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2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王阮[1](2021)在《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数字人文在中国学界方兴未艾。数字人文对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好比在学术圈这个相对平静的湖水中投进一颗石子,泛起的涟漪会波及整个学术领域[1]。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指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需加快文物藏品数字化保藏,推进数字故宫、数字敦煌、数字丝绸之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数字博物馆建设[2]。在数字化浪潮中,人文活动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跨界融合,借助数字技术耕读人文知识,变革传统的人文研究范式,并赋予人文研究以新的活力。数字人文正在引领中国社会文化空间的数字化转型,身处数字环境的人们对历史档案文化的知识需求也愈加强烈。《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在有效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过程中鼓励开展口述历史档案、国家记忆和城市(乡村)记忆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等工作。口述历史档案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纽带,以记录时代变革、填补记录空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等价值和功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世代相传,随着时间的洗淘,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已经失传或濒临灭亡。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工程项目,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与应用数字技术抢救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有关口述历史档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虽然从启动时间看,我国研究起点较美国晚了近30年,无论理论基础还是实践进展都缺少资源深度开发和知识挖掘,尚处于起步成长阶段。但作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我国拥有相当丰富且数量庞大的人文资源亟待挖掘。在数字人文的大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人文技术方法检索、利用浩瀚繁杂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将其蕴含的丰富内部事实、数据和知识展现出来,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如何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进行深度知识组织、知识关联、知识聚合与知识发现,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也将成为当下及未来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重点。基于此,本文以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口述历史档案、知识发现的追本溯源,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实证研究等方法,结合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特征与属性,架构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探究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核心内容,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与知识图谱并进行实例可视化展示,深入揭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元,将其蕴含的人、地、时、事等复杂内容关系予以揭示,辅助和支撑人文学者进行研究,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实践应用提供可操作性指导,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具体来说,核心内容包含4个部分。第3章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逻辑框架本章首先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需求进行分析,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目标进行概述,梳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流程及体系结构。然后,解析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构成要素、功能要素、构成要素及功能要素关系,架构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最后,对框架主要模块作用进行解构,包含知识组织的描述与揭示作用,知识关联的存储与链接作用,知识发现的多维挖掘作用。第4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纷繁浩杂,如何将零散杂乱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组织起来,就需要借助本体来实现。鉴于目前本领域尚未发现可复用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故而需要自建本体,这也是本领域的创新之处所在。本章作为第五章的铺垫,通过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呈现口述历史档案领域知识认可的概念及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从知识组织维度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表示,并利用Protégé工具辅以实例可视化展示,验证了本文构建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为第五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构建提供组织结构基础。第5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构建本体只是从组织层面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描述与揭示,而知识图谱是基于关联层面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度聚合。本章首先提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框架设计构想,包含模式层和数据层,模式层既可以从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解析、本体与图数据库的映射规则以及关系界定入手;也可以直接从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数据源抽取所需要素。数据层包含信息抽取和知识融合两部分。然后介绍知识图谱存储和绘制工具。最后,基于第四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结构,引入实验数据源,采用目前主流的Neo4j图数据库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进行实例可视化展示,从知识关联维度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层聚合,构筑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网系,实现知识关联,为第六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奠定关系主线。第6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本章在第五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实例展示的基础上,基于知识图谱洞悉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层关系,从多维视角深入挖掘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潜藏的丰富内部事实。具体包含:基于项目整体概况的知识发现、基于事件主题关系的知识发现、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以及基于时空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既可以细致展现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间人、地、时、事之间的知识关联,又可以探求涉及同一主题或具有相关关系的多个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之间的隐性关系,方便领域学者进行后续研究,以佐证本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数字人文大背景下,将以本体和知识图谱为代表的数字人文技术方法“引介”口述历史档案研究,实现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领域本体和知识图谱构建新突破,同时借助实例可视化展示,将人、地、时、事等内容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予以细粒度描述,从事件、时空以及社会网络关系等层面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层挖掘与多维知识发现,不仅丰富了多元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而且还推进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实践创新。在“技术驱动+知识发现”的催化反应下,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提供了借鉴与可行指导,同时也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及可视化具体实施提供了可操作性框架参考,切实推动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组织、知识关联、知识发现与知识服务。
朱若男[2](2021)在《20世纪《陶庵梦忆》阐释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20世纪以来《陶庵梦忆》的研究阐释成果,在海量资料中筛选有价值的信息,从中总结出《陶庵梦忆》研究的阶段性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同时代思想文化背景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发现亮点,寻找不足,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使读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陶庵梦忆》的研究历程及其深层内蕴,以期为《陶庵梦忆》更多价值的挖掘提供参考,同时为研究者认识和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演进历程提供具体而微的视角。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介绍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30年代《陶庵梦忆》的研究情况。此部分分为两个时间段,一为20世纪初期,“民族革命”的时代大潮使《梦忆》一书作为开启民智的材料出现;二为20世纪30年代左右,周作人寻找“现代精神”的起点,掀起了小品文的论争,《陶庵梦忆》中所蕴含的个性解放思想为学界所挖掘。第二个部分介绍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陶庵梦忆》的研究情况。此部分同样分为两个时间段,一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梦忆》一书与时代主潮不相适应,阐释研究陷入低迷,但有数种文学史着作收录,文学地位得以确认;二为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美学热”与“文化热”的时代浪潮,使人们将关注点对准《梦忆》中所体现的主题思想及艺术风格,同时,学界的研究视野开始拓展到艺术史的具体研究当中。第三个部分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陶庵梦忆》的研究情况,消费文化的时代背景、侧重研究学问的学术趋势,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浪潮,使得这一阶段对《梦忆》的阐释整体呈现出“向广”“向深”的特点,小品散文方向的研究更加深化,学术视野也拓宽到晚明社会生活等其他领域。而结语部分,综合上述内容,总结20世纪以来《陶庵梦忆》研究阐释情况的规律和特点,发现学术史与思想文化史之间的紧密互动、学术视野逐渐打开以及学科边界逐渐消解的研究态势,并以《梦忆》为参照点,探寻“经典”的价值,以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曹立波[3](2021)在《“文史互证”何以可能——以百年红学为例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史互证"方法在近百年文史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有公元前孟子"知人论世"理论、亚里士多德《诗学》观念的积淀,也不乏清代"朴学"的承袭和"实验主义"方法的西学东渐。胡适以"文史互证"法考证《三国演义》等小说,争议不多,考证红学的影响却相对复杂。1921年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初衷是强调"科学方法",批驳索隐派,却导致百年红学步入索隐—考证—新索隐的曲折之路。而科学方法与文学性的兼容,对作者家中人与《红楼梦》中人进行系统性观照,统筹通性真实(民族记忆)与个性真实(家族记忆)的虚实关系,应是走出困境的可行之路。尝试由古今到未来、由国内到海外时空维度的兼顾,探寻新时代的诗史互动,为经典的阐释与传承提供可资参考的个案。
郑晓锋[4](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王域铖[5](2020)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文中指出法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最大的藏书机构之一,在其浩瀚的藏品当中,包括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文献中最着名的当属敦煌文献,含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以及龟兹、西夏文文献等。除敦煌文献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丰富的汉文古籍(以下简称汉籍)。古恒(1865-1935)是法国外交家、东方学家。20世纪前期,古恒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定过《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该目录将Chinois 1-9080分为21个一级分类,其中18个分类有若干二级分类,着录各书的典藏号、题名、作者及生卒年、序跋作者及年份、版本、卷数、图书开本大小、精装合订本册数、之前的典藏号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所着录汉籍的研究非常欠缺。本论文是学界首次对古恒目录及相关汉籍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推动学界对该目录及相关汉籍的了解与进一步研究。绪论部分,分析论文的选题意义,回顾我国域外汉籍研究的整体情况,认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整理和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并简单论述法国汉学及汉籍的基本状况。上编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总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的基本情况,包括介绍、分析该目录的着录内容、分类特点,论述该目录所着录汉籍的价值、来源等。古恒根据这批汉籍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使用西方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在分类设置方面,古恒更多地考虑分类的合理性,而对各类之间的平衡性并不在意。这批汉籍中,佛教类着作最多,其次是天主教相关着作,其中有不少比较罕见、珍贵的资料。这批汉籍的来源比较广泛,主要通过传教士、学者、商人及士兵流传到法国。中编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选取部分出版时间较早或者比较稀见的汉籍,逐一考论,详细着录各书的文献学信息,对相关版本信息尤加注意,加以考辩,并论述版本着录的依据,试图清晰地反映各书的文献学特点。在此部分论文中,广泛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订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如在关于韩霖《铎书》的考证中,纠正了陈垣对书中墨钉的论述,并对刻书年做出了自己的推断。论文还大量订正了《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着作的错误,如根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五经类编》,订正了相关目录着作中此书有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的着录。此外,论文中的部分研究补充、完善了学界此前的相关结论。下编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进行了研究,考证批注的时间及流传经历,将批注概括为总体评价、六书研究、体例说明、补充材料、补充释义、注释、订正等七个方面,凸显刘凝文字学尤其是六书研究的成就。
吴雨阳[6](2018)在《陈师曾的艺术思想研究 ——以“一史一论”为中心》文中提出近代美术理论家陈师曾的主要着作有《中国绘画史》和《文人画之价值》两部,被后人称之为“一史一论”。前者为近代中国美术通史重要着作之一,后者则为近代文人画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其思想理论及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与他身处东西方思想交汇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陈师曾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成年后又前往日本吸纳西式教育,其所接受的的东西方文化存在较多差异。因此,他的着作既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又是西方思想对其观念影响的反映。本研究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重点阐述了《文人画之价值》这部着作在完善与发展中国文人画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价值。陈师曾在形成《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之前,早年曾撰写过一篇《文人画的价值》,在该文中,他首次对中国文人画的价值地位进行了评判,并将其纳入文人画的评价体系之中,使该文成为《文人画之价值》的蓝本。本部分阐述了《文人画的价值》对文人画的评价,它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画评价体系的发展;之后经过修改形成的《文人画之价值》,则用文言文进行叙述,反映了传统文人知识渊博的一面,还就文人画评判价值的观点赋予了对艺术的阐释,反映出当时的西方美学对他思想观念的影响之深。发生这种改变关键原因,源于其与大村西崖的结识以及对《文人画之复兴》的翻译。第二部分是对《中国绘画史》叙述方式和内容的研究。陈师曾在日留学期间接受了日本美术教育,回国后因美术史课程备课需要,将中、日美术教育融会贯通,编着了中国美术史讲义。由于当时的中国美术教育多借鉴日本美术教育,且彼时日本已有关于中国美术史的着作,因此,陈师曾编着的中国美术史对《支那绘画史》有借鉴之处。然而,《中国绘画史》并非单纯模仿《支那绘画史》。虽然二者内容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这些内容多源自中国画论着作。《中国绘画史》主要由中国画论着作、《支那绘画史》框架、陈师曾评述三部分组成。因此,需要对《中国绘画史》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价。“一史一论”反映了影响陈师曾艺术理论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其观念不仅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和滋养,还受到西方观念的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将二者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融合,并运用到了对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的研究中。由于他能从新视角解读中国传统美术,因此,他的思想理论对后人进行文人画理论与中国美术通史研究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对陈师曾着作的分析为主线,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东西方观念影响,阐释了陈师曾艺术思想的发展脉络。
王金凤[7](2015)在《经典诠释与北宋新儒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两宋新儒学的形成、发展与新儒家群体对儒学经典文本的诠释存在密切关联。在某种程度上说,两宋经典诠释的过程就是新儒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然而,如若将上述观点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共识,则会忽略甚至错过大量值得深度挖掘的问题。不唯如是,学界目前对两宋经典诠释领域的诸多细节性问题及其与新儒学互动关系的研究不够充分,这决定了相关研究需要对“两宋新儒学是如何在经典诠释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勾画与回答。意欲说明两宋经典诠释的形态、特征及其与新儒学之间的关联,北宋时期(9601127)就是一个不能绕开的时间段。历史中的北宋隶属两宋的初始阶段,是两宋新儒学整体思想内核与精神气质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段。并且,该阶段思想交锋的激烈程度与观念形态的多样程度令人瞩目。本文以北宋新儒学作为两宋新儒学相关研究的切入点,是时间维度与思想维度两方面共同推动的结果。文章将北宋时期分为庆历年前后与熙宁年前后两个阶段,选取范仲淹、孙复、胡媛、欧阳修与王安石、张载、程颢程颐作为这两个阶段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分别考察上述人物为代表的新儒家群体的经典诠释方法与理论,以及这些诠释方法与理论背后的学理依据,也就是这些新儒学人物所提出的新观念或新概念,并对这些新儒学人物的经典诠释方法与理论的逻辑论证、可行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指出其诠释开展的逻辑结构、论证机制、特质与可能的义理困限。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上述新儒学人物在经典文本诠释过程中呈现出的特质,并分析上述北宋新儒学人物的经典诠释思想在新儒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庆历年前后新儒学人物经典诠释思想及其与新儒学形成的关系如下:范仲淹尚未形成完整的经典诠释思想,“随义而发”的经典诠释方法在经典诠释领域主要体现为对经典诠释方法转变的探索,这种经典诠释思想带来的是新儒学初期的意识的转向与观念的引导;孙复的经典诠释理论表现为“出新意”的形态,其经典诠释理论是以“尊王”的观念诠释经典文本,这种在经典诠释过程中代入自我观念以及这种自我观念所表征的政治意识,标识了新儒学初期的走向;胡瑗的经典诠释思路是“义必理胜”,其经典诠释理论是“以人事言之”的设定来解释经典文本,并由此涉及道德修养领域,因此胡瑗的经典诠释理论表明了新儒学话题的显露。欧阳修的经典诠释基调是“质疑”之前的诠释范式,取而代之的是“人情”的经典诠释概念。作为新的经典诠释概念而提出的“人情”已经跨越了经典诠释领域的界限而成为欧阳修思想中的普遍概念,经典诠释领域中使用的观念、概念与思想领域的新命题显示出逐渐重合的态势,这也使欧阳修的经典诠释思想确定了之后新儒学的开展形态。熙宁年前后新儒学人物经典诠释思想及其与新儒学发展的关系如下:“一道德”与“道德性命”的强调凸显了王安石经典诠释思想的转向,对“义理”的追求是其经典诠释思想的主旨,王安石以形上道理与抽象性论所构成的“义理”诠释内容是对两宋新儒学义理基调的奠定。张载在寻找义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推考”与“精思”成为其经典诠释思想的风格,其“心解”的经典诠释方法既表征了一种新诠释样态的萌发与兴盛,也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证明,由此涉及的心性学说与修养工夫的思路对其后新儒学存在拓展论域的作用。程颢与程颐“明理”的经典诠释诉求则更为清晰,为了实现这一诠释诉求,二程引入“自得”的经典诠释理论,这种经典诠释理论不仅预示两宋新儒学独立成为一个有效并有说服力的思想系统的趋势,同时也使二程“天理”或“理”的哲学概念合法化,这是新儒学在理论上推进的表现。基于上述讨论成果,本文就孙复《春秋》诠释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及其评价、“不言性”是否可以代表欧阳修对性情问题的看法、“穿凿”是否是王安石经典诠释的旨归等问题对北宋新儒学人物经典诠释思想中的若干问题给予进一步讨论,继而展开有关思考:一是借助对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行为的内在机制的考察,说明构成某种经典诠释范式或形态有效性的必要因素。二是通过对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中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讨论,指出以价值取向为主导的诠释形式存在有效范围及其方法论启示。三是从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形态入手,分析北宋经典诠释思想的演变是一个从“文本的诠释”转型为“观念的诠释”、再渐化为“思想的诠释”的过程,并以此推进“儒学如何形成当代哲学新形态”等问题的思考。
毋燕燕[8](2015)在《《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文中提出《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是目前《礼记》研究领域中稍显薄弱的环节,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礼记》自汉代成书后,所收录的46篇中又有23篇从中析出单篇别行,因为这些篇目出现单篇别行的时间早晚、数量多寡以及存世情况差异较大,本文便选取《礼记》中的《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五篇单篇别行较多的篇目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学、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整理、校勘、考辨文本文献的同时,以期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下对《礼记》单篇别行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有深刻地认识。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引言主要对《礼记》单篇别行概念进行界定,对其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作以说明。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檀弓)单篇别行研究》,通过考察历代《檀弓》单篇别行着作的类型、存佚、着录情况、内容特色,发现《檀弓》传承着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维系着儒家的伦理纲纪,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及保障国家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其在《礼记》成书后仍单篇别行的主要原因。此外,从《檀弓》单篇别行文本的类型中我们看到了《檀弓》如何从儒家经典文本向文学文本、文章学范本转化的轨迹。第二章《(王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王制》单篇别行现象的考察,发现《王制》单篇别行多出现在清代,且与清代的政策改革密切相关,为清代政治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第三章《(月令>单篇别行研究》,通过梳理和考察历代《月令》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发现《月令》所载的四时模式构成了华夏思想文化的根基,其时间观念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政治生活、人类的世俗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华夏儿女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并集中体现了儒家对“时”的思考。第四章《<深衣>单篇别行研究》,主要是对历代《深衣》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出现原因与价值的研究,发现深衣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服饰含义之内,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尚礼重德的文化符号,成为儒者德行的象征。第五章《<投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投壶》单篇别行现象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礼仪的重视,即使是休闲的游艺活动也格外强调礼法的尊卑有序。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则在前五章的研究基础上,整体论述《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突出《礼记》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两个附录“《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与“近四十年以来《礼记》研究现状”,分别梳理了《礼记》其他篇目的单篇别行情况以及近四十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礼记》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成果,虽为附录,却是本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李周峰[9](2012)在《顾毓琇与中国科学化运动》文中认为兴起于1932年的中国科学化运动,是由官方和专家学者共同发动领导的。它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这其中离不开官方的强有力的支持,但更离不开一些专家学者的积极支持。顾毓绣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科学化运动前期(1932-1937),他是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的领导者和创建者。在他的领导下,他们创办刊物和科学化专刊、广播演讲、民众学校、通俗科学展览、学生科学讲演、编辑科学丛书等方式,开展多种多样的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北平的科学化运动是各分会中开展最好的一个。在后期(1938-1942),顾毓琇虽然担任政府高官,但仍不忘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宣传和实践。他不仅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积极推行者,而且还充当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理论家的角色。1936年1月,在北平分会出版了顾毓琇的《中国科学化问题》论文集。在这部论文集中,顾毓琇集中的讨论了:什么是科学与科学化;科学化的目标;科学化的具体指向等三个问题,提出了较系统的科学化理念体系。它的主要特色是鼓吹科学的应用。中国科学化运动是在官方主持下开展的,它不可避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使“科学”成为当政者合法统治的辩护工具。研究结果表明,顾毓琇始终坚持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开展中国科学化运动。作为一位学者,后来又成为一名政府高官,在这种身份的转换中,顾毓绣基本秉持了一名学者对于“科学”的尊重。可以看出,顾毓琇在舆论上更多的注重科学家的“科学社会化”,在实践参与中注重“社会科学化”,基本贯彻了他提出的科学化理念构想。
曲玉梁[10](2011)在《民初大理院及其民事判解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理院的最初设立是由于清末“仿行宪政”、修律变法,它作为近代法制意涵下最高审判机关,享有“统一解释法令权”和“最高审判权”,独立于其他机关之外。这既决定了民初大理院与清末修律之间割舍不断的关系,也表明了对民初大理院总体认识的起点。为此,本文从清末修律对民初大理院的影响开始展开,通过对民初大理院的设立、职权享有、独立审判,尤其是关于判例的运用展开论述,分析了民初大理院民事判解制度的特点、性质,并将民初大理院的民事判解制度与中国传统的判例制度、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进行比较,概括了其对民国民法制定和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法制的影响,最后总结了对我国大陆地区当前民事法律制度发展完善的启示。从逻辑结构来看,本文的结构分为四个部分,即: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清末修律活动对民初大理院及其活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催生了中国近代法制意涵下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近代司法独立观念与制度对民初大理院裁判活动的影响、《大清民律草案》对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活动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民初大理院的设立、内部组织、职权享有和法官独立,进而展开对民初大理院运用判例,对制定法、习惯法和法理等民法渊源适用情形的分析以及对判例运用在法学方法方面意义的阐释,较深入地了解其民事判解制度。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民初大理院的民事判解制度的特点、性质,并将该制度与中国传统的判例制度、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认识这一制度的特殊性。同时还考察了该制度对“民国民法”的制定和对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法制的影响。第四部分,主要基于前述对民初大理院及其民事判解制度的考察、分析、研究,总结出对我国大陆地区民事法律制度建设的启示,包括对改进审判独立、统一解释法律和促进民法典制定方面的借鉴作用。
二、江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2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2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口述历史档案研究现状 |
1.3.2 知识发现研究现状 |
1.3.3 研究现状述评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口述历史档案 |
2.1.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 |
2.2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理论 |
2.2.1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含义 |
2.2.2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意义 |
2.2.3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原则 |
2.3 本体理论 |
2.3.1 本体概念 |
2.3.2 本体分类 |
2.3.3 本体构建流程 |
2.3.4 本体在档案领域的应用 |
2.4 知识发现理论 |
2.4.1 知识发现定义 |
2.4.2 知识发现过程 |
2.4.3 知识发现方法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逻辑框架 |
3.1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需求分析 |
3.1.1 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要求 |
3.1.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开发需求 |
3.2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目标与体系架构 |
3.2.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目标 |
3.2.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流程及体系结构 |
3.3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 |
3.3.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构成要素 |
3.3.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功能要素解析 |
3.3.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要素及功能关系 |
3.3.4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构建 |
3.4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主要模块作用解构 |
3.4.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组织的描述与揭示作用 |
3.4.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关联的存储与链接作用 |
3.4.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的多维挖掘作用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构建 |
4.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组织原则 |
4.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标准选择 |
4.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抽取 |
4.4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模型设计 |
4.4.1 术语词表构建 |
4.4.2 确认类的等级体系,定义类和属性 |
4.4.3 充实、修正本体 |
4.4.4 本体模型转换 |
4.5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实例化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构建 |
5.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框架设计 |
5.2 模式层组织 |
5.2.1 本体解析 |
5.2.2 本体与图数据库规则映射 |
5.2.3 关系界定 |
5.3 数据层组织 |
5.3.1 信息抽取 |
5.3.2 知识融合 |
5.4 知识图谱存储与绘制 |
5.5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实例化 |
5.5.1 数据准备 |
5.5.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模式层组织 |
5.5.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数据层组织 |
5.5.4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存储与绘制 |
5.5.5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可视化 |
5.6 本章小节 |
第6章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 |
6.1 基于项目概况的知识发现 |
6.1.1 整体—局部分布 |
6.1.2 项目—时间分布 |
6.1.3 项目—地点分布 |
6.2 基于事件主题关系的知识发现 |
6.2.1 事件—项目关系的知识发现 |
6.2.2 事件—时间关系的知识发现 |
6.2.3 事件—地点关系的知识发现 |
6.3 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 |
6.3.1 基于口述项目本身的社会关系 |
6.3.2 基于口述项目内容的社会关系 |
6.4 基于时空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 |
6.4.1 基于社会关系的人物空间分布分析 |
6.4.2 基于任职经历的人物时空迁移轨迹分析 |
6.5 本章小节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局限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2)20世纪《陶庵梦忆》阐释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一、《陶庵梦忆》的“现代发现” |
(一)20 世纪初期《陶庵梦忆》的“现代发现” |
1.民族革命语境中的“晚明”文献整理热潮 |
2.《陶庵梦忆》的刊刻:开启民智 |
(二)30 年代左右:“个性解放”的挖掘与传播范围的扩大 |
1.寻找“现代精神”的起点 |
2. “趣味”的共鸣:“性灵”与“闲适”背后的个性解放观念 |
3.选本、杂志与教材中的《陶庵梦忆》 |
二、走进“新启蒙”与“文化热”语境的《陶庵梦忆》 |
(一)50-70 年代:研究的消隐与文学史上的“初显现” |
1.“名士情调”的消隐 |
2.文学史叙事中的《陶庵梦忆》 |
(二)“新启蒙”与“文化热”:80 年代的《陶庵梦忆》阐释 |
1.“新启蒙”“美学热”与“文化热” |
2.《陶庵梦忆》主题及艺术的多元阐释 |
(三)艺术史视野中的《陶庵梦忆》 |
三、消费文化时代的《陶庵梦忆》研究 |
(一)消费文化时代的学术转型 |
(二)《陶庵梦忆》艺术探赜 |
1.主题思想的挖掘 |
2.艺术风格的探讨 |
3.审美意蕴的新意 |
(三)《陶庵梦忆》之“生活世界”的还原 |
1.戏剧观赏 |
2.品茶制茶 |
3.兴建园林 |
4.民间风俗 |
5.都市风情 |
结语 |
1.学术史与思想文化史的互动 |
2.学术视野的打开与学科边界的消解 |
3.“经典”价值的再认识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文史互证”何以可能——以百年红学为例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一文史互证法与自叙说的学术肌理 |
二文史互证与自叙说的困境及成因 |
三文史互证与红楼人物典型化路径 |
四文史互证与红学未来走向 |
1. 从“原意”探寻,走向诗意对话。 |
2. 从原本考证走向全本品读。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5)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上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 |
一、《古恒目录》着录内容及分类 |
二、《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概况及价值 |
三、《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来源 |
中编: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部分) |
凡例 |
经部 |
史部 |
子部 |
集部 |
下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研究 |
1 刘凝批注《说文长笺》及流传考 |
2 刘凝批注内容 |
3 刘凝批注特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陈师曾的艺术思想研究 ——以“一史一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 |
1.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创新点 |
1.4 研究文献综述 |
1.5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陈师曾的游学与艺术活动情况 |
2.1 陈师曾的家学情况 |
2.2 陈师曾的西学情况 |
2.3 陈师曾的艺术活动情况 |
第三章 陈师曾所处的时代背景 |
3.1 陈师曾所处时代的中国绘画界背景 |
3.1.1 文人画的发展 |
3.1.2 中国画的革新 |
3.1.3 清末民初的画坛 |
3.1.4 新艺术教育的建立 |
3.2 陈师曾所处时代的日本绘画界背景 |
3.2.1 文人画的衰落 |
3.2.2 西洋画的发展 |
3.2.3 传统日本画的复兴 |
3.2.4 新日本画的建立 |
第四章 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与相关文献研究 |
4.1 陈师曾主编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研究 |
4.2 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与《文人画的价值》研究 |
4.2.1 《文人画之价值》研究 |
4.2.2 《文人画的价值》研究 |
4.3 陈师曾译的《文人画之复兴》研究 |
第五章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研究 |
5.1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版本演变 |
5.2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与《支那绘画史》关系 |
5.2.1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内容来源研究 |
5.2.2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与《支那绘画史》内容异同 |
第六章 “一史一论”中的陈师曾艺术思想 |
6.1 陈师曾的《文人画的价值》与《文人画之价值》关系 |
6.1.1 《文人画的价值》与《文人画之价值》的联系 |
6.1.2 《文人画的价值》与《文人画之价值》的区别 |
6.1.3 对比《文人画之价值》与《文人画的价值》变化的结论 |
6.2 《文人画之复兴》对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的影响 |
6.2.1 《文人画之复兴》与《文人画之价值》的联系 |
6.2.2 《文人画之复兴》对比《文人画之价值》与《文人画的价值》的区别 |
6.2.3 《文人画之复兴》影响《文人画之价值》用艺术观点论述文人画思想 |
6.3 从讲义到着作——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演变 |
6.3.1 陈师曾与当时的中国美术史课程 |
6.3.2 陈师曾与当时的中国美术史教材 |
6.3.3 陈师曾的美术史讲义 |
总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表格一览 |
附录B: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经典诠释与北宋新儒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动机、写作思路与文献综述 |
一、研究动机与写作思路 |
二、成果回顾与文献综述 |
第二节 创新之处与论文价值 |
一、创新之处 |
二、学术价值 |
第三节 相关术语的使用说明 |
一、“新儒学”称谓的使用及其分期说明 |
二、“经典诠释”一词的界定及其分辨 |
三、新儒学视域下经典诠释人物的归置及其依据 |
第一章 新儒学形成时期(庆历前后)的经典诠释思想 |
第一节 范仲淹的经典诠释与诠释转变的探索 |
一、范仲淹经典诠释与“必明理道”的诠释转变 |
二、范仲淹“随义而发”的经典诠释理论与经典诠释实践 |
第二节 孙复的经典诠释与“尊王”的诠释观念 |
一、孙复经典诠释思想的溯源与“出新意”的诠释观念 |
二、孙复“尊王”的经典诠释理论与经典诠释实践 |
第三节 胡瑗的经典诠释与“人事”的诠释设定 |
一、胡瑗的经典诠释及其“义必理胜”的诠释思路 |
二、胡瑗“以人事言之”的经典诠释理论与经典诠释实践 |
第四节 欧阳修的经典诠释与“人情”的诠释概念 |
一、欧阳修的经典诠释及其“质疑”的诠释基调 |
二、欧阳修“人情”的经典诠释理论与经典诠释实践 |
第二章 新儒学发展时期(熙宁前后)的经典诠释思想 |
第一节 王安石的经典诠释与“道德性命”的义理诠释转向 |
一、王安石的思想脉络及其“一道德”与“道德性命”的诠释转变 |
二、王安石“义理”的经典诠释意识与经典诠释实践 |
第二节 张载的经典诠释与“心解”的诠释方法 |
一、张载“推考”的学术风格与“精思”的诠释倾向 |
二、张载“心解”的经典诠释方法与经典诠释实践 |
第三节 程颢、程颐的经典诠释与“自得”的经典诠释理论 |
一、程颢、程颐的诠释走向与“明理”的诠释诉求 |
二、程颢、程颐“自得”的经典诠释理论与经典诠释实践 |
第三章 新儒学形成时期(庆历前后)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的关联 |
第一节 范仲淹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与新儒学初期的转向 |
一、范仲淹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 |
二、范仲淹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初期的转向 |
第二节 孙复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与新儒学走向的引导 |
一、孙复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 |
二、孙复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走向的引导 |
第三节 胡瑗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与新儒学话题的显露 |
一、胡瑗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 |
二、胡瑗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话题的显露 |
第四节 欧阳修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形态的定型 |
一、欧阳修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 |
二、欧阳修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形态的定型 |
第四章 新儒学发展时期(熙宁前后)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的关联 |
第一节 王安石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基调的确定 |
一、王安石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 |
二、王安石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基调的奠定 |
第二节 张载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论域的拓展 |
一、张载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 |
二、张载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论域的拓展 |
第三节 程颢、程颐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理论的推进 |
一、程颢、程颐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 |
二、程颢、程颐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理论的推进 |
第五章 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余论 |
第一节 新儒学视域下北宋经典诠释的若干思考 |
一、“多贬少褒”、“有贬无褒”的评价是否公允?——再议孙复《春秋》诠释与《春秋》三传的关联 |
二、“不言性”还是“不穷性”?—一从欧阳修经典诠释的核心概念“人情”说起 |
三、“穿凿”是王安石经典诠释的旨归吗?——兼论“义理”的诠释意识及内容 |
四、关于张载经典诠释思想相关问题的讨论 |
第二节 经典诠释的有效性何在?——基于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内在机制的考察 |
第三节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的价值取向及其反思 |
第四节 从“观念的诠释”到“思想的诠释”——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形态的演变及其思考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8)《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单篇别行——《礼记》研究的另一维度 |
一、《礼记》单篇别行的界定与研究现状 |
二、《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意义与方法 |
第一章 《植弓》单篇别行研究 |
第一节 《檀弓》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一、鉴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二、鉴赏兼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三、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第二节 《檀弓》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一、鉴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二、鉴赏兼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三、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第三节 《檀弓》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一、《檀弓》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檀弓》单篇别行的价值 |
小结 |
第二章 《王制》单篇别行研究 |
第一节 《王制》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一、阐释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第二节 《王制》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一、阐释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第三节 《王制》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一、《王制》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王制》单篇别行的价值 |
小结 |
第三章 《月令》单篇别行研究 |
第一节 《月令》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三、以《月令》物候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概述 |
四、“月令体”着作概述 |
第二节 《月令》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三、以《月令》物候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举要 |
四、“月令体”着作举要 |
第三节 《月令》单篇别行原因与价值 |
一、《月令》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月令》单篇别行的价值 |
小结 |
第四章 《深衣》单篇别行研究 |
第一节 《深衣》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三、以“深衣”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概述 |
第二节 《深衣》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三、以“深衣”为吟咏对象文学作品举要 |
第三节 《深衣》单篇别行的原因及价值 |
一、《深衣》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深衣》单篇别行的价值 |
小结 |
第五章 《投壶》单篇别行研究 |
第一节 《投壶》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一、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二、以“投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概述 |
第二节 《投壶》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一、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二、以“投壶”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举要 |
第三节 《投壶》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一、《投壶》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投壶》单篇别行的价值 |
小结 |
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一、《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礼记》单篇别行的价值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 |
附录二:近四十年《礼记》研究现状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9)顾毓琇与中国科学化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三、研究意义 |
第一章 中国科学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
第一节 从科学到科学化运动 |
一、从科学启蒙到科学体制化 |
二、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兴起 |
第二节 顾毓琇的科学之路 |
一、早期教育(1902-1915) |
二、科学之路(1915-1929) |
第二章 顾毓绣科学化理念 |
第一节 “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 |
一、什么是科学? |
二、什么是科学化? |
三、科学化目标 |
第二节 “科学怎样可以救中国” |
一、科学与中国 |
二、学术界与中国 |
三、科学家救国 |
第三节 科学化的具体指向 |
一、工程国本化 |
二、科学化生产 |
三、科学化国防 |
第四节 顾毓绣科学化理念的特色 |
一、提出了较系统的科学化理念体系 |
二、以科学化的名义极力鼓吹科学的应用 |
三、科学与人文的结合 |
第三章 顾毓琇科学化参与 |
第一节 北平时期的科学化参与 |
一、主持北平的科学化运动 |
二、其它形式的科学化活动 |
第二节 重庆时期的科学化参与 |
一、宣传科学教育 |
二、科学化活动 |
结语 |
附录1:1920—1921年间顾毓绣翻译的小说及戏剧 |
附录2:1922年顾毓琇创作的短文及地点 |
附录3:北平科学化运动广播演讲目录(1934.3—1937.7)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民初大理院及其民事判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目前的研究成果 |
三、关于本文的结构安排 第一章 大理院在清末的设立 |
一、清末修律活动 |
(一) 修律的背景 |
(二) 修律的宗旨和内容 |
(三) 修律对民初大理院的影响 |
二、司法独立背景下的大理院 |
(一) 清末的司法独立观念 |
(二) 大理院的设立与职权 |
(三) 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 |
(四) 司法独立在民国时期的演变 第二章 民初大理院与《大清民律草案》 |
一、近代民法学与《大清民律草案》 |
(一) 近代法学知识与法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 |
(二) 近代民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三) 法学名词传入中国的方式 |
(四) 中国近代民法学的诞生与成果 |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大清民律草案》 |
(一) 传统社会中,法律制度的非中心地位 |
(二) 宗族伦理与近代个人自由、人人平等原则的冲突 |
三、《大清民律草案》的编订及对民初大理院的影响 |
(一) 修订民律问题的提出 |
(二) 《大清民律草案》的主要内容及评价 |
(三) 民律草案对民初大理院的影响 第三章 民初大理院的机构与法官 |
一、民初大理院的设置与地位 |
(一) 民初大理院设置的法律依据 |
(二) 民初大理院的法律地位 |
二、民初大理院的组织与职权 |
(一) 大理院的内部组织 |
(二) 大理院的职权 |
三、民初大理院的法官独立 |
(一) 法官选任 |
(二) 法官的精神独立 |
(三) 法官独立审判个案 |
(四) 法官职禄保障 第四章 民初大理院民事判例适用的法律渊源(上) |
一、民事法律渊源及援引次序 |
(一) 以判例确认民事法律渊源 |
(二) 以判例确认民事法律渊源的援引次序 |
二、大理院对制定法的适用:以对前清现行律的适用和改造为视角 |
(一) 对民国政府民事法令的遵行 |
(二) 对前清律令中民事规范的沿用 |
三、对传统民事习惯的适用:以习惯法适用规则的设立及其适用为视角 |
(一) 习惯与习惯法 |
(二) 习惯法构成要件分析 |
(三) 民初大理院确立习惯采用的标准 |
(四) 民初大理院基于公共秩序利益对习惯的适用 第五章 民初大理院民事判例适用的法律渊源(下) |
一、对民法条理的适用:以"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为视角 |
(一) 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 |
(二) 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 |
二、民事判例在法学方法上的运用 |
(一) 以"例"破"律" |
(二) 类型化法学思维的运用 |
(三) 赋予传统概念以近代民法含义 |
(四) 解释、类比的运用 |
(五) 导入近代民法权利类型 |
(六) "类推"方法的运用 |
(七) 调整律文的适用范围 第六章 民初大理院的民事判解制度 |
一、大理院的民事判解制度 |
(一) 判解的内容 |
(二) 民事判解制度的内容 |
(三) 民事判解制度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
(四) 民事判解制度的性质 |
二、民初大理院判例制度与相关制度的比较 |
(一) 来自传统文化的因子:与中国传统判例制度比较 |
(二) "判例"名称的暗合:与英美判例法的比较 |
(三) 根植于大陆法系法律传统:与大陆法系判例制度比较 第七章 民初大理院民事判解制度的影响 |
一、民事判解制度对民法制定的影响 |
(一) 对民国《民律草案》的影响 |
(二) 对制定"民国民法"的影响 |
二、民事判解制度对台湾地区法制的影响 |
(一) 台湾地区现行判例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变化 |
(二) 台湾地区现行判例制度的地位与作用 |
(三) 民事判解制度流变于台湾地区的启示 第八章 民初大理院及其民事判解制度的启示 |
一、对我国大陆地区审判独立的启示 |
(一) 民初大理院对审判独立的坚持与追求 |
(二) 大陆地区审判独立的评判及改进 |
二、对我国大陆地区法律解释与法制统一的借鉴 |
(一) 民初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制度的历史作用 |
(二) 我国大陆地区法律解释的现状与问题 |
三、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
(一) 积极稳妥地推进民法典的制定 |
(二) 民主科学地制定民法典 参考文献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后记 |
四、江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2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研究[D]. 王阮. 吉林大学, 2021
- [2]20世纪《陶庵梦忆》阐释史研究[D]. 朱若男.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文史互证”何以可能——以百年红学为例的考察[J]. 曹立波. 文学评论, 2021(02)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5]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D]. 王域铖. 山东大学, 2020(09)
- [6]陈师曾的艺术思想研究 ——以“一史一论”为中心[D]. 吴雨阳. 江南大学, 2018(01)
- [7]经典诠释与北宋新儒学研究[D]. 王金凤. 南京大学, 2015(01)
- [8]《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D]. 毋燕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
- [9]顾毓琇与中国科学化运动[D]. 李周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0)
- [10]民初大理院及其民事判解制度研究[D]. 曲玉梁. 华东政法大学,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