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人是非论——商业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论文文献综述）
邓海燕[1]（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研究表明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周兴[2]（2019）在《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文中指出明代以前,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较为落后的地区,儒学的传播也较为薄弱。然而,从明代开始,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思想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儒家学者群体。明代广东儒学的兴盛与广东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儒学以“仁道”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实现“仁道”的主要途径是礼的践履。宋明儒学尤其如此,其表现在道学成为宋明儒学的主流,它延续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仅从延续时间之长,就可看到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与宋明全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明代广东儒学也以道学为主流、实学为支流。本文重点考察广东各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理论及其格君、泽民的经世实践,探讨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第一章简述明代之前广东内部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两汉、六朝时期,粤西和粤北因地处岭南联系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成为广东经济的重心;隋唐时期,由于主要交通线转移到粤北,粤西衰落;宋元时期,粤中、粤东和海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广东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内地山区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广东内部文化中心的变迁亦大体同步,两汉时期粤西成为儒学中心,六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兴盛于粤中、粤北。两宋时期儒学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传播,为明代儒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叙述明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及明代前期广东儒学的初步兴起。明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广东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为广东儒家学者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虽然明初逐步确立起朱学的统治地位,但明初思想家注重在心上做工夫,潜藏着心学的发展方向。明代前期,广东学者丘濬和陈献章突破了朱学,其中丘濬不再做“明道”的理论工作而着力于“行道”实践,丘濬格君及推行礼教的实践表明他实际上转向了实学。陈献章则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学术宗旨,着重体悟“仁”的内涵,其弟子林光和张诩进一步发展了白沙心学的内在一面,但两人之学都很快沉寂。白沙学派对出处的态度表明,白沙心学难以将仁道落实于经世实践。第三章阐述甘泉学派如何将心学的理念落实于经世实践。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改造程朱的“敬”作为其修养工夫,并通过“心事合一”的理论将“敬”落实于“事”,从而将仁道落实到经世实践。湛若水通过格君和宗族建设的实践,要求将“敬”的工夫贯彻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湛若水弟子庞嵩和唐伯元都企图克服王学的空虚,庞嵩以甘泉心学兼融王学,而唐伯元则以甘泉心学批判王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心学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第四章叙述广东王学的理论及礼教实践。王阳明先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宗旨,其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明道与行道的合一,对仁道的理论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广东的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和杨起元最为显着。方献夫提出“知本”作为学术宗旨,然而在其理论结构中不重视“事”的一面。在嘉靖初,方献夫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以礼制合于人情作为理论根据。薛侃以“格物”为其学的核心,但强化了王学本体中的虚的一面,晚年的“格物”更走向了空虚。薛侃发展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作为落实仁道的主要途径。杨起元着重阐述“赤子之心”的内涵,并以“赤子之心”来落实孝弟慈等道德价值,但在理论上消解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工夫。第五章论述明代广东朱子学者的思想及其推进朱熹礼教的主要途径。其中,霍韬以“居处恭”发挥朱学持敬修养的工夫,并通过礼落实于“事”。他在“大礼议”中坚持宗法秩序作为礼的根本,同时致力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黄佐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其推行礼教的方式主要是乡约的制度设计。霍韬、黄佐分别将朱熹《家礼》、《增补吕氏乡约》的原则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这是他们对朱熹礼教的推进。第六章叙述明代中后期广东实学的理论及经世实践。陈建维护朱学而驳斥心学,但放弃探讨本体问题而偏向于研究国家的现实问题,转向了实学的经世方案。海瑞以心学为根基而以实学为归宿,其“养气”论塑造出其刚毅的道德人格,“万物一体”之说培养了他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心,其“行道”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改革。叶春及虽然继承了甘泉心学,但其学术的重点转向了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并且以推行乡约的形式落实仁道。总体上看,实学与道学有着紧密联系,在“明道”的层面接受道学的解释而不再作理论上的探讨,而将学术重心转向“行道”,但不以推行道德价值的礼教为主,而致力于探讨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末清初,广东儒者基本坚持以文经世的实学路线。第七章讨论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附带述及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就明代广东的儒家学者群体而论,道学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的成就更突出,而实学则在格君的政治实践中更成功。道学以推行礼教作为“行道”的主要方式,其礼教以心性修养工夫为根基,以宗族和乡约为主要形式,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生活,为民众奠定安身立命之基,塑造民众的人格,在提高民众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这在粤中、粤东表现得很突出。实学也重视社会建设,但侧重以礼仪制度来管理社会,礼教难以深入推行,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在海南可见到这一点。同时,礼教的推行不仅实现了广东与全国在社会风俗上的统一,而且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主导着社会生活。广东学者与外省学者共同缔造了明代的心学思潮,从而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融入中央王朝。明代广东儒学的成就在清代仍发挥着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康有为对心学的继承。康有为将心学的理念推向制度化,晚年以孔子之教为“国魂”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作为救国的根本途径。本文的结论是,明代广东儒学在改造广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礼教起着关键的作用。礼教是儒学的精华,礼教构建的文化价值系统为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儒家仁道落实于社会的结果。道学充分地发挥了儒家礼教的精蕴。道学以礼教落实儒家的道德价值,塑造了民众的人格,重建了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和社会的改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创新不可或缺,如何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加以解释,以适应文化各异的各地民众的需要,这就需要学者吸取本地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道学显然具有优势。明代前期,陈献章过于吸收佛教、道家的理论,在开创心学的同时,又使儒学的道德价值出现偏颇。明代中期,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对白沙心学进行了纠偏,将儒学的道德价值贯彻于经世实践之中,其表现是在礼教中将“敬”的工夫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外来的王学与甘泉心学的作用是相同的。以霍韬、黄佐为代表的广东理学家则将道德价值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明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实学逐渐兴起,儒学逐步向近代转型。从明代广东儒学的总体情况看,道学在以礼教改造社会、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能力,这既是明代广东儒学兴盛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原因,也是道学作为宋明儒学主流的原因。
庄亦男[3]（2019）在《姚锡光《吏皖存牍》研究》文中指出清朝末年,安徽皖江地区民生凋敝,灾害频发。受西方商品经济的影响,安徽地方风气也有了异于传统的变化。姚锡光作为锐意改革的教育家和军事思想家,被调往安徽石埭、怀宁、和州担任了两年的地方官。《吏皖存牍》是姚锡光1899—1901年任职安徽时期的治政文书汇编,主要以官府的日常公牍为主。公牍类型主要有禀、示、函、判等,内容涉及行政事务和司法案件等多个方面。从文书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姚锡光面临政务问题时,在教育、农业、民教纠纷、团练保甲、水灾治理等方面采取的措施颇具前瞻性和开创性。通过对文书的动态流转研究,可以看出姚锡光救灾、团练筹款途径的多样性。除了官府介入,中外士绅亦是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姚锡光的创新多变和恪尽职守增强了政府对救灾以及团练保甲的管控力,但由于财力和人力的限制,公文的执行效果往往得不到保证。《吏皖存牍》作为一线治政文书汇编,不仅展现出姚锡光情理结合,文质兼具的行文特色,更是后世学习的典型教材。虽然由于吏治腐败,一人政府等问题,使得姚锡光的治政理念存在局限性和困境,但是他深入基层,拓展官民沟通渠道,廉洁自律等优秀品质值得现代官员学习。
郭岚[4]（2019）在《规制俘获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观念正逐步改变着企业的经营模式。但是,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项目停留在慈善捐赠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缺乏持续有效性。“漂绿”和“互惠型”社会责任受到公众的质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或扮演“政治献金”、或扮演“互惠型责任”亦或是“公益摊牌”,更有甚者是政府与企业合谋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的多角色源于企业和政府双方的资源依赖。基于此,文章在考虑地方政府利益和政府异质性特征下,从规制俘获的视角探讨企业俘获政府的方式;遵循政府与企业双方资源依赖——相互博弈——规制俘获和规制合谋——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路径,从理论模型上解析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形成和执行中,政府被企业俘获的过程。通过客观的数据,分析企业影响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文章对各个行业特殊社会责任的探讨,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向行业特色研究进行了推进;对企业俘获政府条件和方式的探讨,将规制俘获的研究拓展到企业微观层面;形成规制俘获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全新综合。本文研究结论对加强政府治理,促进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第二章首先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和规制俘获的内涵、外延和维度;其次对企业俘获政府的条件和途径进行了理论梳理。从影响域的角度,本文将企业俘获政府的影响力划分为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和行业影响力。本文第三章首先分别对我国上市公司俘获政府的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和行业影响力进行了定义和计量,以刻画我国上市公司俘获政府的类型和程度。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企业可以通过企业规模、就业、税收等经济影响力俘获政府;企业既可以通过高管的政治关联又可以通过不当政治交往行为构建企业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实施;在行业影响力方面,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参与行业标准制订可以对行业政策、行业竞争环境产生最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因此企业具有参与行业标准制订的主观积极性。其次,基于卡罗尔社会责任定义,结合我国各行业特色,运用内容分析方法,构建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数据库。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但是行业间社会责任履行的差异逐渐扩大,呈现出“好的企业越来越好;差的企业越来越差”的现象;上市公司普遍在股东责任、政府和公众责任、员工责任上表现较好,但是消费者责任、环境责任和社区责任的履行上表现欠佳。文章基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和规制俘获数据,在考虑财政自给率,政府自治能力、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特征变量基础上,分别探讨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和行业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本文第四章,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政府行为进行识别,并探讨不同政府行为类型下,企业经济影响力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企业对地区就业人口的经济影响力,仅在勾结型政府中表现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显着负相关,而在掠夺型政府和强化市场型政府中表现不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无论在何种政府类型下,企业对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力是政府考虑的重要因素,企业对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呈负相关关系。本文第五章,在区分显性和隐性政治影响力基础上,分别考察政治联系种类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选择的关系;深入探讨不同产权条件下,不同政治联系类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差异进行了解析。研究表明:不当政治交往将显着降低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制强度,从而降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国有企业控制权层级的提高,将弱化企业不当政治交往行为以及政府官员联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对非国有企业来说,人大政协代表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政治影响力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的影响存在战略选择的现象。本文第六章在刻画行业影响力指数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企业的行业影响力对企业战略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仅参与一个权威的行业专业协会即可改善社会责任的程度,但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次数以及参与普通行业协会的指数,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正相关关系。文章从企业竞争优势和“官民二重性”的行业协会角度对这种现象给予了解释。文章进一步发现:参与专业行业协会并且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是非国有企业获得行业优势资源的重要途径,因此非国有企业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行业影响力类型与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间同样存在战略选择的现象。根据上述的实证结果,文章从企业俘获的途径入手,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责任战略协同;跨区域、绿色官员考核机制协同、软法和硬法协同;社会责任中介组织的构建;行业协会牵头制定分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揭露指引;行业协会和专业研究机构引导企业战略履行社会责任。
龚建培[5]（2018）在《近代江浙沪旗袍织物设计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近代中后期（1912-1937）的江浙沪为研究的主要时间和区域,以传世实物、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分析、梳理为基础,从多学科的视域将微观的设计物像、设计事件进行勾连,还原它们所承载的“设计观念”,并放置于宏观的历史叙事、宽泛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阐释,从设计、技术、品种、风格、消费的关系研究探讨中,揭示近代织旗袍物设计演变的时代特征以及对现代染织设计的影响。全文共6章,21余万字,插图1000余张。旗袍是近代中国女性的第一款时装,而其使用的面料、里料和辅料集中反映了当时国内外织物设计、生产、消费的最新时尚和成果,是近代女性服饰织物发展的典型缩影。本文首先从社会变迁、消费方式、文化形态、时尚传播方式等角度,概述了近代旗袍织物设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演变过程。并以500余件近代传世的旗袍织物和众多历史文献为考证、分析基础,从材料、技术、品种的被动接受和主动发展两个方面,研究探讨了土布、丝绸、印染、刺绣、蕾丝、花边等织物在中西熔铸发展历程中的创新设计成果,以及江浙沪区域多家企业的产品设计案例;其次以月份牌广告中大量的旗袍织物图像为依据,对部分经典织物纹样进行了四方连续形式的复制、还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西风美雨”、海派文化对旗袍织物在纹样题材、色彩观念、表现程式嬗变过程中的影响;最后再以报刊杂志中呈现的社会各阶层女性与旗袍织物的生活影像为依据,通过文献、影像叙事和服饰纹样的交叉、比较研究,探讨了近代传播媒介和时尚女性对旗袍织物设计发展的横向引导作用,并对江浙沪不同阶层女性在旗袍织物消费过程中所体现的风格特征,进行了图像学的整理、分析、阐释,填补了此研究领域的部分缺失。本文的研究在整体上舍弃了传统美术史、工艺史以时间发展为线索的研究方式,以游离于传统设计史研究视线之外的传世旗袍织物、老上海月份牌图像、历史影像文献为三个主要版块,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技术革命、新型原料与生产方式;文化、观念的裂变与消费需求;日常生活、阶层时尚传播对织物设计演变的影响之上,以期获得轮廓可辨析、意义可以解读的近代织物设计发展线索。在构建近代旗袍织物设计数据库的同时,着重探讨了近代旗袍织物设计在表现为丰富多样、融汇东西的同时,又显露出肤浅、粗糙、暧昧、杂糅以及没有完整体系的深层社会原因;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融合,在旗袍织物设计上表现出的观念、语境上共性、个性特征和存疑问题,以及不同区域间存在的差异及互动关系。从历史的视野和民众史述话语权的角度,揭示了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大众消费的更迭,如何参与和影响近代旗袍织物发展的历史现实。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考据学、设计学、类型学、图像学、叙事学等为理论框架,在纵向层面——以近代江浙沪生活方式与近代文化转型的关系为视角,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进程为人文背景,揭示了旗袍织物设计发展、演变过程中显现和蕴藏的各种文化现象、消费价值变更,以及对现代设计的影响。在横向层面上——通过收藏的近代旗袍织物与月份牌图像、报刊杂志影像以及历史文献的交叉解读,在重视个案历史形态的同时,从整体社会文化背景的构成中,还原了近代旗袍织物设计的历史语境、传播途径,多维度的探讨了旗袍织物的设计特征和人文、美学价值。从社会文化学、大众消费学角度对近代旗袍织物设计的反思性、探索性研究,不但是对近代织物设计贡献和时代局限的再认识,也对近代染织设计史、近代设计史研究的一种推进,对正处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断冲突、融合中的中国现代染织设计发展,亦能起到借鉴与促进作用。
蔡炯昊[6]（2017）在《共和时代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 ——以清史馆、《清史稿》、故宫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文本并非一种纯然透明的介质,通过它们即可以直接抵达“客观”的过去,而更像是一种在不同政治力量和文化立场的博弈之下形成的一种类似于透镜的东西。我们通过历史文本所看到的只是事实经过一定角度折射后所呈现的“像”。在不同人类社会和文化中,历史记忆每每以不同的方式与现实政治纠葛缠绕。历史并非一个尘封于棺木中的木乃伊,而是与当下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成为一个不同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场域和容器。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史学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无定于一尊的宗教信仰和晚近传入的西方诸种社会科学,史学说明并论证着关于天道、人事,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也验证着君主统治的正当性。自辛亥革命、清室覆亡之日起,如何叙述和理解刚刚过去的清代历史就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清代历史书写与记忆亦随之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在政治文化已经变易的情形下,最后的王朝历史记忆如同碎裂一地的镜子,从中折射出叙述者自身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这种碎裂的图景,至今仍在牵扯着我们对于清代历史的不同理解和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现实情境的判断。因为政治文化的转型,传统“正史”的命运亦如同许多传统时代的许多儒家经典一样逐渐被边缘化,梁启超在晚清时曾说:“于今泰西同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似乎有为传统史学正名的意味,但其立论的目标在于将中国旧史进行彻底地改造。有论者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至1925年大革命前后之间的大约三十年时间称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辛亥革命所处的时间点,恰恰是三十年转型时代的中点,绵延二千余年的传统帝制在短时间内被终结,加上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废科举、兴学堂、设立咨议局等举措,皆对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冲击甚大。其引起的变化决不仅在政治体制等层面,思想观念等领域亦随流风所及而发生巨变。在这一转型时代中,如何看待清代历史,与立说者自身的政治立场与文化态度皆密不可分,可以说不同的清代历史记忆所呈现的正是不同人物、不同群体对于当下以及未来中国的态度。透过考察民国初年清史馆的开馆修史的历程,以及当时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案例,分析在共和政体之下,旧的正史是如何在新旧杂糅的过渡时代因应新的政治现实,中央政府、地方社会、个人是如何利用宣付史馆立传这一帝制时代的遗存机制表达自身的诉求。个人情谊、不同的政治态度、文化理念又是如何在这些宣付史馆立传的案例中体现的;考察北伐前后《清史稿》的刊行和被国民政府查禁以及最终被作为一种“史料”的命运,我们可以理解在民国这样一个政治文化和学术都在进行转型的“过渡时代”,史学是如何与政治发生纠葛,新旧各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是如何缠绕互动的。通过考察紫禁城——故宫,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在辛亥鼎革之后所承载的清代历史记忆的变迁。展现其从唤起故国旧君之思的空间转变为共和与专制对比的场所,最终转变为国宝与阶级斗争等历史记忆的承载空间的历程。然而,政治势力与精英学者所汲汲于形塑的清代历史记忆,在各自的场域中博弈、斗争之外,一般民众亦通过小说戏曲、稗官野史、影视剧作等通俗文本接受和调适他们的清代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更为复杂多元。民众心目的中的清代历史记忆,并非与官方、精英学者所希望建构的版本截然对立,而是通常叠加了上述几个版本的记忆糅合在一起,而又添加了若干受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宫闱秘辛和香艳传奇等元素。而且,不同时代、不同阶层、族群、性别的人们,对于清代历史记忆的汲取和认知通常也有着极大差别。以往的史学史领域,研究者较多关注到职业史家和学者所建构的历史叙述,而最近的研究则越来越注意到政治文化等因素在一个时代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记忆层面所起到的作用。现代中国所经历的政治文化转型,无疑使得在此前后的人们对包括历史在内的重要文化因素的理解皆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通过清代历史记忆这样的个案研究得以呈现。
张玲玲[7]（2015）在《日本近世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研究》文中提出与近现代紧密相连,并对近现代日本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江户时代（1603-1868）备受学界的关注。作为长达260多年的德川政权的统治阶级,武士的君臣关系及其伦理引起了日本、中国和西方众多学者的关注。先行研究多将君臣伦理作为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锁定于武士社会内部加以研究,对于君臣伦理由上而下的渗透及其影响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主要从上层给予的规范和庶民自身立场的认识两个角度对庶民社会中君臣伦理的展开进行实证研究,并以中日比较为切入点,揭示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的机制、中国儒家君臣伦理和近世日本以君臣为范型的纵向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探讨近世与近现代日本纵向人际关系之间的关联。笔者将近世武士、町人、农民思想家的君臣认识、庶民训诫以及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文献作为课题展开的认识手段,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对史料从内容、影响力等角度整理和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第一章以研究界公认的武士道代表作《叶隐》和士道代表作《山鹿语类》为文本,对武士君臣伦理进行了异中求同的考察。通过考察可知,两者都指出君臣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并都将君臣视作“施恩和报恩”的关系。对于主君虽在理论上要求血统和道德能力的并重,但在世袭的德川社会,更偏重于血统（门第）。将君臣维系重心置于家臣一方的努力,并将这种努力的方向倾注于心情伦理。提出主君应具有“慈悲”、“情”、“诚”的品质,要求家臣以“忍恋”、“诚”事君。以君和臣为基础架构、以上下关系为主诠释武士君臣的方式、以相处之道为主要内容等特点奠定了向庶民社会渗透的基础。第二章以近世庶民训诫和庶民思想家的君臣认识为主分析了庶民社会中君臣伦理的展开。由史料来看,武士君臣伦理对庶民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拟君臣”以身份、职分、能力三个基准展开,庶民社会中的各类家庭关系以及各类社会关系都被拟定为武士的君臣关系。君臣伦理的展开也并非仅止于对武士的效仿,基于不同的身份背景和职业特征,提出了颇具庶民特色的忠诚伦理。与武士的“死的觉悟”、“忍恋”、“以大忠为目标”、“分理一致的臣道论”相对照,石田梅岩提出买卖关系应以“对方立、我也立”为实践法则,二宫尊德则提出了“知有其弊”、“偏倚之极的至忠”、“背君向民”等尽忠伦理。从关系主体特征来看,庶民和武士之间存在延续性的一面,上位者更趋权威化、更具象征性,与此相应,下位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实践性成为纵向维系的重心。第三章以中日比较为切入点,考察了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的机制、中国儒家君臣伦理和近世日本以君臣为范型的纵向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具体内容来看,中国儒家君臣伦理指出君臣际遇,以道义为媒介,君臣间的制衡通过相互间的努力方可达成,提出“有德者为君”,君权的制约机制是天（天道）、民,要求“君主对民‘仁’、对臣‘义”,为臣“学而优则仕”,应“事君尽礼”、“君君、臣臣”。近世日本武士君臣则是代代相续,以恩为媒介,君臣关系的平衡常常锁定于家臣一方的努力。以世袭决定居君位者,重视血统、门第要素,君权的制约机制是“家”,提出主君对家臣“慈悲”、“情”。为臣资格由与生俱来的“身份”所决定,重视以“心情的纯粹性”事君,“‘君不君、臣不可不臣’始终支配着家臣的伦理实践”。从结构来看,与近世日本不同,中国儒家君臣伦理以君、臣、民为基础架构,强调君臣面对天下、面对万民时共同负有的责任伦理。通过比较可知,除了客观需要和幕府制度的支撑外,武士君臣以身份上下为中心的序的设定方式、“施恩和报恩”的基础性原理以及维系重心置于家臣一方并将尽忠指向心情伦理等特点推动了君臣伦理在庶民社会中广泛而深入的展开。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家”为君臣伦理的渗透提供了社会条件。君臣伦理内在构造的差异和不同的社会基础决定了中国儒家君臣伦理不具备向近世日本社会渗透的基础,更不可能对近世日本以君臣为范型的纵向秩序产生根本性的冲击。第四章以中根千枝的研究为基础,对近世和近现代纵向人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发现,近世以君臣为范型的纵向秩序具有以“家”为中心的秩序观念、偏重权威的上位者、完全投入型的下位者、实践方式的“情感化”等特征。近世和近现代在支配性的“序”意识、上位者的资质、纵向间的直接性、单一的载体机制、维系手段的“情感化”等方面具有连续性。可以认为,近世日本武士君臣伦理在庶民社会中深入而持久的展开推动了支配全部人际关系的序的形成,这为近现代日本纵向人际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本文对庶民社会中君臣伦理展开的实证研究,弥补了以统治阶级为主的先行研究的缺憾和不足,有助于深化对武士君臣关系及其伦理的认识,以中日比较为切入点对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机制的考察、对中国儒家君臣伦理和近世日本纵向秩序之间关系的论证,为中日思想文化差异性的解读提供了补充和启发作用,与近现代相关联的视角为解读近现代日本纵向人际关系形成的思想原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郎镝[8]（2014）在《《潜夫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研究《潜夫论》，旨在探讨王符对东汉社会行政、政治制度、学术世风等方面的思考和社会批判，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特征。全文共六章：第一章讨论了王符的出身、交游，并归纳其性格特征。认为他的庶孽出身形成了他的“独行”性格；周秦以来的隐士文化形成了他的“潜隐”个性；此前的文学传统催生了他的批判意识。第二章探讨了王符对汉政的态度。分析了《潜夫论》中所涉及的荒政、边政、近习等社会行政问题。认为官员不作为、边吏欺诈、边将怯劣、近臣弄权等行为是造成汉政之弊的原因。提出了选贤任能、实边抑党的主张。第三章讨论了王符对“汉家制度”的思考。认为从贤君的角度出发，应重视民本和德治；从贤臣的角度出发，应强化“效理名实”，注重考绩。第四章分析了王符思想的汉代学术理据。可以看作其政治观点、社会视角、文学观念的学理来源。认为易学的“通变”之道是他观察治道的理论基础；《诗》学的风政思想是他社会批判的精神动力；“五德终始”是他历史观形成的渊源；重视“人道”是他调整汉代社会状况的手段与视角。第五章论说了王符思想中对东汉社会风气的反思。从引用俗谚的角度切入，分析了王符所关注的社会消极现象，如失德、重利等。认为王符提倡的名节观念代表了汉末士人改造社会的意愿。第六章总结了《潜夫论》由批判意识而产生的文学特征。认为机关中藏的章法、精微密丽的句法使《潜夫论》富于逻辑性；多样化的文体表达，使《潜夫论》的论政更为有力；“去虚就实”“去繁就简”使得文章的批判的行文简明清晰。从而将东汉政论散文推向高峰。
甘德政（KAM DE ZHENG）[9]（2013）在《中英（英中）关系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 ——以宗教与侨务为视角》文中提出宗教具有形成“身份认同”和具备政治动员的重要作用。与西方历史语境之下的“宗教与认同政治”不同的是,古代中国拥有另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话语体系。“大一统”、“圣教”以及“华夷之辨”,是认识“中国式的宗教与认同政治”的重要意识形态概念。从文明演进的视角来看,中华文明从儒家经典中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开始,在政治实践中逐渐发展到帝制时代的“天朝体系”,并成为长期稳定的东亚国际秩序和规范。然而,自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冲击并取代“天朝体系”以来,民族国家范式主导了东亚国际秩序,而东南亚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模式。英属马来亚处在五大文明（儒家、西方、印度、佛教、伊斯兰）的交汇之处,自古以来就不断受到各种外力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当地多元文化的特色。自华南先民带着“大一统”意识形态下南洋开始,这些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演变,就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势力的冲击。中英两大势力在马来亚的博弈过程,对当地的“认同政治”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塑造了当今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面貌。马来人和华人对“国家建构”的不同认知,导致马来西亚迄今仍面对诸多政治上的认同问题,并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的“中马（马中）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晚清官员在南洋地区所留下的“信仰遗产”,是当今中国政府可加以善用来对海外华人信众进行公共外交的重要文化资源。然而,东南亚华人自冷战以来就受到西方势力进行长期“文化冷战”的影响,普遍上仍对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抱着某种程度的负面观感。因此,在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强调“信仰中国”叙事,将宗教与侨务工作进行有机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软实力。“侨务”和“公共外交”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一直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本来这两者是分别针对不同的受众,即侨务是针对海外华侨华人,而公共外交是针对外国民众。近年来出现“侨务公共外交”的新概念,其实是顺应了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改变趋势。目前国内有关“侨务公共外交”的研究尚少,而且这些文章多数集中讨论中国官方与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宗教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宗教因素在侨务公共外交方面缺席的问题,并为国际新形势之下的侨务工作提供政策导向。
陈碧芬[10]（2011）在《明清民本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中最为基本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它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不仅为开明的统治者所用,也成为人类进步的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柱。明清时期,传统民本思想发展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同时,它的局限性和消极面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能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时,伴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变化趋势,它必然受到挑战,并开始发生嬗变,所谓的“新民本”思想应运而生。它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客观上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成为近代民主思想传入的中介和桥梁,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迎接新的时代准备了某些思想条件。所以,选择明清民本思想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文的研究角度,是把富民作为解开明清民本思想发展变化的“一把钥匙”,将中国古代“富民社会”和“富民”阶层的研究与明清民本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这项研究新的价值。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部分是围绕着“重民”、“养民”、“富民”、“教民”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作了总体的考察。第二部分是引出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指出明清时期,社会的整体发展变化带动了“新民本”思想的产生。第三部分是关于明清重民思想的考察。第四部分是关于明清养民思想的考察。第五部分是关于明清富民思想的考察。第六部分是关于明清教民思想的考察。第七部分是对明清民本思想做一个总体的分析和评价。这七个部分具体的研究目的都在说明一个观点：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仍然存在,但它们很多时候已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成为统治者的政治实际。相反,它发生嬗变的部分——“新民本”思想更能反映当时的实际状况,并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所带来的“清新”之风为近代西方民主观念的传入和为世人所接受早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本土的思想资源和历史脉络。而在其中,富民阶层功不可没,他们充满了实践精神,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独立去寻求新思想、新认识的真切表达,使传统纯理论意义上的民本观念受到冲击,引发了民本思想的嬗变,他们确实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内在“动力层”。本文所讨论的明清“新民本”思想,它“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虽是以传统的“民本”为旗帜,着力探讨重民、养民、富民、教民等民本的基本内容,但它是对传统民本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发展、超越和嬗变,已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出现了一些有重大突破的核心命题,如公天下论、平等论、限君论、“以民治民”论；“治生为要”论、“以民养民”论；崇私论、义利并重论、工商皆本论、保富论；“以民教民”论、从重教化到重知识等,是与传统民本思想不同甚至相反的观念意识、主张。二是“民”的含义的“新”。在传统民本思想中,“民”被当作一个抽象的、整体的概念,是相对于君主来说的,是一个最宽泛的概念,没有具体的所指；而在“新民本”思想这里,“民”的内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民”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中有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要求；“民”也有了具体的所指,他们就是处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定历史群体——富民阶层。富民阶层之所以成为明清民本思想嬗变的社会基础,这是因为他们在明清社会发展和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主角。他们进而谋求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力图让其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这集中表现在他们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以及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价值取向和各种利益要求。而富民力量的壮大和活跃这一事实,也引发了知识阶层的相应思考,从而产生了要求重视富民要求和利益的政治呼声。明清新民本思想也就顺势而动,它是富民在思想领域内释放力量和发挥作用的集中反映,是富民话语权取得的结果,是富民在各方面发挥作用后“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
二、商人是非论——商业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商人是非论——商业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麒麟》杂志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殖民语境:《麒麟》的生产场域 |
| 第一节 “改朝换代”: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
| 一、炮制伪满洲国 |
| 二、所谓的友邦、盟邦、亲邦 |
| 三、殖民“暴力”的效应 |
| 第二节 切断民族之根:奴化的殖民教育 |
| 一、“王道主义”教育方针 |
| 二、让日语成为“国语” |
| 三、推行殖民学制 |
| 四、强制落实奴化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专制与霸权:日伪政权的文化统治 |
| 一、霸道的伪满文化统治机构 |
| 二、细化专制的文化统治策略 |
| 第二章 “大众文化”:《麒麟》杂志的策略性定位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生态 |
| 一、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杂志 |
| 二、从小众文艺期刊到大众文化杂志 |
| 第二节 “大众文化”杂志《麒麟》 |
| 一、《麒麟》办刊思想的演变 |
| 二、“大众”读者定位 |
| 三、版面风格和栏目设置的大众化 |
| 四、《麒麟》杂志的市场化运作 |
| 第三章 文学样式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娱乐化的通俗小说 |
| 一、占据《麒麟》文学主体的通俗小说 |
| 二、徘徊在章回体和新文学之间的通俗小说 |
| 第二节 “传承文化使命”的散文 |
| 一、彰显民族文化的节日习俗散文 |
| 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散文 |
| 三、包罗万象的其他散文 |
| 第三节 书写底层大众生活的民间歌谣 |
| 一、情歌:离情别绪相思苦 |
| 二、生活歌:婚姻家庭中女性的悲情 |
| 第四节 雅俗互动的弹词与话剧 |
| 一、走向通俗:新文学的弹词改编尝试 |
| 二、雅俗相遇:演绎话本故事的现代话剧 |
| 第五节 由通俗小说改编的鼓词 |
| 一、鼓词《啼笑因缘》的诞生 |
| 二、从视觉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化 |
| 三、讲究音韵的俗白式语言风格 |
| 第四章 文本内涵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现代都市的空间符号与悖论叙事 |
| 一、时尚消费空间:咖啡店、吃茶店、舞厅 |
| 二、日常活动空间:公园、办公室 |
| 三、流动行进空间:火车、电车 |
| 四、都市书写的悖论 |
| 第二节 摩登与传统:大众视野中的女性想象 |
| 一、尚美女性:讲究衣着打扮的流行时尚 |
| 二、职场女性:独立自信的时代风尚 |
| 三、家庭主妇:渗透“贤妻良母”思想 |
| 第三节 娱乐性和模式化的精神消遣品 |
| 一、矛盾纠葛的感情故事 |
| 二、以死告终的爱情悲剧 |
| 三、历经风雨的完美结局 |
| 四、花样无穷的情感套路 |
| 第四节 侦探、悬疑与大众取向 |
| 一、构设类型化的悬疑焦点 |
| 二、迎合大众的小说取向 |
| 第五节 儿童文学产品的大众化特征 |
| 一、儿童文化产品的类型及特征 |
| 二、善与美的精神引导 |
| 三、潜藏的意识形态性 |
| 第五章 作为策略的大众:《麒麟》文化图景的意义 |
| 第一节 奴性话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
| 一、从“看”和“说”入手的大众亲日引控 |
| 二、调门越来越高的大众媚日教唆 |
| 三、利用文学树立大众的“良民”榜样 |
| 第二节 隐性话语:中国人民反侵略意志的曲折表达 |
| 一、建立同构关系,认同中暗示处境、吐露心声 |
| 二、描绘二元意象,对比中透露情感倾向 |
| 三、文本间存在矛盾,真意从深潜处释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与界定 |
| 四、写作思路与基本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之前的广东 |
| 一、广东的行政区划沿革 |
| 二、明代以前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明代以前广东文化的演变与儒学的传播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前期广东的儒学 |
| 一、明初的文教政策与儒学的演变 |
| 二、丘濬对朱学的理解及其向实学的转变 |
| 三、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与教育实践 |
| 四、林光与张诩对白沙心学的发展及白沙学派的出处问题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甘泉心学的理论成就与经世实践 |
| 一、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成就 |
| 二、湛若水格君与宗族建设的实践 |
| 三、庞嵩对王学的兼容与唐伯元对王学的批评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王学的理论特征与推行礼教的实践 |
| 一、王学理论及其在广东的传播 |
| 二、方献夫的“知本”与议礼 |
| 三、薛侃的“格物”论及其推行乡约的实践 |
| 四、杨起元的“赤子之心”及其格君泽民的实践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朱学的礼治理论与实践 |
| 一、霍韬的“居处恭”及其礼治实践 |
| 二、黄佐的“博文约礼”及其乡约设计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明中后期至明末清初广东儒学向实学的转向 |
| 一、陈建对心学的批评及其经世之学 |
| 二、海瑞的“养气”论及社会经济改革 |
| 三、叶春及对甘泉心学的继承及其实学成就 |
| 四、明末清初广东儒学的实学倾向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及影响 |
| 一、重新审视儒家学者的经世实践 |
| 二、儒家学者对基层社会的改造 |
| 三、儒学在地方社会融入中央王朝过程中的作用 |
| 四、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 |
| 五、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3）姚锡光《吏皖存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姚锡光与《吏皖存牍》概述 |
| 第一节 姚锡光的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吏皖存牍》简介 |
| 一、《吏皖存牍》的编纂目的 |
| 二、《吏皖存牍》的版本说明 |
| 第二章 《吏皖存牍》中的文书统计 |
| 第一节 《吏皖存牍》中的上行文 |
| 一、禀 |
| 二、笺 |
| 三、节略 |
| 第二节 《吏皖存牍》中的下行文 |
| 一、示 |
| 二、札 |
| 三、谕 |
| 第三节 《吏皖存牍》中的平行文 |
| 一、函 |
| 二、移 |
| 三、照会 |
| 第四节 《吏皖存牍》中的专用文书 |
| 一、判 |
| 二、章程 |
| 三、弁首 |
| 第三章 《吏皖存牍》所呈现的救灾策略 |
| 第一节 救灾举措 |
| 一、因地筑堤,保障充分 |
| 二、抢护圩堤,水中救民 |
| 三、设局平粜,发放义赈 |
| 四、维持秩序,防治匪患 |
| 五、修复圩堤,恢复生产 |
| 第二节 救灾成效 |
| 一、从发文主体看救灾态度 |
| 二、从收文对象看救助途径 |
| 三、从收发时间看救灾效率 |
| 第三节 救灾理念 |
| 一、传统理念与国际视野的融合 |
| 二、严格规范与因地施策的融合 |
| 第四章 《吏皖存牍》所呈现的维稳策略 |
| 第一节 维稳举措 |
| 一、完善保甲制度,增设保甲局 |
| 二、改革团练制度,民兵合一 |
| 三、创新团练之法,中体西用 |
| 第二节 维稳成效 |
| 一、团练筹备途径 |
| 二、团练开展进度 |
| 第三节 维稳理念 |
| 一、官府主办,官方管控 |
| 二、革除陋习,提升素质 |
| 第五章 《吏皖存牍》呈现的教化与农业策略 |
| 第一节 教育策略 |
| 一、清末石埭、和州的教育情况 |
| 二、姚锡光的教育措施及理念 |
| 第二节 农业策略 |
| 一、清末石埭地区的农业生产 |
| 二、姚锡光的农业发展措施和观念 |
| 第三节 民教策略 |
| 一、清末石埭、怀宁两地的民教情势 |
| 二、姚锡光解决民教冲突的态度及原则 |
| 第六章 《吏皖存牍》及姚锡光的治皖理念 |
| 第一节 《吏皖存牍》的特色及价值 |
| 一、《吏皖存牍》的文书特色 |
| 二、《吏皖存牍》的文献价值和局限性 |
| 第二节 姚锡光治皖理念的局限与启示 |
| 一、姚锡光的治皖理念的局限和困境 |
| 二、姚锡光治政理念的现代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4）规制俘获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 |
| 1.1.3 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项目支持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规制俘获与企业社会责任基础理论 |
| 2.1 规制俘获相关文献述评 |
| 2.1.1 规制俘获概念 |
| 2.1.2 第二代财政理论:政府被俘获的条件解释 |
| 2.1.3 资源依赖:政府被俘获的动机解释 |
| 2.1.4 企业规制俘获的途径研究 |
| 2.2 企业社会责任述评 |
| 2.2.1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内容和维度 |
| 2.2.2 企业社会责任计量方法研究 |
| 2.2.3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探讨 |
| 2.2.4 战略型社会责任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差异的解释 |
| 2.3 规制俘获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 |
| 2.3.1 企业政治行为与规制俘获关系 |
| 2.3.2 资源依赖理论成为战略型社会责任与规制俘获的连接桥梁 |
| 2.3.3 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成为规制俘获的途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企业规制俘获影响力和企业社会责任计量研究 |
| 3.1 企业规制俘获影响力计量 |
| 3.1.1 经济影响力定义和计量指标 |
| 3.1.2 政治影响力定义和计量 |
| 3.1.3 行业影响力定义和计量 |
| 3.1.4 企业影响力现状分析 |
| 3.2 企业社会责任计量 |
| 3.2.1 分行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2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计量方法 |
| 3.2.3 社会责任指数的可靠性分析 |
| 3.2.4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俘获方式一:经济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
| 4.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4.1.1 企业经济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
| 4.1.2 政府类型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选择 |
| 4.2 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
| 4.2.1 研究样本说明 |
| 4.2.2 基于政府异质能力的企业社会责任面板门槛模型 |
| 4.2.3 基于面板门槛的政府行为分类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选择模型 |
| 4.3 企业经济影响力、政府异质性能力的门槛检验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自给与就业治理能力的门槛回归 |
| 4.4 政府类型与企业社会责任选择 |
| 4.4.1 政府类型分类 |
| 4.4.2 政府类型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选择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俘获方式二:政治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
| 5.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5.1.1 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 |
| 5.1.2 不当政治交往与企业社会责任 |
| 5.1.3 政治联系、不当政治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关系 |
| 5.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 5.2.1 研究样本说明 |
| 5.2.2 研究设计 |
| 5.3 政治联系、政治交往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结果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政治影响力类型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初探 |
| 5.3.3 不同产权下政治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探讨 |
| 5.3.4 政治关联、政治寻租对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俘获方式三:行业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
| 6.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6.2 数据来源与设计说明 |
| 6.2.1 研究样本说明 |
| 6.2.2 研究模型设计 |
| 6.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 行业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分析 |
| 6.4.1 行业影响力变量逐步加入与企业社会责任回归分析 |
| 6.4.2 按照企业性质进行分组回归 |
| 6.4.3 行业影响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的影响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
| 一、基本研究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一)央地社会责任战略协同 |
| (二)跨区域和绿色官员考核机制协同 |
| (三)软法和硬法协同 |
| (四)社会责任中介组织的构建 |
| 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 四、尚待进一步解决问题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行业特殊社会责任议题 |
| 附录2:润灵、中国社科院和本文CSR评分数据表 |
| 附录3:中国上市公司分行业社会责任情况表(2004-2014) |
| 附录4:中国上市公司分年度社会责任情况表(2004-2014) |
| 附录5:经济影响力分析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附录6:经济影响力变量相关系数表 |
| 附录7:不同政府类型下经济影响力与社会责任各维度关系 |
| 附录8:政治影响力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附录9:政治影响力相关系数表 |
| 附录10:政治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关系表 |
| 附录11:行业影响力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附录12:行业影响力相关系数表 |
| 附录13:行业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关系表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
（5）近代江浙沪旗袍织物设计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的研究现状及成果评述 |
| 1.2.1 着作类成果 |
| 1.2.2 论文类成果 |
| 1.3 本文考察的范围以及相关概念阐释 |
| 1.3.1 本文考察的时间与地域范围 |
| 1.3.2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阐释 |
| 1.4 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的反思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视域的反思与检讨 |
| 1.4.2 主要的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近代社会变革与江浙沪旗袍织物设计 |
| 2.1 辛亥革命后社会价值取向的嬗变 |
| 2.1.1 从严苛的等级制度到民主平等的进步思想 |
| 2.1.2 “唯以新奇相尚”的服饰文化观 |
| 2.1.3 “享受型”、“奢侈型”为主流的生活观 |
| 2.1.4 由封闭实用到开放崇洋的消费观 |
| 2.2 近代文化形态的多元变革与旗袍织物设计 |
| 2.2.1 文化形态整体特征的复杂性与肤浅性 |
| 2.2.2 消费文化中阶层需求的体验与文化认同 |
| 2.2.3 新兴文化形态的助力和引导 |
| 2.2.4 各种时装展示会的涌现与推动 |
| 2.3 近代时尚的传播方式及特点与旗袍织物 |
| 2.3.1 时尚引领者与时尚发源地的逆转和颠覆 |
| 2.3.2 三个层面和三种消费特征 |
| 2.3.3 旗袍时尚的起始年代和各阶段的发展特征 |
| 2.4 本章结论 |
| 第3章 技术、品种的被动接受与主动突破——收藏品中的近代旗袍织物设计 |
| 3.1 土布设计的被动改良 |
| 3.1.1 土布的被动改良——挣扎求存 |
| 3.1.2 改良土布的主要品种与设计特点 |
| 3.1.3 土布的纹样设计与民众生活中的消费特点 |
| 3.2 丝绸织物品种设计的日新月异 |
| 3.2.1 从土丝到人造丝的锐意变革 |
| 3.2.2 新型设备的引进与织物品种的设计拓展 |
| 3.3 印染设计的新旧、中西并存 |
| 3.3.1 染色织物——从小众到大众 |
| 3.3.2 印花织物——从手工到机械 |
| 3.4 刺绣、花边设计发展的中西熔铸 |
| 3.4.1 传统手工刺绣与西方机绣 |
| 3.4.2 蕾丝面料与花边设计的别样玲珑 |
| 3.5 本章结论 |
| 第4章 观念与表达的中西杂糅——月份牌图像中的近代旗袍织物设计 |
| 4.1 旗袍织物设计中折射的海派文化观念 |
| 4.1.1 包容、开放的意识与海纳百川 |
| 4.1.2 崇洋、趋新之风与都市欲望 |
| 4.1.3 重消费、求享乐的观念与奢华追求 |
| 4.2 近代旗袍织物设计的纹样、色彩发展特征 |
| 4.2.1 外来纹样的大量输入 |
| 4.2.2 近代自主织物纹样设计的发轫 |
| 4.3 色彩观念的裂变与人性的释放 |
| 4.3.1 服饰制度对色彩设计审美取向的影响 |
| 4.3.2 西风东渐对色彩消费观念的影响 |
| 4.3.3 科技进步对色彩设计体系的影响 |
| 4.3.4 着装方式对色彩流行的影响 |
| 4.4 传统程式的超越与突破 |
| 4.4.1 雅文化的沉暮与市民文化的兴起 |
| 4.4.2 设计表现方法的重构与西化 |
| 4.5 本章结论 |
| 第5章 消费的表象与女性生活叙事——近代刊物影像中的旗袍织物设计 |
| 5.1 近代刊物对旗袍及织物时尚的引领与叙事 |
| 5.1.1 女性话语的倡导者、传播者、叙事者 |
| 5.1.2 服饰时尚历史形态的保存者 |
| 5.2 名人宝眷与大家闺秀 |
| 5.2.1 名人宝眷的端庄、华贵 |
| 5.2.2 大家闺秀的争奇斗妍 |
| 5.3 “摩登女郎”与演艺明星 |
| 5.3.1 “摩登女郎”的崭露头角 |
| 5.3.2 群星璀璨的别样妩媚 |
| 5.4 知识女性与淡雅隽逸 |
| 5.4.1 “女学生”的独领风骚 |
| 5.5 职业女性与淡雅隽逸 |
| 5.5.1 职场的清新素雅之风 |
| 5.5.2 社会活动的身份标签 |
| 5.6 本章结论 |
| 第6章 结论 |
| 6.1 近代旗袍织物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产物 |
| 6.1.1 社会学角度的剖析 |
| 6.1.2 文化学的角度的剖析 |
| 6.1.3 技术学角度的剖析 |
| 6.1.4 传播学角度的剖析 |
| 6.2 近代旗袍织物具有多元性的设计语汇 |
| 6.2.1 品种创新中的“中西杂陈” |
| 6.2.2 纹样主体文化语义的暧昧与缺失 |
| 6.2.3 色彩的国际化、市场化与文化自觉的非确定性 |
| 6.3 近代旗袍织物设计发展的历史贡献和时代局限 |
| 6.3.1 现代设计观念的发端与确立 |
| 6.3.2 近代设计体系的初步建构 |
| 6.3.3 “拿来主义”盛行下的创新与混杂 |
| 6.4 对现代染织设计发展的启迪与借鉴 |
| 6.4.1 兼收并蓄是设计前行之动力 |
| 6.4.2 自主创新是设计发展之本体 |
| 6.4.3 消费需求是设计变革之引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一、主要学术论文 |
| 二、主要着作 |
| 三、主要科研项目 |
| 四、主要获奖 |
| 附录A：近代旗袍织物设计数据实录图例 |
| 附录B、近代文献中关于近代女性服饰织物、纹样和色彩的论述摘录 |
| 附录C、关于“近代旗袍织物数据库”建构的简述 |
（6）共和时代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 ——以清史馆、《清史稿》、故宫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界说 |
| 二、论文结构 |
| 三、研究综述 |
| 四、材料略述 |
| 第一章 众声喧哗中的清代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清代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族群认同与清代历史记忆 |
| 第三节 国家危亡与历史记忆的纠葛 ——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下的清代历史记忆 |
| 第四节 1949年之后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现实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史馆开馆与官修正史的式微 |
| 第一节 清史馆开馆与立意 |
| 第二节 新史学观念下传统正史的式微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与史学观念的新旧杂陈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国体下的旧史学——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立传(1914—1927) |
| 第一节 宣付清史馆立传的程序与案例 |
| 第二节 个人情谊与政治立场的纠葛——湖南提督黄忠浩 |
| 第三节 族群认同与历史书写：辛亥殉难的非汉族官员 |
| 第四节 前朝忠烈还是革命先声:戊戎六君子宣付清史馆立传的争议 |
| 第五节 光耀门楣——谋求亲人进入正史的努力 |
| 第六节 女性与正史——唯一一例宣付清史馆立传的女性 |
| 小结 |
| 第四章 党国干预下的前代历史——政治文化转型视野下的《清史稿》修撰、刊印与被禁 |
| 第一节 清史馆修史的过程略述 |
| 第二节 两个民国政府的不同政治文化与清代历史记忆 |
| 第三节 北伐前后《清史稿》的刊印与被禁 |
| 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时期作为清代历史记忆之场的故宫 |
| 第一节 缘起 |
| 第二节 黍离之悲与革命痕迹:辛亥革命与清宫的部分开放 |
| 第三节 溥仪出宫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
| 第四节 北伐之后的故宫博物院与变动中的清代历史记忆 |
| 第五节 再度鼎革之后被展览的清代历史记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7）日本近世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序章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课题的确立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课题的确立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分析与评论 |
| 一、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 |
| 二、中西学者的有关研究 |
| 三、先行研究的遗留问题与评论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 一、范畴的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近世武士君臣伦理——以《叶隐》和《山鹿语类》为主 |
| 第一节 《叶隐》中的君臣伦理 |
| 一、君臣关系 |
| 二、《叶隐》中的明君形象 |
| 三、为臣之道 |
| 四、君臣伦理的特点及其形成契机 |
| 五、影响和评价 |
| 第二节 《山鹿语类》中的君臣伦理 |
| 一、君臣关系 |
| 二、分理一致的君臣之道 |
| 三、君臣伦理的特点及其形成契机 |
| 四、影响和评价 |
| 第三节 《叶隐》和《山鹿语类》君臣伦理的比较 |
| 一、君臣结合的性质 |
| 二、君臣维系的方式和重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近世庶民社会中君臣伦理的展开 |
| 第一节 近世庶民训诫中的主从意识 |
| 一、庶民社会中的主和从 |
| 二、庶民之忠 |
| 三、“拟主从”中的理想主君 |
| 第二节 町人社会中君臣伦理的展开——以石田梅岩的君臣认识为主 |
| 一、石田梅岩眼中的武士君臣 |
| 二、町人社会中的“拟君臣”关系和伦理思想 |
| 三、石田梅岩君臣认识的形成契机及其意义 |
| 第三节 农民社会中君臣伦理的展开——以二宫尊德的君臣认识为主 |
| 一、对君臣由来的历史性探讨 |
| 二、二宫尊德眼中的君和臣 |
| 三、君臣关系 |
| 四、忠诚伦理 |
| 五、二宫尊德君臣认识的形成契机及其评价 |
| 第四节 庶民社会中君臣伦理展开的特点 |
| 一、庶民社会中君臣伦理展开的基准和方式 |
| 二、庶民中的“君” |
| 三、庶民中的“臣”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的机制——以中日比较为视角 |
| 第一节 对中国儒家君臣伦理的考察——以孔子、孟子为主 |
| 一、“君君、臣臣” |
| 二、君臣关系 |
| 三、以民为本 |
| 第二节 中日君臣伦理的比较 |
| 一、君臣结合的性质及其制衡重心 |
| 二、为君的确立之基及君权的制约机制 |
| 三、为臣的品质及其伦理实践 |
| 第三节 中国儒家君臣伦理和近世日本社会的关系 |
| 第四节 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的内在准备 |
| 一、形式上的适用 |
| 二、关系成立的思想原理 |
| 三、关系维系的可实践性 |
| 第五节 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的社会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世纵向秩序特征及其与近现代的关联 |
| 第一节 以君臣为范型的近世纵向秩序特征 |
| 一、以“家”为中心的秩序观念 |
| 二、偏重权威的上位者 |
| 三、完全投入型的下位者 |
| 四、实践方式的“情感化” |
| 第二节 近世和近现代的共同关系特征 |
| 一、支配性的“序”意识 |
| 二、上位者的资质 |
| 三、纵向间的直接性 |
| 四、单一的载体机制 |
| 五、维系手段的“情感化” |
| 本章小结 |
| 终章 |
| 一、本文内容总结 |
| 二、本文的创新点 |
|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8）《潜夫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 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三、 研究原则与方法 |
| 第一章 王符批判意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王符的“独行” |
| 第二节 王符的“潜隐” |
| 第三节 王符的批判意识 |
| 第二章 《潜夫论》对汉政的观察 |
| 第一节 《潜夫论》所涉汉政考述 |
| 第二节 王符的“荒政”反思 |
| 第三节 王符的“边政”探讨 |
| 第四节 王符的“近习”批判 |
| 第三章 《潜夫论》对汉制的反思 |
| 第一节 王符与“汉家制度” |
| 第二节 《潜夫论》的贤君期盼 |
| 第三节 《潜夫论》的贤臣态度 |
| 第四章 《潜夫论》对学术的思考 |
| 第一节 《潜夫论》与东汉易学 |
| 第二节 《潜夫论》与东汉《诗》学 |
| 第三节 《潜夫论》与东汉史学 |
| 第四节 《潜夫论》与东汉方术 |
| 第五章 《潜夫论》对世风的关注 |
| 第一节 王符引谚考论 |
| 第二节 王符的风政批判 |
| 第六章 《潜夫论》的文学特征 |
| 第一节 《潜夫论》的章句特征 |
| 第二节 《潜夫论》的文体特征 |
| 第三节 《潜夫论》的文章风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9）中英（英中）关系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 ——以宗教与侨务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分析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新视角 |
| 六、主要的概念与界定 |
| 七、论文结构 |
| 注释 |
| 第一章 宗教与认同政治 |
| 第一节 “现代性”语境之下的宗教与认同政治 |
| 第二节 “大一统”、“圣教”、“华夷之辨”：中国式的宗教与认同政治 |
| 第三节 东西方“民族主义”的不同思想来源 |
| 第四节 对“大一统”的“霸权意识”的批判 |
| 本章结语 |
| 注释 |
| 第二章 “大一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种观念在南洋的碰撞 |
| 第一节 “天朝弃民”：早期下南洋的华人先民 |
| 第二节 民间“圣教”在海外的实践：早期南洋的“认同政治”模式 |
| 第三节 当“耶稣”遇上“孔子”：基督教传教士来到南洋 |
| 本章结语 |
| 注释 |
| 第三章 大英帝国对马来亚华人的统治 |
| 第一节 大英帝国对华人秘密会党的镇压：大清官员看不到“刁民”的原因 |
| 第二节 “东方化”：早期英殖民官员眼中的华人秘密会党 |
| 第三节 “分化”和“驯化”：英国人的“分而治之” |
| 第四节 华人被资本主义“异化”：中英政府在海峡殖民地的博弈产物 |
| 本章结语 |
| 注释 |
| 第四章 晚清政府对马来亚华人的“圣教” |
| 第一节 “圣教南暨”：大清帝国收复“信仰失地”的最后努力 |
| 第二节 海珠屿大伯公：从“反清复明”的会党老大到“一品顶戴花翎” |
| 第三节 槟城极乐寺：妙莲住持“奉旨回山,护国佑民” |
| 第四节 槟城平章公所的关帝匾额：李鸿章附片的“遗泽” |
| 第五节 新加坡天后庙的匾额：曙海祥云、波靖南溟 |
| 第六节 尊孔运动与中文教育：“圣教南暨”留存至今的“活化石” |
| 第七节 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萌芽：清廷、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博弈产物 |
| 第八节 南洋华侨对大清政府的物质回馈：从“信仰”角度探讨 |
| 本章结语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英在南洋的博弈对后世“认同政治”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民党的“革命遗产”：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终极固化剂 |
| 第二节 马来民族主义的萌芽：英殖民者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
| 第三节 二战前后的重大事件对“马来亚认同”的冲击 |
| 第四节 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认同问题 |
| 本章结语 |
| 注释 |
| 结语 |
| 注释 |
| 附录 |
| 参考书目及文献 |
| 后记 |
（10）明清民本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1、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
| 2、明清时期的历史转型时期 |
| 3、"新民本"思想的产生 |
| 二、研究状况 |
| 1、中国民本思想的研究回顾 |
| 2、关于明清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变迁的研究 |
| 3、明清民本思想的研究 |
| 三、论文的基本思路 |
| 1、民本思想的界定 |
| 2、研究的角度 |
| 3、论文的框架及基本观点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概况 |
| 一、重民思想 |
| 二、养民思想 |
| 三、富民思想 |
| 四、教民思想 |
| 第二章 明清"新民本"思想的出现 |
| 一、明以前传统民本思想的总结 |
| 二、明清"新民本"思想的出现 |
| 第三章 明清民本思想·重民篇 |
| 第一节 继承传统的明清重民思想 |
| 一、民为邦本 |
| 二、治吏安民 |
| 第二节 明清重民思想的嬗变 |
| 一、"公天下论" |
| 1、天下为公 |
| 2、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 |
| 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 二、平等论 |
| 1、圣凡平等 |
| 2、君民平等 |
| 3、四民平等 |
| 三、限君论 |
| 1、非君 |
| 2、民主君客 |
| 3、限制、分割君权 |
| 四、"以民治民"论 |
| 1、粮长制 |
| 2、老人制 |
| 3、宗族 |
| 4、乡约 |
| 第四章 明清民本思想·养民篇 |
| 第一节 继承传统的明清养民思想 |
| 一、政在养民 |
| 1、统治者的自觉意识——以养民为务 |
| 2、思想家的民本要求——立君养民 |
| 二、养民之善政 |
| 1、给民恒产,重视农桑 |
| 2、宽以养民 |
| 第二节 明清养民思想的嬗变 |
| 一、"治生为要"论 |
| 1、"百姓日用是道"论 |
| 2、提出各行各业的治生之道 |
| 二、"以民养民"论 |
| 1、日常社会生活中,主张以富助贫 |
| 2、灾害发生时,主张以富救困 |
| 3、主张宗族内部以富帮贫 |
| 4、政府也极力主张"以民养民" |
| 第五章 明清民本思想·富民篇 |
| 第一节 继承传统的明清富民思想 |
| 一、治国之道,要在富民 |
| 二、藏富于民,导民生财 |
| 第二节 明清富民思想的嬗变 |
| 一、崇私论 |
| 1、对"公"与"私"的界定 |
| 2、肯定私欲、私产,鼓励对利益的追逐 |
| 二、义利并重论 |
| 1、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 |
| 2、"义利并重"的新思想 |
| 3、富民自身对义利并重的实践——"以义求利" |
| 三、工商皆本论 |
| 1、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 |
| 2、"工商皆本"的新思想 |
| 3、民众自身观念的更新及实践——迁业 |
| 四、保富论 |
| 1、传统富民思想中的"均贫富"思想 |
| 2、明清时期"保富论"的大量出现 |
| 第六章 明清民本思想·教民篇 |
| 第一节 继承传统的明清教民思想 |
| 一、治国以教化为本 |
| 二、教化以学校为本 |
| 第二节 明清教民思想的嬗变 |
| 一、"以民教民"论 |
| 1、老人制 |
| 2、乡约 |
| 3、宗族 |
| 二、从重教化到重知识 |
| 1、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局面的出现 |
| 2、经世致用的科学价值观 |
| 第七章 明清民本思想解析 |
| 第一节 明清民本思想的历史地位——继承与嬗变 |
| 一、明清民本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 |
| 二、明清民本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
| 第二节 明清民本思想嬗变的基点——富民阶层 |
| 一、明清"新民本"思想中"民"的内涵 |
| 1、新民本思想中"民"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
| 2、明清"新民本"思想中"民"的内涵 |
| 二、明清民本思想嬗变的社会基础——富民阶层 |
| 1、富民的治民作用 |
| 2、富民的养民作用 |
| 3、富民的经济作用 |
| 4、富民的教民作用 |
| 第三节 明清"新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近代民主思想传入的"桥梁" |
| 一、新民本思想的桥梁作用 |
| 二、从明清民本思想中没有导出近代民主思想 |
| 参考文献 |
| 古籍 |
| 今人着作 |
| 期刊论文 |
四、商人是非论——商业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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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姚锡光《吏皖存牍》研究[D]. 庄亦男.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4]规制俘获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D]. 郭岚. 西南交通大学, 2019
- [5]近代江浙沪旗袍织物设计研究（1912-1937）[D]. 龚建培.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6]共和时代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 ——以清史馆、《清史稿》、故宫为中心[D]. 蔡炯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8)
- [7]日本近世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研究[D]. 张玲玲.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03)
- [8]《潜夫论》研究[D]. 郎镝.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4)
- [9]中英（英中）关系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 ——以宗教与侨务为视角[D]. 甘德政（KAM DE ZHENG）. 复旦大学, 2013(02)
- [10]明清民本思想研究[D]. 陈碧芬. 云南大学, 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