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医学杂志》2004年（第21卷）总目录

一、《实用医药杂志》2004年(21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付鹏^[1]（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认为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周丽威^[2]（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研究表明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周瑾锋^[3]（2016）在《唐宋笔记小说硏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古代小部研究领域,肇记小说历来较少受到嗣注,有限的关注集中在其史料价值上,而未能给予其独立的文学视角的研究,即大多还停留在迥逞的研究,没有从笔记小说本身的文体学或理论批评角度展开。在唐宋小说研究领域,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笔记小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唐代小说研究一直以傅奇为主流,而宋代的小说研究重点也是以括本为主的白话小说,笔记小说虚於次要地位。唐宋两代在文化上高度繁荣,在笔记小说作品的数量和品质上达到很高的水准,其中唐代是笔记小说发展的重要过渡陪段,宋代是肇记小说走向成熟、繁荣的陪段,唐宋两代的笔记小说理应成为笔记小说乃至古代小说研究的重点之一。本论文是关於唐宋笔记小说的综合性研究,关注唐宋笔记小说的多个方面,目的是为了能够弥补当前唐宋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大致了解笔记小说在唐宋时期的创作、传播、批评等情部沉,有助於我封唐宋小说发展的总体情况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也能够对笔记小说在唐宋时期小说总体格局中有一个准确定位。本论文涉及了一些笔记研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首先,关於“小说”、“笔记”、“笔记小说”等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仍然处於模糊含混的状态,有待於进一步的厘清和规范。唐宋两代作为笔记创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笔记”或者“笔记小说”的创作和观念上有哪些继承和燮化发展也有待於作过一步的梳理。其次,本论文将涉及唐宋时期笔记体小说的多个方面,对笔记体小说的撰述背景、撰述意图、撰述方式、命名方式、目录着录等方面过行探封,以期对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的创作、传播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第三,关於小貌文体的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傅奇体、话本体、章回体都己经有了专门的论着,得到了学界的承认。而“笔记体”这一称谓在学界还存在较大学议,本论文作为对唐宋笔记体小说的研究,势必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从文体学的角度对笔记小说作一番梳理,以期对笔纪小说的体制、叙事、审美方面的特徵具备比较深入的认识。第四,本论文在输述的遇程中,不但注意到唐宋笔记小说在创作和文体规范的延续性、一致性,也兼顾到了差异性,即因唐宋雨代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从而造成笔记小说在观念、创作方面的差异,最终导致文体上的差异。最後,本论文在材料的挖掘上,将立足於已有的材料基础,尽可能有所扩展,将以往被忽略或重视不够的材料纳入到研究的范围内,加以关注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新观点新结论。

王安^[4]（2015）在《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明朝之前,残疾军人保障的标准不明晰,残疾没有轻重之分,待遇没有高下之别。明代的残疾军人保障有了初步的分类,体现出一定的差别。清朝前期对残疾军人的保障,主要依据其自身的残疾轻重程度和是否立有战功来给予相应的待遇;晚清时期,虽然新旧规章共存并行,但是军人的残疾等级有了较为明晰的划分,残疾鉴定更加科学,残疾军人的长期生活也受到了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存在针对残疾人的积极救助措施,晚清国门开放,这些积极救助措施也开始转型,由单纯地学习技艺,转向以特殊教育为手段,激发残疾人的潜能,提高其能力。这些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制度和实践中寻找到踪迹。同时代的欧美各国通过物质补偿、康复就业、权利保障来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和合法权益。这些国家保障残疾军人的实践向民国政府和国人展示了新的保障理念和保障措施。政府和国人均表现出了仿效的愿望。优抚和安置是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优抚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抚恤,又包括精神层面的优待。抚恤方面,管理机关分层设科,各有职掌;评残范围逐步扩大,待遇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军衔,残疾程度居于次要地位,虽然恤金标准多次提高,但与日渐高涨的物价相比,依旧是杯水车薪,士兵靠抚恤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在实际的抚恤过程中,虽然相关手续逐渐规范,但是微薄的抚恤金常常被拖欠、克扣。优待方面,残疾军人的功绩获得了表彰,政府与社会团体经常对残疾军人进行慰问、犒劳,残疾军人及其家属还可以获得费用减免等优惠待遇。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精神慰藉、激励士气的作用,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提升残疾军人的社会地位。收容教养与就业安置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设立教养院为残疾军人提供衣食住所,对他们开展教育,灌输政治理念,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劳动技能,并管束其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就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组织残疾军人集体进行生产活动;第二,鼓励残疾军人分散就业。安置残疾军人就业的活动,开始于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设立机构,出台法规,建构了残疾军人就业安置制度。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在抗战期间于国统区内全面推行开来,由于各种原因,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逐渐陷入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舆论给予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高度关注,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安置残疾军人,不仅是满足残疾军人的个人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更是坚持抗战乃至建设国家的必然要求;并探讨了安置的具体途径,如提升素质、集体安置等。全面抗战之前,社会团体对残疾军人的救助活动就已经存在。全面抗战期间,社会团体中出现了以残疾军人为服务对象的专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开展职业培训,介绍工作岗位,设立安置社区,为安置残疾军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残疾军人也自发组建了互助团体,为群体谋福利。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人民军队中的残疾军人实行社会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系统与政府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集抚恤、优待、疗养、安置为一体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将优抚与安置紧密结合,引导残疾军人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将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工作与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号召残疾军人继续为革命服务。各解放区开办荣誉军人学校,提高残疾军人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对于有工作能力的残疾军人,军政部门则量才使用,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身处后方的残疾军人,各解放区则鼓励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厉行节约,尽力支援前线。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性质上已由皇权恩赐转变为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政府、社会团体、民众均参与其中。保障的目标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为实现自我价值。保障措施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化。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方面还存在着差距。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成效明显优于国统区。这与两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量、政治风气及政策执行力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历史轨迹为今天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推行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张慧蕊^[5]（2015）在《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是指从北宋至南宋时期（960-1276）、在汉民族统治区域内的作者,所撰写的、以研究《伤寒论》为主的、独立成书的、现仍有传本存世的医学着作。本文通过对近现代多种目录书的查考,统计出该类着作原共计17种,分别为：刘元宾《伤寒括要》（1076）、韩祗和《伤寒微旨论》（1086）、庞安时《伤寒总病论》（1100）、朱肱《伤寒百问》、《南阳活人书》、《重校证活人书》（1118）、《增释南阳活人书》（经后人增释）、李知先《活人书括》（1166）、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及《伤寒九十论》（1170）、李柽《伤寒要旨（药方）》（1171）、汤尹才《伤寒解惑论》（1173）、钱闻礼《伤寒百问歌》（1182）、郭雍《伤寒补亡论》（1195）、李子建《伤寒十劝》（1217）及杨士瀛《伤寒类书活人总括》（1260）。因朱肱《重校证活人书》文字为该作者最后成书的伤寒着作,并排除后人增释,为了解作者本人学术成果,故本文研究实为14种。这些医籍不仅代表着宋代伤寒的学术水平,更在中国伤寒学术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临床参考价值。目前中医学术界对宋代伤寒着作全面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研究的创新性较为突出。本论文采用整体分析、比较法、文献计量法等研究方法,同时采用推求义例分析材料构成,在对14种着作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力求理清这些着作相互之间,以及与前代伤寒文献、尤其是宋定本张仲景着作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全文共分6部,包括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宋代伤寒着作成书前的官修伤寒文献及宋元5种书目着录的宋代伤寒着作、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宋代伤寒着作的文献特点、宋代伤寒着作的历史地位及影响。1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共包括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和气候5方面。政治文化方面,皇帝喜医、频颁医学诏令,馆阁和校正医书局整理编撰医书,士人尚医、儒医出现,这些均提高了宋代医家的学术水平。科技经济方面,印刷、造纸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图书刻售业繁荣,医学知识随着医书的普及而传播。气候方面,灾疫频现也使得医家对外感病非常重视。2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体现于现存的各代伤寒文献。从战国到三国时期,出现了伤寒药方和病案的简单记录,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伤寒理论。两晋南北朝时期,已开始区别治疗伤寒及其他外感疾病,积累了大量的伤寒验方,并对仲景伤寒文献进行了早期整理。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对仲景伤寒文献的进一步收集,伤寒理论逐渐完善,出现了对伤寒验方综合分类汇总。宋以前伤寒文献一方面有对仲景伤寒文献不同程度的记载,推进了后世的校正统一,另一方面也积累了治疗外感疾病的经验,为宋代医家对《伤寒论》阐释发挥奠定了基础。3宋代伤寒着作成书前的官修伤寒文献及宋元5种书目着录的伤寒着作在宋代大量伤寒着作产生前,含有伤寒内容的官修医书共有4种,包括《太平圣惠方》、宋定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及《金匮要略方论》。这些医书,尤其是宋定本《伤寒论》成为宋代伤寒着作的主要参考来源。而宋代伤寒着作的大量产生,可以从宋代《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4种着名目录书及元代编修的《宋史·艺文志》中体现出来。4现存宋代伤寒着作通过对现存宋代伤寒着作的目录记载、成书体例及传承关系的系统研究,发现这些着作的体例和内容均各有特色。《伤寒括要》分理论诗歌和方药条文两部分,主要取材于《太平圣惠方》。《伤寒微旨论》现存版本为《四库全书》辑佚本,包含15篇医论,今《永乐大典》残卷还有关于方论的2篇佚文。《伤寒总病论》论述广义伤寒,“庞日”和小字注为庞氏观点,书中的仲景伤寒条文可能出自当时流传的异于宋定本的《伤寒论》版本。《重校证活人书》分“伤寒百问”、方药和妇儿伤寒3部分,其中“伤寒百问”为伤寒理论的101个问答,方药部分是宋定本《伤寒论》113方以及前文相关杂方,妇儿伤寒部分为妇科、儿科伤寒内容。《活人书括》现存版本无法得见,但其内容可见于朝鲜医籍《医方类聚》中,该书分为两部分,理论部分以朱肱《活人书》“伤寒百问”内容为主,中有律赋和诗歌形式,药方部分为理论部分出现的方名的具体说明。《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及《伤寒九十论》均为许叔微撰写,《伤寒百证歌》是关于伤寒的100首七言诗歌,主要取材于《活人书》的“伤寒百问”；《伤寒发微论》是伤寒相关的22篇医论,多与《伤寒百证歌》和《《伤寒九十论》内容相重；《伤寒九十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医案专着,记载了许氏治疗伤寒的90个病案,写作时采用先叙后议和夹叙夹议两种形式。《伤寒要旨（药方）》分“药方”和“要旨”两部分,前者收载了宋本《伤寒论》108首方剂,后者是对该本《伤寒论》同一方剂相关条文的汇总,保留了原书一些原貌。《伤寒解惑论》论述了25个伤寒相关病症的鉴别诊断和治疗,内容基本依照朱肱《伤寒百问》而成。《伤寒百问歌》共载伤寒相关93篇七言诗歌,其主要内容和编排顺序基本依照《《活人书》“伤寒百问”和妇儿伤寒,几乎无钱氏个人补充。《伤寒补亡论》涉及内容范围较广,对主要论题多以问答体形式提出“雍日”提示作者郭雍自己观点,书中包含宋本之外另一版本《伤寒论》内容。《伤寒十劝》是关于医者伤寒临证的10条劝诫,观点多取自《活人书》。《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体例多参照《活人书括》,亦有律赋、诗歌等形式,其内容多涉及内科杂病。5宋代伤寒着作的文献特点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形式体例呈现多样化特点,包括医学诗歌化,这是可能受到宋代诗歌学问化影响,导致医书创作多用歌诀形式,如《伤寒百证歌》；宋代科举要求考察律赋形式,导致后者兴盛,伤寒着作中可见律赋文体,如《活人书括》；笔记实录体的“实录”特性,受到士人欢迎,伤寒医家将此文体应用到医案内容的写作,如《伤寒九十论》；问答体的应用在医书中由来已久,伤寒医书借此引发读者思考,同时还起到提示全文框架的作用,如《伤寒补亡论》。另外,现存宋代伤寒着作的内容来源较为集中,有以吸收宋本《伤寒论》为主者,如《伤寒要旨（药方）》,有以参考朱肱伤寒着作为主者,如《伤寒百问歌》,其余均为个例,如《伤寒括要》以《太平圣惠方》卷八淳化本《伤寒论》为主,《伤寒总病论》及《伤寒补亡论》中含有宋本之外另一版本《伤寒论》内容。6宋代伤寒着作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宋代伤寒着作沿袭了前代的广义伤寒理论,对宋本等《伤寒论》版本进行阐释发挥,体现了宋代伤寒学以研究“伤寒病”为主的特点,完成了《伤寒论》向医学经典的转化,并且在内容、观点、认识及方法上对后世伤寒学有相当的影响,而其中的温病理论及治疗方法为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准备。7结论（1）宋代伤寒着作,作为宋代医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包括政治、文化、科技、经济、气候5方面,其中前两者具有重要影响。（2）宋以前伤寒文献记录了大量相关理论和方药,并且保存了较为可观的张仲景伤寒文献,为宋代伤寒着作的成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在宋代大量伤寒着作成书前,有4种宋代官修方书收载伤寒内容,这为医家撰写伤寒着作提供了参考依据。但是,宋元时期目录书对宋代伤寒着作的着录并不全面,仅有20余种,而后世目录书《宋以前医籍考》则整理了历代目录记载的共70余种宋代伤寒着作,现尚有17种存世。（4）17种伤寒着作中,因《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2种为朱肱早期作品,而朱氏另一着作《重校证活人书》可代表其最终学术成就,而《增释南阳活人书》为后人增释着作,故仅对《重校证活人书》作重点研究,剩余14种均各有特色。（5）14种现存宋代伤寒着作的形式体例呈多样化特点,歌诀、律赋、笔记实录体及问答体等形式较为突出。（6）14种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多以宋本《伤寒论》或朱肱的伤寒着作为依据,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内容的补充和形式的转化。（7）宋代伤寒着作对张仲景伤寒学术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后世伤寒学派及温病学说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毋燕燕^[6]（2015）在《《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文中认为《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是目前《礼记》研究领域中稍显薄弱的环节,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礼记》自汉代成书后,所收录的46篇中又有23篇从中析出单篇别行,因为这些篇目出现单篇别行的时间早晚、数量多寡以及存世情况差异较大,本文便选取《礼记》中的《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五篇单篇别行较多的篇目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学、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整理、校勘、考辨文本文献的同时,以期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下对《礼记》单篇别行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有深刻地认识。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引言主要对《礼记》单篇别行概念进行界定,对其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作以说明。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檀弓）单篇别行研究》,通过考察历代《檀弓》单篇别行着作的类型、存佚、着录情况、内容特色,发现《檀弓》传承着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维系着儒家的伦理纲纪,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及保障国家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其在《礼记》成书后仍单篇别行的主要原因。此外,从《檀弓》单篇别行文本的类型中我们看到了《檀弓》如何从儒家经典文本向文学文本、文章学范本转化的轨迹。第二章《（王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王制》单篇别行现象的考察,发现《王制》单篇别行多出现在清代,且与清代的政策改革密切相关,为清代政治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第三章《(月令>单篇别行研究》,通过梳理和考察历代《月令》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发现《月令》所载的四时模式构成了华夏思想文化的根基,其时间观念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政治生活、人类的世俗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华夏儿女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并集中体现了儒家对“时”的思考。第四章《<深衣>单篇别行研究》,主要是对历代《深衣》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出现原因与价值的研究,发现深衣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服饰含义之内,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尚礼重德的文化符号,成为儒者德行的象征。第五章《<投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投壶》单篇别行现象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礼仪的重视,即使是休闲的游艺活动也格外强调礼法的尊卑有序。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则在前五章的研究基础上,整体论述《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突出《礼记》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两个附录“《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与“近四十年以来《礼记》研究现状”,分别梳理了《礼记》其他篇目的单篇别行情况以及近四十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礼记》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成果,虽为附录,却是本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高健^[7]（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刘敏^[8]（2013）在《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科学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总与该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认识到在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过程中，杂志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知识人自清末开始创办科学杂志，如《科学世界》（1903）、《科学一斑》（1907）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杂志均遭遇昙花一现，未能延续发展的厄运。但中华民族从未间断过追求创办科学杂志的梦想。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杨铨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创办了《科学》，1918年随着科学社的回国，《科学》也在国内生根成长，直至今天。《科学》是民国时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科学期刊。它在极其艰苦、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以“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理念诞生并发展，这体现了当时热血知识青年奋发图强、救国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展现了他们的勇敢和才智。《科学》作为传递最新科学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先进科学思想和方法、刊载国人研究成果和弘扬科学精神的阵地，为民国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它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通过《科学》这一窗口，能够回眸和反思民国时期学人对科学的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从而温故知新，继往开来。通过《科学》管窥民国时期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水平，为研究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科学》虽为留美学生创办发行，但因其创办者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经历等原因，办刊之初就受到世界科学界的关注，它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科学交流的平台，同时大量翻译刊登欧美和日本学者的论着。就这一层面而言，《科学》不仅记录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史，也记录了世界科学的发展史，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科学》从战火纷争中一路走来，杂志发行的背后，是强有力的编辑、作者群体的支撑，充分体现了一支有组织的团队的力量。它启示我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团队理念和团结精神，有组织地发挥一个团队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刊载的文章范围宽泛，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包括对科学的性质、作用、历史、教育以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本文主要以后者为研究对象。以《科学》中文章为第一手资料，宏观上对民国《科学》的办刊历程、栏目设置和主编的办刊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新的时空观审视民国《科学》所折射的科学观，包括其作者群对科学本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认识。从时间上，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结合近现代科学思想，纵向回顾《科学》中科学观的发展历程；从空间上，结合同时期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观点，横向审视这一科学观，从而对其有较全面的认识。以《科学》为中心，论述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状况，分析这一时期科学史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论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明确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思路，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发展概述。介绍《科学》的创刊缘起，通过对1915-1949年间《科学》办刊历程地详细梳理，厘清其办刊宗旨和栏目设置的变迁情况，总结在不同主编时期杂志办刊风格的变化。第3章，《科学》中关于科学的讨论。包括：1.何谓科学。论述国人思维中的“科学”以及《科学》中对科学内涵的讨论。2.科学精神。讨论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科学精神”和“科学家与科学精神”。3.科学的分类。以汤姆生《科学之分类》和任鸿隽《智识的分类及科学的范围》两篇文章为基础，解读前人提出的科学分类的观点。4.科学方法。通过对比《科学》中涉及的科学方法，总结出演绎法和归纳法在当时颇受科学研究者的重视。第4章，科学与文明。包括：1.科学与和平。讨论了科学与和平的辩证关系。2.科学与工业。《科学》中对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科学为工业之母”，另一种认为科学与工业之间是理论与实践、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3.科学与农业。介绍科学兴农的观点和科学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4.科学与社会。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体制的健全又可促进科学的研究。第5章，《科学》中的科学教育。包括：1.科学教育。《科学》的作者们认为科学教育的内容既包括对科学知识的教授，又包括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的传播；民国时期的科学教育存在诸如科学图书和仪器的缺乏、教师的数量和素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中小学科学教育中不足之处的讨论，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介绍了贤妻良母式的女子科学教育，其目的是使女子在家庭生活中更好地相夫教子。2.科学教育方法。包括科学教学法和数学、地理、植物学等学科教学法。3.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导向。应当切实改进“生活化”的科学教育，努力推进“大众化”的科学教育，迅速建立“中国化”的科学教育。第6章，《科学》中的科学史研究。包括：1.数学史研究。对《科学》中数学史类文章进行了概述，总结了数学史研究具有注重史料和通过书信进行学术交流等特点。2.天文学史研究。对《科学》中天文学史方面的文章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争论。3.化学史研究。阐述了《科学》中化学史的研究状况，重点对曾昭抡、丁旭贤、王琎的化学史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4.科学史研究特点。第7章，结语。阐述了《科学》对当时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对今天科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交代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继续研究的问题。

杨卫民^[9]（2013）在《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文中提出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透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论文第一章交待了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中共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共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性交融的特征。论文在第二章对中共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论文在第三、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三、四章从宏观论述了中共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中共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中共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祝力新^[10]（2012）在《《满洲评论》及其时代》文中研究指明《满洲评论》是在伪满洲国活跃的日本文人们所创办的时事评论周刊。1931年8月15日于大连创刊，正值九一八事变勃发前夕；于1945年7月7日正式停刊，翌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时期上而言，几乎横亘伪满洲国的成立至灭亡的14年历史。《满洲评论》共刊行29卷总676期，每半年刊行合集为1卷。1979年至1981年间，前28卷经东京龙溪书舍整理翻印出版，作为珍贵文献在日本伪满学术界受到重视。《满洲评论》长期以来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关注，且不仅局限于伪满洲国问题研究领域，由于其史料价值意义重大，近年来更是逐渐受到来自东亚近代史、殖民地文学、移民问题及思想史研究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关注。但对《满洲评论》本身进行深度挖掘与系统研究的工作，尚不够完善。时至今日，伴随着中日两国伪满洲国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相关研究资料日益充实，学术研究氛围逐步自由开放，对《满洲评论》做出全面研究的外在环境以及内部理由已经形成。《满洲评论》14年的整理与分析工作变得十分必要。论文首先着眼《满洲评论》创刊经历，论述了刊物两大灵魂人物橘朴与小山贞知的生平和刊物之间的密切关联，从殖民文化移植的角度，求证了刊物诞生初期的思想源泉。其次，以《满洲评论》的自身构成为核心，通过对时事评论栏目的分期研究，考证了刊物编撰人员的变迁历程，梳理了杂志在各时期的关注重点与主张。同时对刊物特辑进行了总体的归类、整理和分析研究，并附有《满洲评论》大事纪年及与之关联的伪满大事纪，以用作全篇论文的比照。除了作为刊物主体部分的时事评论之外，构成《满洲评论》的多元化要素同样极其重要。如佐藤大四郎主导的中国东北农村问题研究、山口慎一负责的文学专栏以及小山贞知一手操纵下的相关满洲青年联盟与协和会的报道等，均是刊物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最后一章，是将视线从《满洲评论》这一主体延伸开来，从周边研究来侧面评定该刊的价值与意义。首先是将中日两国学者的既有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特别是对其中的不确切和不翔实的地方进行了考察与深入研究。其次谈到的是，围绕《满洲评论》翻印而引发的、在日本学术界知名的“龙溪书舍事件”，该刊的翻印经过跌宕起伏，绝不逊色于其创刊历程，同样使人饶有兴味。满洲评论社将刊物上登载过的重要文章进行整理出版，形成了《满洲评论丛书》，对这些出版物的发掘与研究，是考察《满洲评论》思想史的重要方面。本论文中对《满洲评论》本身及其周边所作出的研究，仅是挖掘了该刊及其时代中社会生活的一角，尚不敢妄称成熟的研究成果。但其中对《满洲评论》的拆解与归类整理方式，较之传统意义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同时关注刊物中殖民与军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倾向两种力量的抗衡，并科学合理地将其进行区分对待；对满洲青年联盟和协和会与刊物之间的关联、刊物中的文学要素和移民问题报道等方面的整理与研究，为国内相关领域提供了补充；特别是对《满洲评论》特辑与单行本的挖掘、佐藤大四郎与中国东北农村运动的考察以及“龙溪书舍事件”的叙述，都是目前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尚未完整开掘的部分。从充实伪满文献资源、丰富伪满报刊研究等意义上，希望能够贡献一份力量。《满洲评论》的相关研究，仅只是一个开始。相信中日两国学界对《满洲评论》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兴盛。

二、《实用医药杂志》2004年(21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用医药杂志》2004年(21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3）唐宋笔记小说硏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满洲评论》及其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四、《实用医药杂志》2004年(21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3]唐宋笔记小说硏究[D]. 周瑾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4]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D]. 王安. 苏州大学, 2015(07)
• [5]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D]. 张慧蕊.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5(11)
• [6]《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D]. 毋燕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
• [7]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8]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D]. 刘敏.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10)
• [9]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D]. 杨卫民. 上海大学, 2013(05)
• [10]《满洲评论》及其时代[D]. 祝力新.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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