阶段包括八十年代后期金诺克、史密斯领导的“政策反省”运动、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以及2012年艾德·米利班德提出的“全民国家”。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承认还是否定,工党的每一步改变或转型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最后,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福利与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区分了手段与目的,将国有化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但他的思想也存在着局限性,其关于社会、经济和国家的分析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这种缺陷和不足一方面来源于他对二战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机构过于乐观,另一方面源于其学术观点的内在弱点。此外,克罗斯兰的着作中很少提及性别、女性主义以及合法性和认同等议题,而正是这一系列议题影响了新左派并最终塑造了九十年代“新工党”,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代的相关性,凸显出其思想的不足。即便如此,克罗斯兰对于当下的工党政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在于他在主张将政治原则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的同时,还留下了一种在新社会中践行社会民主政治的方法论。一方面,他强调工党必须要适应社会的变化,但政治原则和政治权力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冲突,工党可以在不放弃核心信念的前提下,通过民主的竞选程序上台执政;另一方面,他主张制度手段与意识形态目的的分离,而且强调这是修正主义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工党必须永远以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身份,又必须以一个真正无阶级社会的名义,成为全国性政党来赢得选民支持。他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事业,工党必须要充分理解英国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复杂性,并积极地接受和适应这些变化。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克罗斯兰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区别,是非科学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固有矛盾,生产力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和地位提高,不存在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关系紧张和阶级矛盾尖锐。但实际上这些变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本质变化。他认为所有制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因素,以平等这一价值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否定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认为只要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断增长,就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徐振华^[3]（2020）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形成解释范式。他提出“民族想象”这一核心概念,并通过极具个人风格的百科全书式论证,构建起“想象共同体”——这一全新的民族形成模型。本文围绕这一核心,用四章从不同视角深入分析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第一章论述了安德森的生平经历对想象共同体理论形成的影响。首先对安氏的学术背景进行研究,鉴于其学术着作中语言运用和论证材料的独特性,只有了解安氏的学术背景,才能够解释其独特的扩散式论证方式和个人研究范式转变的关系。其次是对安氏学术形成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进行追溯。安氏的生活经历在地域上跨度极大,他生于中国,长于爱尔兰,求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不同的生活经历影响其民族理论观点的形成与论证材料的选定。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二战之后,进行学术研究时则处于冷战的对抗时期,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成为理解安德森理论的时代要素。这一章展现的是一种基础性的认知内容,也为其他三章做了逻辑铺垫。第二章对安德森理论进行文本性探讨。首先界定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外延。由于安德森将民族与共同体进行了联接,并在历史场景下进行界定,进而形成安德森理论的认知起点。其次是对想象共同体理论的具体要素进行剖析:从文化根源开始,按照安德森着作的逻辑逐层进行阐述,并在重要节点进行对比分析和历史场景代入,力图从更深层阐述不同民族之间“想象内容”。这一章是整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只有将文本材料进行全面合理的阐述才能进一步展开不同理论之间比较。第三章是对三种民族主义理论进行比较分析。首先通过加入与客观路径的对比来进一步解析安德森理论的不足,其次再与史密斯族群象征主义进行比较,通过理论指向和历史视角的切入以及对精英阶层作用的不同认知等要素进行分析,从深层次理解想象共同体的论证方向和叙述逻辑,进而更加深入地解析“民族想象”。第四章论述想象共同体理论在全球化潮流下受到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成为当前国际交流合作的基本趋势,民族国家成为基本单元。文章从全球化影响下身份认同的转变和宗教普世化以及民族想象内容的式微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解释全球化对想象共同体理论的解构方向。文章整体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归纳研究进行想象共同体理论的分析,从安德森所处时代开始,从不同角度逐步深入解析安德森的“民族想象”理论。

陈瑛^[4]（2020）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研究》文中指出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两个重要会议中均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标志着这个从21世纪初出现在我国学术研究中的概念开始进入国家力量主导的建设实践。2015年西藏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进一步体现了其重要性。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华民族在同心勠力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的严峻形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创新之举,是凝聚向心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繁荣,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安定的现实需要,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解读近年来国家层面与民族工作相关的重要会议精神,在提及牢固树立或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都要求必须增强认同,并且在不断总结提升中形成完整的“五个认同”表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涵是“八个坚持”,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进一步将之丰富为“九个坚持”。从“八个坚持”升级“九个坚持”,习近平同志都阐述了对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拳拳嘱托,应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民族工作之重要着力点。分析相关主题的既有文献,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定义和内涵界定见解颇丰,其中都论及“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密切关系,但对认同的价值指向和其类型及位序却未尽一致。建构学说体系和开展理论阐释有必要厘清基本概念和中心内容,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化提炼仍有研究空间。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共同体思想和认同理论,在分析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形成的逻辑进路,提出“五个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认同,并对其开展了理论确认。以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民族政策的变迁和民族工作的成效为脉络分析核心认同的形成、发展和巩固,新社会新中国七十年建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价值取向从公平正义向平等正义调适、民族政策设计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向、民族工作从专注少数民族事务向多领域交集融通,认同建构在实践和话语体系两个层面不断延展和深入,从内地到边疆,从少数民族到广大民众,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了多样认同的整合。从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公共社会资源配置和民族政策等方面来分析对核心认同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以及探索在经过历史和实践证明的政党的有力领导下,以政治互信、经济共建、社会互助和价值共识增强核心认同为着力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基础研究。

邓秀霞^[5]（2019）在《从“民族”到“超民族”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观研究》文中提出从历史上看,民族是人为构造的产物。民族、民族主义以及与民族国家不仅事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更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西方着名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着重探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转型并揭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此外,霍布斯鲍姆还把全球化问题和民族问题作为整体来分析,并最终形成了其“民族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文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观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民族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族群特性等关系进行叙述,分析民族主义发展与转型的四个阶段,着重对其“超民族”理论展开论述,并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与民族主义走向消亡或重构以继续存在的理论依据,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其民族理论进行反思与评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理论代表了现代民族主义的重要倾向,但当前世界民族问题的多元化必然对其理论提出挑战。因此,吸收和借鉴其积极合理成分,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于了解世界范围内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梁新芳^[6]（2019）在《安德森的建构论及其对当代民族理论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1983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一书出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安德森以其极具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手法,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并将研究对象投射到东南亚地区,不仅扮演一个“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也试图打破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叙事手法,从另类的角度书写民族和民族主义,也树立了西方民族领域建构论的新典范。不同于强调历史性、自然特征的原生论,也与现代主义的其他范式不同,还与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其他建构论不同,安德森认为民族是现代化的人造物,是社会心理集体认同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虚构的共同体。因此,本文试图对安德森的民族建构理论进行梳理,在弄清楚安德森建构理论的基础上,探究其对西方民族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何种影响,与原有的民族理论中的原生论有何不同,又激发了对建构论的何种讨论。基于此,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将对研究背景及目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基本方法、文章的重难点和创新点进行介绍。该部分通过分类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安德森建构理论的研究,了解研究现状,充分借鉴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第二章是从宏观层面对安德森所处的时代场景做一个简要的概述,试图搭建出一个大的背景框架去理解安德森的建构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环境,将历史背景条件和理论知识环境作为主要解释项去进行论述。本文的第三章则着重于对安德森建构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从探究其建构理论的研究起点出发,分别从认识论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出发,着重分析安德森的建构理论产生的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在民族主义散布的过程中追溯四波发展浪潮,探究民族主义发展的时空特点。本文的第四章则着重于探究安德森的建构理论对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与理论局限两个方面,重点是分析其与原生论、现代主义范式下的其他视角以及与以往的建构论的区别,加强对安德森的建构理论的当代影响与理论局限的认识。最后则为本文的结论和讨论部分。

谭仁岸^[7]（2018）在《极端民族主义之后的民族主义——以战后初期的丸山真男、竹内好与石母田正为例》文中指出二战之后,由于极端民族主义的破产以及盟军的强制性改造,民族主义话语在日本成为一种禁忌,但是1950年代初期,三位着名的日本知识分子——丸山真男、竹内好、石母田正——却在反思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继续以民族主义话语展开了思想和运动上的冒险实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特定社会历史状况下策略性应用民族主义话语的积极意义。其中,丸山真男注重剖析极端民族主义的病理,并间接提出了对民族主义进行改革的展望;竹内好批判左右两翼同时忽视了民族主义的内在生命力,提倡可以反映国民"整体人性"的"国民文学";石母田正作为历史学家,则以其民族主义热情投身于构建"村庄历史学、工厂历史学"的国民历史学运动。他们都没有简单抛弃民族主义的政治动能,而是深入其内在理路探索新的可能性。如果说丸山真男的民族论大致可以套入"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侧重民族主义的政治性批判;那么竹内好的民族论则偏向于"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并且试图通过文学来唤醒日本民众在现代性之幕下沉睡的价值意识和精神意涵;而石母田正的民族历史运动与竹内好的逻辑相似,强调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众生活史或地方史来消解自上而下灌注的民族意识。

王灏淼^[8]（2018）在《文化、历史与族群：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民族现象主宰了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现代民族国家通过民族主义来构建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民族是现代国家成员的一种集体身份,民族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以“民族”作为标识并以“民族”结成共同体。本文以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思想为研究对象,试图呈现史密斯的学术思想,增进我们对民族认同的理解。史密斯在民族认同起源的问题上,通过对现代民族主义和原生民族主义的批判,建构起族群-象征主义体系,在他看来,民族认同并非现代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纯粹的人为建构的产物,也不是原生主义所认为的民族认同是根植于民族血脉的原生产物。在批判和吸收两种学说的基础之上,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根植于族群的历史与文化,能够为个人提供一种身份辨识。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对象是多元与融合的,民族认同的对象既不仅仅来源于建构的符号,也不仅仅来源于天生的血缘关系。他指出民族认同存在西方的“公民”模式和非西方的“族群”模式,并归纳出具有通识性意义的民族认同对象的五个维度,即共同的祖地、共同的习俗、共同的法律、共同的大众文化、共同的经济生活。面对全球化进程,安东尼·史密斯驳斥了民族认同“消亡说”和“衰减论”,他对于民族认同的未来依旧持乐观的态度,全球文化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使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形式得到了重新的定义和巩固,超民族认同难以形成,民族认同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依旧举足轻重。史密斯所提出的族群-象征主义范式在民族主义理论谱系中处于中间的位置,是一种“折中的路径”,该范式为理解民族认同的起源、对象等核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但不可否认的是史密斯的民族认同理论过于强调历史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忽视或者轻视了经济、政治等其他因素在民族发展中的力量。

陈路遥^[9]（2018）在《1930年代《玲球》杂志强国强种的民族主义媒介表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发行于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期的女性休闲杂志《玲珑》进行质化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结合时代背景、从晚清到民国有识之士对实现强国强种的建议与改革措施和前人研究,以及《玲珑》杂志的内容,从女性身体的呈现、优生与教育、女子消费、贤妻良母与职业女性、女性与国防的论述几个方面考察《玲珑》是否存有及如何展开强国强种的民族主义媒介表述。研究发现,《玲珑》杂志的内容呈现与把关人的第一层面之传播者有密切关系。《玲珑》的主创人员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热爱摄影的传播者们保证了杂志的图片来源。这些编辑精通外语,为他们率先接触外国文化和知识提供了便利性。杂志同时拥有男女读者,不同时期的编辑有其自身的内容诉求偏好,使得杂志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玲珑》前期文章的作者有不少女性,但杂志的中后期的作者团体是以男性编辑为主体。男权和民族主义父权制和集体主义思想渗透至文化出版业,加上编辑个人层面的特性,多少影响了《玲珑》不同时期的风格和强国强种的言语表达。作为把关人的编辑们虽然各有特点及内容偏好,但是他们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心怀天下,怀有渴望传递新知给普通民众以塑新民的情怀和抱负。《玲珑》将教育、启蒙女性的传播功能与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进行了关联。《玲珑》杂志通过身体、优生、消费、育儿、工作与国防等方面规训女子以建构符合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需求的女性。在女性身体呈现方面,《玲珑》鼓励中国女性参加体育锻炼,认为女性拥有健全的体格方能生育健康的民族后代及参与国家建设和防御工作,是中国转弱为强的基础;健康朴素才是真美;在消费大量健康健美的中西方女性身体的基础上建构理想的民族女体,理想的中国女性应举止端庄和拥有女运动员般的健全体格。在优生和教育方面,《玲珑》传递了许多大知识分子们关于优生的观点和看法,认为要对结婚条件进行限制,倡导节育和优生,在“质”上使民族强盛,并不单纯追求“量”的增加;杂志呼吁国家、社会和家庭方面共同努力促进种进,注重实现强种过程中母教在儿童教育方面的作用,同时提倡公育以实现更好的儿童教育。为增加国家财富和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玲珑》强调女性作为国民一员承担着拒买洋货、使用国货的义务责任,使用国货是爱国的表现,认为购买并使用洋货打扮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新女性”或“现代女性”,甚至还是“叛国”的表现。有“女作者”撰文反对男性将入超全归罪于女子,否认女性为救国做出的努力,表示女子会使用化妆品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风气及社会环境恶劣使然,但没有否认使用国货可以拯救民族国家使国家强盛的说法。这些“女作者”的真实身份很有可能是男性。《玲珑》对于女性职能主要存在两种论调,即符合于当时政府提倡的现代贤妻良母论和鼓励女性从业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论。杂志前期刊登关于如何成为新家庭妇女的指导性文章,退回家庭空间的女子,主要负责民族国家的种族延续、子女教育和家务;杂志中后期倡导女性拥有职业,成为生利者,为民族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但同时并不否认女性要兼顾家庭的天职。当民族国家面临侵略威胁时,《玲珑》不断声称女子为国民的一份子,与男性平等,应尽其国民的义务和责任,同男性一样加入战争,保卫国家,号召女性们为保国、救国奉献力量甚至生命,积极地参与各类国防工作。《玲珑》强国强种的民族主义媒介表述中采用的西方事例,体现当时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富强之路的心态。西方的人物、文化和知识,成为鼓励中国女性学习的对象,实际上也成了女性被规训时应遵守的规范。首先,“健美”的观念是由西方传入的,杂志将西方女性健美身姿和运动的图片作为中国女性效仿的对象,把健美塑造成为民族国家所需要的理想女体要求,认为只有健康的女体方为强国强种的基础。其次,《玲珑》所载关于优生、避孕、节育等方面的知识,有不少源于西方精英知识分子改善人种的看法。《玲珑》编辑们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推崇西方的小家庭制,反对无国家观的旧式大家庭制度。儿童教育方面,《玲珑》首推苏联的公育,并且介绍西方各国重视儿童教育所采取的措施。再次,好莱坞女星使用本土产品、侨居巴西的日本人娶本国人为妻子均成为劝诫国人使用国货的理由。在女子职业走向方面,苏俄男女平等的妇女运动模式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标杆,号召女子做独立的生利者积极参与工作,为强国做贡献。最后,从各国女子积极参与国防的事例鼓励中国女性加入国防以“保国”,反驳女子不能从军的言论。不过杂志编辑更热衷于学习西方的器物,在精神上继续奉行儒家道德对女性的要求,认为中国女性要适当社交,举止端庄。为达强国强种的目的,《玲珑》与国民政府对女性的期望和要求,在提倡运动以塑造健全身体、道德、母教、女子接受教育、消费国货、重视家庭、参加国防方面契合;在节育堕胎和女性职能即就业还是回到家庭方面产生冲突。国民政府鼓励多生育、反对堕胎,号召女性回归家庭做贤妻良母;《玲珑》则表示实行节育需从质的方面优化民族,认为堕胎是由深层的社会和现实原因所导致,同时鼓励女性参加工作实现经济独立,做一名生利者以实现民族国家的富强。面对侵略,《玲珑》为女子如何参加救国工作提供了各项指南,强调女子的国民身份,认为妇女运动目标从属民族解放运动。《玲珑》要求女性加入各项国防工作时有将女性工具化的倾向,平时女性被规训的方面,如应该讲究朴素美和举止端庄,在特殊时期不再受束缚,重新被“解放”。《玲珑》对女性的规训夹杂在成为“国民母”、“女国民”和“现代女性”的身份之间,意在塑造符合于民族国家要求的女性。这些规训掩盖在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编辑及执政者的男权及民族主义父权制思想之下,将女性从旧时的封建主义的牢笼投向了新的民族主义的框架之中。为实现民族复兴,强国强种,女性无法摆脱男权和民族主义父权制的制约,并且被工具化。

李倩^[10]（2018）在《缅甸政治转型中的民族建构及其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40年代末为争取缅甸独立,昂山将军联合掸族土司、钦族、克钦族等领导人与英政府签下《彬龙协议》。协议为实现民族团结,承诺少数民族在独立后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至1947年宪法中发展成为少数民族邦的分离权）,为建立统一的缅甸国家提供了基础。然而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彬龙协议》的承诺进行,少数民族的政治要求没有被满足。国内少数民族在政治要求未被满足的情况下建立山地武装,与中央政府对峙。中央政府则一直在寻求合适的民族政策,以期构建“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国家框架,希望能在认同一致的情况下达到和平与民族和解。吴努和奈温时期一味强调宗教、文化的同质化,遭到了少数民族和非佛教徒的强烈反对;新军政府执政时期采用更加灵活的手段,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最终因其专制而没有实现民族和解。国内社会持续不稳,经济发展滞后,宗教问题频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及长时间的与民地武装对峙使得军政府不得不正视政治转型这一主题,以期在此基础上达成民族和解的目的。由此,进入21世纪以来缅甸就开始按照民主路线图来进行改革,并于2010年开始正式的多党大选。2015年缅甸第二次多党大选结束,原来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获得大选胜利,缅甸民主化在理论上实现。自此之后,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盟政府积极推动召开“21世纪彬龙会议”希望能够在民主的框架下实现民族和解、认同统一。民主之后缅甸民族问题是否能有所好转?民盟是否能以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缅甸民族问题?新时期的“彬龙会议”又能否带领缅甸走上国内和平,远离分离主义倾向?现阶段的若开邦穆斯林少数族群问题为何如此棘手?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否因民主化而加深并且配合中央政府去构建统一的缅甸民族国家而努力?本文将在研究缅甸的民族政策变化,缅甸少数民族问题的发展基础上来分析政治转型期缅甸所面临的民族问题。

二、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论文提纲范文）

（2）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从“民族”到“超民族”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安德森的建构论及其对当代民族理论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历史与族群：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1930年代《玲球》杂志强国强种的民族主义媒介表述（论文提纲范文）

（10）缅甸政治转型中的民族建构及其少数民族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国家叙事下国家认同问题研究[D]. 赵建波. 山东大学, 2021
• [2]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及影响研究[D]. 钟丽丽. 山东大学, 2020(02)
•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研究[D]. 徐振华.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2020(02)
• [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研究[D]. 陈瑛.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5]从“民族”到“超民族”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观研究[D]. 邓秀霞.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9(01)
• [6]安德森的建构论及其对当代民族理论的影响[D]. 梁新芳. 武汉大学, 2019(06)
• [7]极端民族主义之后的民族主义——以战后初期的丸山真男、竹内好与石母田正为例[J]. 谭仁岸. 山东社会科学, 2018(06)
• [8]文化、历史与族群：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思想研究[D]. 王灏淼. 吉林大学, 2018(01)
• [9]1930年代《玲球》杂志强国强种的民族主义媒介表述[D]. 陈路遥. 厦门大学, 2018(07)
• [10]缅甸政治转型中的民族建构及其少数民族问题研究[D]. 李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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