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消费者协会点评:消费领域10类不平等格式条款（论文文献综述）
杨曦[1]（2020）在《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水平飞速提升与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交互的逐渐频繁,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与日常信息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除了传统经济稳步发展之外,互联网经济市场迅猛突起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12条,即是专门针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制定的条款,不仅对该领域的新型不正当竞争的界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还赋予了行政机关对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权和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本文在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视角下来探讨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对于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大陆法系普遍采用一般条款具体化的规制模式,然而从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专门针对互联网领域不正当行为的规制条款中可以看出,目前的互联网条款尚未达到一般条款具体化的标准,存在两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一般条款的具体化程度不足,具体表现为第12条尚未与第2条完全脱离,不能像其他几类不正当竞争行为那样通过事实判断行为的不正当性,依然需要依托于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对“恶意”等价值范畴的要件进行认定,进而判定行为的不正当性;另外一方面,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并未充分回应以往的司法实践,不仅对以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囊括不足,并且采取一刀切的“本身违法”规制模式,也不是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司法实践经验的充分体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基本原则、模式选择、立法、执法以及司法五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从理论分析层面探究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问题,首先需要回归到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本源:即互联网竞争的整体语境、竞争涉及的主体、竞争模式和竞争利益诉求。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于网络环境中,一方面带有技术性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多边市场的普遍存在,使得看待互联网的竞争利益诉求不能仅从竞争对手的角度考虑直接竞争得失,而是要综合分析同业的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的竞争、非同业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互联网经营者与非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与互补,以及前述各个维度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影响。经过这样的梳理,就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初步廓清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中的竞争利益平衡路径。为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看待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本文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展开了讨论: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目前正处于转型期,从立法上来看,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的第12条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专门条款,改变了互联网领域竞争法律法律适用的逻辑;从执法上看,执法机构不仅首次获得了针对技术性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权,同时也获得了通过兜底条款对违法行为进行认定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如此,竞争者在面临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争议时,也从以往的单一民事诉讼救济,变为现在的举报与民事诉讼并行的“二元”模式,如何发挥好行政机关的作用,使得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专门条款发挥强化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判断与救济的指引和评价作用,成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专门条款面临的新命题;虽然司法与行政诉讼是二元并行的,但二者依然存在交叉,一方面是如果对行政执法的授权并无益于引导互联网领域的良性竞争,那么就可以说立法或者至少是对新法的执行是失败,另一方面,由于法院不仅承担民事诉讼的职能,还承担着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案件进行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职能,因此以往法院民事诉讼的标准和经验,也是很重要的资源。从以往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民事诉讼案件来看,法院注重裁判的长期激励效应,即法院在民事审判的分析思路中,并不仅局限于个案的案情,而是努力地在探究更具普适性的竞争利益平衡标准。当前,我国该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不足,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在立法上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之后,不仅出现了多部法律同时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情形,并且第12条本身引起的逻辑混乱,也是在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执法方面,县级以上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均享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权,执法的层级多元,自然会导致执法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同时,由于首度获得执法权,执法机关也会表现出经验不足。在司法层面,虽然法院出现了很多的不正当竞争判决,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充分梳理案件的基础上形成司法解释,这就导致法律适用当中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世界上并没有普遍地针对互联网技术型不正当竞争进行专门立法,主要存在“权利主义”模式的狭窄式立法和“法益主义”模式的宽泛立法。“权利主义”不正当竞争的立法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立法只对版权、名称权这类带有权利属性的客体进行立法,如果将我国出现的“屏蔽”“跳转”等行为移植到美国,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立法对于这类行为的规制能力有限;“法益主义”模式的立法以德国为代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注重从善良风俗和消费者整体利益的分析,对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弹性调整,并通过司法经验的积累,将一般性的规则不断地具体化。此外还可以看到的是,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最早来源于法国侵权法,因此在许多法域被认为是私法的一部分,行政机关通常并不享有执法权。但是从部分国际组织推行的程序性多边协议可以看出,国际上存在着竞争机构需要通过正当程序进行执法的共识。将域外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首先在立法上,互利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门条款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并没有采取没有采取“法益主义”的款范式立法;而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专门条款中的诸多概念存在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到我国也没有采取“权利主义”的狭窄式立法,即没有将互联网竞争中的要素和利益上升为权利,而是介于权利和法益之间的折中。因此,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如何弥合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中诸多概念存在的不确定性,对此,德国通过案例群的司法制度,对司法实践中反复被认定的行为进行归类,并且在判定行为损害方面,开创了“效能竞争”理论,不断地通过司法推动立法,形成制度构建、实施以及回应的闭环,这些都是有助于我国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规制实施完善的有益经验。综上所述,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引,因此在行为不正当性的判定方面依然需要从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展开,同时要注意实现规制的利益平衡与激励相容,以及要保持包容审慎与技术中立;在模式选择方面,要从一元规制走向多元规制,并且摒弃本身违法的规制思路;立法上在今后要做到行为类型化、要件类型化和标准的明确化;执法上要制定并落实有关重大政策,秉持中立的执法理念,强化多元规制背景下的机构间协调配合,引导行业自律等等;司法上要注意借鉴域外经验,形成稳定的裁判思路和标准,并通过实施案例群的司法政策,完善司法、推动立法,进而实现良性循环。最后,本文还希望去探究但力有不逮的问题是,由于我国互联网领域专门立法的普遍出现,执法机关的不同部门之间、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都存在着对接与协调的需要,例如当前正在发酵的“二选一”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都存在适用的空间,这不仅是法律适用的问题,也是当事人对程序、救济与成本效率的选择问题。但是,对多头专门立法的执行协调与平衡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实践研究资源的出现。
王茜[2]（2020）在《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用户数据愈发成为竞争之关键,各个互联网经营者针对用户数据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随着爬虫等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有互联网经营者试图通过抓取其他互联网竞争者的数据,来获取竞争优势,而这样的抓取行为无论是对于竞争秩序,还是经营者和用户权益都会造成损害。因此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搭便车理论、对公平竞争的侧重保护和能够最大限度保障经营者劳动成果这三个角度出发,《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抓取用户数据行为进行规制具有理论上的基础。但是从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抓取用户数据行为的规制主要从一般条款的角度出发,司法实践中也在积极创设规则以解决同类问题,但尚不存在清晰的认定框架。其实,主体、客体、抓取用户数据行为的不正当性判定以及损害后果是认定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四个要件。结合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的现状,就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困境来说,主要体现在规范体系存在缺陷以及止损补损救济制度的不完善。在规范体系层面,对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的列举式立法缺位,而适用一般条款又存在对商业道德不够细化的问题;在止损补损救济制度层面,反不正当竞争法缺位的止损救济制度以及不尽完善的损害赔偿制度,容易使得被抓取方存在扩大化的损失且损失难以计算,即便赢了诉讼也失去了市场优势。针对上述对抓取用户数据行为进行规制时存在的问题,在适用一般条款的同时,可以先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以弥补一般条款适用的局限;特别的,对不正当性认定这一构成要件中的商业道德进行进一步认定时,除了综合不正当性认定的其他要素外,还应结合行业惯例、行业从业规范和技术因素进行利益的衡量。另外构建防御性救济与诉讼禁令双重止损机制,在赔偿制度的设计上,参照日本的有益经验,设计具体可行的参照因素与标准。
符帮英[3]（2020）在《数据抓取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研究》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关键的竞争要素,对互联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然而数据抓取的不正当竞争问题也日益突出。为此,本文通过案例引出并阐述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存在的调整难题,并简述抓取行为及数据利益保护的基本情况,然后分析调整该行为所需要考量原则、理论等相关因素,最后从“不当性认定”与“规则设计”两个层面对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调整。第一章首先对典型案例分析思考,以数据抓取行为概念、“爬虫协议”及其法律属性为切入点,对该行为基本情况进行阐述。通过两个典型案例,引出数据抓取行为现状及竞争法调整困境。从立法层面,分析数据抓取行为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存在数据地位与现有规则不匹配以及适用“一般条款”规制抓取行为的局限性的现实问题。同时,在司法层面,分别对违反“爬虫协议”行为的法律和行业自律规制不足,数据抓取行为正当性认定标准泛道德化及诉前止损救济制度缺失的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章针对上述考量因素进行的阐述,在数据抓取行为调整困境与下文的不正当性认定、完善建议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调整时应当考量的因素,分别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利益、“搭便车”行为构成和利益权衡遵循的相关原则等主要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比例原则、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探寻竞争制度利益、经营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权衡思路,为下文完善对策的具体论证奠定必要理论和逻辑基础。第三章主要从数据抓取行为的主体、行为以及损害结果的可责性三个方面归纳出数据抓取行为不正当性的共性特征,并在共性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个案中的具体要素和商业道德,以期权衡相关利益要素后综合认定数据抓取行为的不正当性。其中,行为分析从合法的竞争利益受侵犯的“形式特征”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的“实质特征”两方面着手分析,着重对商业道德与爬虫协议的关系及其认定数据抓取不正当性时需要考量的行业自律规范、技术规范以及抓取合理限度范围等要素。同时,提出并分析了数据垄断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构成不正当性的抗辩事由。本章节的“不当性认定”与下文的竞争法调整完善的“规则设计”之间是递进关系,为进一步提出完善建议的规则设计层面提供依据。第四章在“不当性认定”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解决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调整难题,从规则和司法两个方面来实现对数据抓取行为的调整。在规则层面,提出增加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的列举和适用情形、完善违反“爬虫协议”抓取规制的行业自律公约和构建“止损”诉讼禁令制度并明确适用条件,实现硬法和软法的有效规制衔接;在司法层面,为法官认定数据抓取行为具有不正当性,提供基于“正当性评价”的多元利益权衡分析范式。同时,还阐述了以效率为价值取向,构建“原则、法律、商业道德”组成的三阶观察体系,以期实现竞争制度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经营者利益权衡最大化。
王融[4]（2020）在《论个人信息保护与市场竞争的互动关系——从个人信息保护视角观察》文中认为本文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视角,探讨了个人信息保护与市场竞争的互动关系,并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知情-同意"机制、欧盟数据可携权等为例,进一步解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不同模式对市场效率与竞争的影响,个人信息保护法与竞争法的竞合与冲突。
王胜伟[5]（2019）在《激励创新视角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互联网竞争,由此引发的竞争纠纷越来越多,互联网的竞争需要法律规制和引导。互联网市场的竞争与传统市场的竞争存在巨大差别,平台竞争的特性、不断推陈出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竞争手段更加隐蔽,这样的市场竞争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涉及经济、网络技术、法律等,因而导致要对互联网市场上的竞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以及如何规制作出正确的判断变得异常困难。互联网市场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市场,建立在网络技术上的互联网市场必须不断地创新,互联网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被市场淘汰。从互联网市场创新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都会打破市场现有的利益格局、竞争秩序和原有规则,激发新的矛盾与冲突。互联网市场因为创新引发的竞争纠纷也日益增多,但是法律在应对此类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时更显不足,司法裁判亦是习惯于传统思维应对创新引发的竞争纠纷,这样的现状不利于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从现有案例来看,法院几乎都是采用一般条款解决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一般条款的滥用可能阻碍创新发展,需要法院改变思路,将创新作为案件审查的重点,通过利益衡量来判断。互联网市场的创新需要法律予以保障和激励,制度能够激发创新,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能为市场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同时在互联网市场,以创新为名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亦大量发生,是否为法律所保护的创新,往往成为案件的焦点。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创新,创新不仅是要考虑技术上的创新,更多的是要作出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考量创新是否能给市场带来正面效应。符合法律需求的创新能够提高消费者福利,使消费者享受到创新带来的福利,能否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创新应当是创新合法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互联网市场是一个动态竞争的市场,创新加剧了竞争,而竞争又促使进一步创新,面对这种加速的动态竞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立法到应用,应当为促进动态竞争的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机制,将能否促进动态竞争作为评判创新合法与否的因素之一。反不正当竞争法要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激励创新。经营者以创新为名不择手段,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等为代价来获得竞争优势或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应当为法律所禁止。因而在互联网市场上,法律需要对创新进行引导和保障,对创新行为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给予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作出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的司法判决,鼓励互联网市场创新的发展。竞争激励创新,创新又加剧竞争,互联网市场因创新引发的竞争纠纷日益增多,法律不仅要保护合法的创新,更要有激励机制。通过法律制度来促进互联网市场的竞争与创新,这需要立法机关、执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处理该类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时应具有长远和发展的眼光。我国应当完善现有立法,在立法上确立鼓励创新的精神,面对不正当竞争纠纷时,将创新作为评判竞争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因素。因为制度不明等,创新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建立创新的免责机制有利于反向激励创新。对于我国企业当前普遍存在重视商业模式创新而忽视技术创新的现状,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来引导鼓励技术创新。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不仅需要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的立法,还需要良好的执法和司法,需要各机构在秉持创新的理念下,完善各项制度以有效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首先在立法方面以鼓励创新的视角规范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应当审慎立法,加强行业规范的运用。不当的立法可能抑制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可以采纳更多的行业规范。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能在短时间之内给竞争对手造成巨大损失,完善我国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保全制度意义重大。在行政执法方面,执法机关应当持有审慎和包容错误的态度。互联网市场竞争行为合法与否的判断较传统市场行为难度增加,危害更大,执行法律错误的几率和风险增加。不当的执法和司法可能阻碍市场创新,给互联网市场带来难以逆转的损失。执法机关及司法机关人员亦应当更新理念,突破固有思维解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建立公平有序的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需要依靠监管机构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但是有效的监管并非就是严格的监管。监管机构面对市场上的创新习惯于持怀疑态度,针对互联网市场上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等管制过严,导致互联网市场上的初创企业和市场新进入者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和挑战,随着互联网市场的发展,我国的竞争政策及其机构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新,建立专门的互联网市场监管机构。面对创新的互联网市场,需要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但是包容审慎不是放任市场不管,互联网市场离不开外部的监管,我国当前行政机关在互联网市场上执法不力是一个现实问题,需要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加强对互联网市场竞争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引导、管理与制裁,发挥行政机关制止和打击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高效的优势。而在司法方面要激励创新和促进竞争,需要司法机关在处理互联网竞争案件时秉持促进创新与竞争的理念。创新与竞争相互促进,法院不能拘泥于损害认定,而应当以更加长远的眼光看待互联网市场的竞争行为。放宽互联网市场竞争关系的认定,互联网市场企业采取平台经营模式,跨界竞争是市场上的常态,看似处于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往往发生不正当竞争纠纷。平台模式竞争中竞争关系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行为法,其适用的关键应当是审查行为的正当性,忽略竞争关系,唯如此才能释放《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和调整的灵活性与包容性。互联网专条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一般条款仍然是解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应当慎重使用一般条款,否则容易将合法行为纳入不正当竞争范畴,打击创新与竞争。而刑事制裁在互联网市场需要更加谨慎,但是也不意味着在互联网市场就不能采取刑事制裁手段,对于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予以刑事制裁。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加强互联网市场的处罚与赔偿机制,通过经济制裁有利于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激励维权、鼓励创新和促进市场竞争。因而完善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和赔偿措施是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一环。我国现有法律针对不正当竞争的案件的赔偿数额过低,而除了民事赔偿之外,更是少有受到行政处罚的案件。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能在短期内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收益超过处罚的情况下,企业愿意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扩大现有的赔偿范围,将企业的商誉损失等计入赔偿范围;提高赔偿的数额,通过高额赔偿来惩罚和威慑违法经营者,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对于多次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企业,实施惩罚性赔偿。互联网双边市场竞争的特性导致在诉讼中损失的认定变得非常困难,现有案件的处理也是法院基于各种因素酌定考虑,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损害赔偿,必须细化酌定赔偿的因素。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主要是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能为市场主体、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提供较为明确的指导,提高了执法与司法的效率。文章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的规定,选取互联网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流量劫持和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上争议较大的产品恶意不兼容行为三大类型的不正当竞争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论述。流量是互联网企业的生命,流量争夺也成为互联网市场最为常见的竞争行为,对于流量争夺不能一概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市场允许企业通过正当的方式争夺流量,但是禁止企业采取强制、误导、欺骗等方式劫持其他经营者应当获得的流量。而对于创新行为引发的流量争夺则需要慎重对待。而对于互联网市场上产品恶意不兼容行为是否违法,理论界争议较大。竞争是市场的常态,竞争也是企业之间的相互排斥,对于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市场,竞争也必然会给竞争对手造成损失,除非构成垄断,一般来说是否兼容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而对于本身处于竞争的经营者来说,“恶意”更是无法评判。所以对于不兼容问题,原则上来说,法律应当减少干涉,但是也不意味着任何不兼容问题都不需要法律的干涉。对于不兼容问题需要考虑产品本身性质、时间等,对兼容问题作出合理的判断。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数据的重要性逐渐为互联网企业认识,数据的争夺、利用引发大量竞争纠纷。互联网数据涉及到数据的收集、权属、利用等法律问题。对于数据的利用规则,不仅要保护用户的隐私,更需要通过立法来确立数据的流通和使用规则。信息社会以及未来互联网市场的发展,需要数据的流通,因而我国要确立数据共享、流通的机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有关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定。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文章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互联网专条的制定解决了行政执法缺乏法律依据的困境,也为司法解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该条款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知识。为了促进互联网市场的创新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适用上应当保持谦抑的态度,执法与司法都需要秉持激励创新的理念和包容审慎的态度,既要维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又要为互联网的创新和互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
马丽[6]（2019）在《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平台是一个具有变革性的概念,彻底大范围的改变了商业、经济和社会。平台的崛起带来了显着的效率改进、创新能力提升和扩大的消费者选择,加速商业模式更迭,引发经济结构、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本文从多视角对平台的基本含义进行比较研究,并在网络平台分类的基础上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网络交易平台,网络交易平台的发展也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即平台经济。网络交易平台在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负面问题和潜在的危害。网络交易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线下市场的大多数失灵现象,由于互联网所特有的虚拟性、开放性、网络效应等特征,同时网络交易平台中也会衍生出新的更为错综复杂的网络市场失灵的法律问题,给政府公共规制带来严峻的挑战。政府对网络交易平台直接规制方式存在诸多困境,网络交易平台规模之大、信息变化之快以及参与者情况之复杂,极大地钳制的法律的直接支配能力,国家立法者常滞后于技术更新和平台经济发展的步伐,新型在线服务也无法匹配既有规制规则。在执法过程中,更因公共执法资源有限,无法有效执行与贯彻法规命令与禁止的事项。抑或是纵使理论上可为有效管制,但单向度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方式因忽略平台独特的运作逻辑,实践中常遭到管制对象的拒绝配合,削弱了被管制者与规制机构分享信息、共同解决问题的意愿。在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产生公共规制危机时,治理理论对此提供了对症的良方,治理理论能更好的容纳平台经济所面临的分散化治理实践。本文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工具,探讨疏解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管理难题,触发了治理理论的更新,再通过审视和反思具体平台视域中的规制实践,从行政法视角提出平台治理体系革新的制度框架。在网络交易平台治理行动结构中,在法治框架下建立一个由“主体——行为——责任”构成的制度分析框架展开论述。在治理主体层面,国家并不具备治理绝对独占地位,平台企业、社会组织乃至用户在一定条件下皆为治理主体。根据各治理主体的相对优势与治理能力,确定各方在平台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作用,引入辅助性原则这一理论工具,厘清各治理层次之间的关系,并在合理分层的基础上建构合作关系,推动政府、平台、社会的协同合作;在治理行为层面,通过描绘行政规制工具谱系,深入分析每一种治理行为方式的优劣对比,推动单向度的命令控制型手段转向事中事后的、柔性协商的多元规制方式。此外,平台与其他适格的社会治理主体也在自己设定规制标准并实施规制,并具有相应的技术治理手段。最后,动态审视治理过程,关注各治理行为方式在规则的制定、监督和执行三个层面的组合创新;在治理的责任层面,国家与平台服务商分享权力和共担责任,因此必须基于二者在平台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划定治理责任。从平台服务商而言,势必承担与其治理角色一致的技术治理责任。从国家角度看,责任承担方式从履行责任转变为担保责任,在平台治理语境中主要包括对平台自我规制的公共监督以及建构对用户的权利救济途径。论文对法治框架下的网络交易平台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摆脱以政府管制为研究中心的局限,将治理理论与行政法革新相结合,为网络交易平台治理提供新的研究视野与理论工具,对平台治理主体、治理工具以及治理责任等内容的充实也构成了新的问题解决的实践框架或相关脉络,进而探索出了新的问题域,丰富了学术界关于平台治理的研究。
王俣璇[7]（2019）在《格式条款规制研究》文中指出格式条款体现了现代经济生活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其天然地具有其正反社会效应,一方面,格式条款发挥着简化和促进市场交易的重要功能。格式条款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的灵活性与敏感性的影响下,公司等市场主体不断修正与完善交易中的权利义务配置,形成足以吸引交易相对人的格式条款,以推动经济活动的便捷化、规模化运作。而另一方面,格式条款由于其排除协商的特征,不免存在使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普通消费者丧失缔约自由之虞。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甚至垄断,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市场自身对格式条款的负效应的抑制功能被削弱,甚至导致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沦为经济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格式条款的双重社会效应,既反映法律与市场两种调整思路的博弈,也体现着民法理论内部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相互扶持与妥协。从格式条款的调整路径来看,一方面,法律应当放手市场,避免对市场竞争的贬损和对自由社会秩序的状害,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与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法律应作为市场失灵或市场极端逐利性的矫正手段,以防止权利义务关系的畸形失调,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角度视之,格式条款由当事人一方单独制定,相对人仅具有“take it or leave it”的二元性选择,这一合同的发展趋势本身即是对传统契约自由原则的巨大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所言的“契约的死亡”之虞即体现于格式条款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之上,需要学理上的解释与协调。传统理论的理想模式下,契约自由即是契约正义,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只需触及程序层面。而到了现代,随着消费者问题、格式条款问题的日趋严重,民法不再坚守形式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实质化成为民法演变的最显着特征。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由契约自由变为契约正义。如何在格式条款问题中实现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民法基本价值,更是当代法学面对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将从合同法基本理论出发,穿插结合法经济学视角,按照“规制目标制定-规制范围限定-规制实然性分析-规制应然性设计”的行文思路组织篇章架构,逐步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基本问题。第一章是对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和监管目标的证成,包括格式条款规制应如何回应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大合同基本原则的要求,以及格式条款规制如何实现目标的精确化两个问题。缔约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以及相对方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的限制并不能体现格式条款对于契约自由的侵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的根源只能在于格式条款的格式性本身,合同法维护契约自由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即只能通过对信息压迫的矫正体现。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仅造成间接减损,以契约正义原则作为格式条款的监管要求,主要出于三重考虑:第一,反映契约正义的“条款内容”为监管识别提供便利性;第二,契约正义原则针对双方权利义务分配,其监管效果具有直接性;第三,契约正义原则为监管注入公共目标,具有防止社会价值整体受损的阻却作用。现代法时代下,格式条款的正负外部性由此为监管目标、监管逻辑以及监管力度等的设定提出多层次要求。从价值层面,格式条款的规制首先面临监管目标的精确化问题。契约自由原则对格式条款的效率要求应当为帕累托改进而非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而自愿性协商被认为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结果的途径,也即,“受交易影响的每一个人均同意这一交易”。这一目标之下,格式条款规制以对意思自治的维护为限具有正当性。契约正义原则则要求双方合作剩余的分配达到竞争水平,提供方因格式条款的非议价性在博弈中获得优势,当条款的分配结果不符合给付均衡的民法基本原理,监管的介入就在契约正义要求下具有正当性。从路径层面,格式条款问题的非绝对性与复杂性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作为监管手段的二元性划分的绝对逻辑,也缓和了公法与私法的分明边界。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均为国家介入监管的路径,要求以国家强制力为其效力保障,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相区别,是对私人合同关系的积极引导或矫正。与格式条款相关的概念如“附合合同”、“样板文本”、“小字条款”、“标准化合同”、“标准化格式合同”等,各国理论对其格式条款赋予不同归纳方法。格式条款具有预先制定性、标准化、非协商性、附合性和重复使用性等特点。从其法律属性看,格式条款存在“契约说”与“规范说”之争,这一定性直接决定条款的监管路径问题。从经济视角来看,格式条款可解读为商品、产品质量属性,以及公共产品。在我国,法律监管对象呈现出由“格式合同”向“格式条款”、从“法律行为”到“意思表示”的转变,监管的精准性得以提升。沿此思路,格式条款规制对象可进一步限缩,具体分类标准如核心给付条款与附随条款的划分、商业合同条款与消费者合同条款的划分,以及是否为免责条款、是否规定主要权利的划分。第二章对我国当前格式条款规制的立法、行政及司法规制实态进行总结。我国形成以《合同法》为核心,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为配合的法律规范群。合同法规范路径下,《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52及5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呈现出路径驳杂且逻辑似有抵触的规范形态,学界争论颇多。如何从中抽取并整合具有连贯性、协调性的规范进路成为落实格式条款规制的前提问题。最高法院公布的十余件公报案例中,法院在规范选择上侧重有别,裁判倾向上亦有区分,整体呈现出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动态均衡、互为补充的裁判逻辑。地方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似对最高法院立场有所偏离。“提示与说明义务”因法律解释空间较大、为法官预留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而成为适用率较高的效力判断规则。部分并非出自信息矛盾的格式条款问题,被归入信息规制项下草率解决。除《合同法》以外,《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以合同法规制范式为参照,建立了消费者合同领域的格式条款规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在合同法信息规制基础上,结合保险合同特色,对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规则加以延伸。格式条款质量低下问题,从其根源来看,存在信息不平等与市场地位不平等两类生成路径,《合同法》以及基于《合同法》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保险法》均偏重对信息不平等的矫正。《反垄断法》则从经济地位角度对格式条款规制范围及规制手段进行解读,回应市场地位不平等引起格式条款质量低下的情况,成为上述部门法规则的有益补充。在司法路径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均授权对格式条款施加行政监管,监管主体包括原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原银监会、原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原反垄断执法机关。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为格式条款规制的两种基本路径,为我国合同法所采用。信息规制路径在我国体现为格式条款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施加,内容控制路径则包括格式条款内容的特别规范、显失公平规则、公平原则等。两类路径互不干涉,但在功能上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于格式条款质量的改进。各国及各历史阶段对二者的运用各有偏重。如何权衡两类规制力度、如何对其适用加以扩张或限缩,则需动用监管智慧,结合国情及市场状态加以判断。以下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就信息规制和内容控制规范的规范逻辑、现状及改进方式进行阐述,而格式条款解释作为内容控制之辅助,则置于第五章讨论。以下三章共同构成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讨论格式条款的信息规制理论,信息规制因其事先性和市场性而被视为实现意思自治和保障市场竞争机制的通道。根据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市场机制异化的原因为,有限理性使消费者在认知层面和决策层面存在障碍,且对于特定条款,即使理性消费者亦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而选择合理忽略。对此,提示义务的功能在于矫正双方信息的不平等,实现对阅读义务的替代;而说明义务则用于矫正专家与业余人的智识差距。根据行为人信息接收与处理的特征,信息披露存在层次化与实质化两方面的改进可能。层次化改进可以条款显着性或条款异常性为标准,并以实证调研为判断方式。实质化改进的路径如标准化信息提供、第三方信息加工以及“菜单式”合同创新等。此外,可借用软家长主义助推思路实现监管的改进。对于信息规制的力度和边界的确定,则应注重与法律行为法规范体系的分工与配合。第四章讨论格式条款的内容规制规范。我国对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既包括不当条款内容规范及公平原则,还包括免责条款控制规范、基于公共秩序的内容控制规范,以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不过,这些原则均需要法院根据双方交易的具体情节加以个案判断。从格式条款规制的适格性来看,我国法上的显失公平规则、乘人之危规则以及公共秩序对条款效力的控制规范应当以合同而非条款为对象;不当格式条款内容规范以及免责条款规范则明确规定适用于条款而非合同整体。从各规范具体判断维度来看,不当格式条款规范、免责条款规范集中考虑给付均衡的实现,而不以双方合意度也即意思自治的充足作为评价标准;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制度则从意思自治与给付均衡双重视角入手,对格式条款效力进行考量。第五章讨论解释规则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作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之争暴露出“意思与表示分立”理论的局限性,内心真意与外观行为均不能当然地、独立地在合同解释过程中发挥影响法律效果的后果。我国坚持客观解释规则作为格式条款解释的基本路径,仅当其无法穷尽解释时,不利解释规则才发挥作用。我国实践中存在对不当解释规则的体系定位的误读现象,这就不免造成规则的误用和错用,反而在结果上矫枉过正,既违背了解释的中立态度,亦侵蚀了内容控制规范的价值功能。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虽各有改进之空间,但仍存在效果上的极限阈值或“天花板”;此外,司法进路本身亦存在个案性、事后性、非行业性、非市场性等效果限制。当三至五章提及的规制手段达到效果极限而无法应对现实需求时,毋宁诉诸行政路径,结合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制度经验,构建以经济视角下的“产品监管”为模型、以事先审批为模式的监管路径,也即第六章提出的最低质量标准模式。格式条款的事先性规制路径,也即施用行政手段,将格式条款内容的审查提前化,配合事先性信息规制的规制尝试,以实现经营者信息披露成本、多数消费者信息处理成本、重复性司法成本的缩减。具体而言,应建立由“最低质量标准”和“安全性质量标准”组成的双层质量标准体系。对于未通过前者的格式条款,禁止其进入市场;对于通过前者但未达到后者标准的格式条款,提供方应施加实质性信息披露;对于通过后者的格式条款,提供方仅须履行形式性信息披露。该制度以统一的行政监管作为司法监管的前置性环节,在节约审判压力的同时促进评价标准的贯一性。
朱刚[8]（2019）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研究》文中提出民事公益诉讼是因应现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和社会制度急剧变革所引发的侵害多数人利益的新型纠纷日渐增多而产生的新的诉讼类型。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引入始于清末,现行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于2012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得以确立,初创时期的民事公益诉讼仍然面临观念、体制、制度和现实环境诸多困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两造失衡、系争利益集合化与扩散化等特征,法院职权干预主义、职权探知主义和职权进行主义等职权主义色彩浓厚。在程序规则方面,民事公益诉讼的受理规则、证明规则、裁判规则等均与传统民事诉讼有着较大差异,我国现行民事公益诉讼尚未形成独立完备的制度体系,需要进行系统的完善。全文共五章,主体内容约22万字,从中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生发背景展开,落脚于中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完善。引言部分对研究缘由与价值、研究方法、研究综述及创新之处等作了交代。第一章为中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生成与展开。中国民事公益诉讼的产生具有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与发展理念变革、民众意识觉醒、理论发展与制度借鉴等背景。公益诉讼于清末引入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即有探索,现行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于2012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得以确立,其规范体系包括程序基本法、实体单行法和司法解释性文件。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统分结合的立法体系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前瞻性,并凸显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职能作用。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认知需要把握公益诉讼的内涵、特征、诉讼构造、诉讼类型等。第二章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受理规则。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受理审查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公共利益的判断是其基本前提和难点,包括集合性公益和纯粹性公益。我国现行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包括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英烈权益保护。当事人适格与诉的利益理论密切相关,其理论发展促进了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的扩张,起诉主体包括个人、团体、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诉讼请求与侵权责任方式和裁判方式关系密切,可分为预防性请求、恢复性请求、赔偿性请求、抚慰性请求以及费用请求等,其中赔偿性请求是研究重点。此外,公益诉讼受理规则中的重复起诉问题、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牵连问题需要具体把握。民事公益诉讼受理中存在一系列独特的规则,包括诉前程序制度、公告与告知制度、参加诉讼制度、支持起诉制度、禁止反诉制度等。第三章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规则。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具有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的诸多特点,原告对公共利益可能或正在遭受侵害的事实和具有基本因果关系负担初步证明责任,被告对免除或减轻责任的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目前我国司法解释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但在《民事诉讼法》中仍旧存在一些受客观真实说影响的条款,而对民事公益诉讼证明标准,我国立法并未进行专门规定。证据的调查收集是民事公益诉讼的一大难点,为此,除了在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方面对原告予以照顾外,设定民事公益诉讼证据收集的特殊制度也是保障程序义务实质均衡的重要方面,包括证据调查令制度、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行政机关参与证据收集制度、“法庭之友”制度、法院依职权取证制度、证据保全制度等。第四章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规则。与普通民事诉讼相比,民事公益诉讼对撤诉、和解与调解、自认等处分权的行使存在限制。公益诉讼原告仅对诉讼结果享有名义上的利益,而诉讼利益的真正归属应当回归到社会公众,因而诉讼利益的实现、分配、管理、使用等方面必须立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现有的民事诉讼成本制度是适应以保护私权为目的私益诉讼而确立的,其制度体系与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要求存在冲突,构建单独的公益诉讼成本制度是我国公益诉讼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效力的特殊规则集中体现在既判力扩张、预决效、执行力诸方面。第五章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完善。初创时期的民事公益诉讼面临观念、体制、制度和现实等诸方面的困境,包括公益保护的社会意识和力量的培育和发动不足、公共政策形成和权利生成功能孱弱、尚未形成独立完备的公益诉讼制度体系、法定案件范围有限、起诉主体范围过窄且不明确、证明规则有待完善、诉讼成本畸高、诉讼利益归属失范、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存在诸多基础性障碍等。完善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应当从多个方面进行体系化完善,包括制定独立的公益诉讼法、适时扩大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放宽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资格、完善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制度、创设和运用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与裁判方式、构建民事公益诉讼证明标准、完善诉讼利益归属制度、构建单独的民事公益诉讼成本制度体系、构建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完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等。
贺大伟[9]（2019）在《我国航空仲裁适用限度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学位论文为经济法专业（学科）产业法方向下关于航空仲裁制度的主题研究,以规范、调整航空仲裁的国内法规则、国际法规则及相关实践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于我国现阶段航空仲裁的适用限度法律问题作出清晰阐释,明确我国航空仲裁的适用性命题在学理层面的论证基础和实践层面的实然绩效,在此基础之上,针对我国航空仲裁制度的完善,分析并探讨相应对策。本文拟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学理层面清晰界定航空仲裁的适用限度,以推动航空仲裁制度的完善?仲裁是我国法律规定的纠纷解决制度,也是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在航空争议解决领域,仲裁虽然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且在若干维度与航空争议的产业特征高度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仲裁可以适用于航空争议的所有领域,对于这一情形,本文将其归纳为航空仲裁的适用限度。作为航空仲裁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之一,航空仲裁的适用限度构成了某一类型航空争议能否适用仲裁解决的前置性条件,进而成为航空仲裁机制能否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假设。以航空仲裁适用限度为选题,主要考量基点在于:第一、航空仲裁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航空争议的持续增多,我国实践领域的航空仲裁机制已初步完成构建,航空仲裁已发展为航空争议解决机制的重要法律选项、行业仲裁的重要制度创新、仲裁法与航空法的重要改革实践。第二、对航空仲裁适用限度的界定与论证已构成航空仲裁理论发展与制度完善的前提之一。目前,就航空仲裁的适用性而言,存在着法律规范相对欠缺协同性、机制实践相对欠缺体系性等具体问题,并呈现出航空争议“泛仲裁化”的倾向,为学理层面进一步加强论证进而给予规范性解答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总体而言,从学理层面清晰厘定航空仲裁的适用限度,不仅是实践中航空仲裁规则制定、航空仲裁活动开展的科学基础,更是未来条件具备之时航空仲裁立法的逻辑前提。基于上述考量,本文以我国航空仲裁适用的合理限度为切入点,以航空法和仲裁法等多学科背景为分析视角,结合我国实务界业已开展的独立航空仲裁实践,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日益增多的航空争议类型,并根据可仲裁性、可契约性的分析方法,较为系统地论证了航空仲裁机制在航空财产权益争议、航空商事争议、航空消费争议等领域的适用限度;此外,基于可独立性的评判视角,本文也对我国航空仲裁的实践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就我国航空仲裁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若干不成熟的建议。在篇章结构设置和内容安排方面,本文基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脉络,力争能以较为规范的学术范式对我国航空仲裁的适用限度进行论证。在此目标下,笔者将论文正文分为七个部分（含导言）。在导言部分,本文对论文的选题做了总体性说明,涵盖问题与意义、文献与资料、方法与结构、创新与不足、术语与说明等五个主要模块,涉及内容包括选题缘起、文献综述、研究方法、论文结构、撰写说明等。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具体分为六章:第一章、航空仲裁的基本范畴和既有实践。本章系对我国航空仲裁制度基本范畴的界定,以及对航空仲裁既有实践的归纳。基本范畴界定的目的在于厘定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念,既有实践整理的目标在于阐释航空法、仲裁法与航空仲裁实践的基本关系,以为正式展开论述奠定基础。具体而言,基本范畴主要围绕航空仲裁中“航空”、“仲裁”这两大基本要素进行展开,分别论述了航空活动、航空器、航空法的基本要义,并以西方法治史中仲裁的沿革和我国现代仲裁制度的确立为主线,归纳了我国航空仲裁制度确立的时空背景。既有实践主要围绕国际、国内两大领域现有航空实践而展开,就国际领域而言,与一般类型的国际商事仲裁相似,国际航空仲裁实践虽存在于外国法、国际公约以及若干常设性国际航空组织的仲裁活动之中,但就全球范围内来看,在我国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诞生之前,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常设性国际航空仲裁组织;就国内领域而言,尽管《民用航空法》并未涉及仲裁等法律机制,但这并不能否定仲裁在航空争议解决过程中的应有价值,在实践适用中应依《仲裁法》而行,同时,随着我国航空仲裁实践的蓬勃开展,特别是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的设立,标志着国际航空仲裁机制正式引入我国,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乃至全球航空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提升中国航空业在国际航空市场的话语权、推动中国由航空大国向航空强国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章、航空争议引入仲裁机制的缘由与限度。本章系对我国航空仲裁适用的根本动因与限度标准的阐释和论证。研究航空争议引入仲裁机制的具体原因,旨在说明航空仲裁在学理层面的适用合理性;提出航空争议引入仲裁机制的限度问题,旨在阐释问题的意义与本文的分析框架,以为后文正式展开论证奠定方法论基础。在航空争议引入仲裁机制的缘由方面,本文论证了仲裁机制作为一种制度供给被引入航空争议解决领域,既存在必要性,又存有合理性。具体而言,其核心因素无外乎我国《仲裁法》所确立的现代仲裁制度对于航空争议固有特征与解决需求的契合,包括仲裁对航空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供给、仲裁与航空争议个性化解决需求的契合等。就航空争议引入仲裁机制的限度而言,本文将这一命题定位为某一类型航空争议能否适用仲裁解决的前置性条件,进而成为航空仲裁机制能否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假设,并将其具体缘由概括为法律规范相对欠缺协同性、机制实践相对欠缺体系性这两大问题。在前述问题之上,本部分提出了航空仲裁适用限度的评判维度和分析框架,就其评判维度而言,在航空争议领域合理界定仲裁机制的作用范围,寻找出航空仲裁的制度边界,至少应遵循仲裁法关于仲裁制度启动具有两大刚性要素的标准,以及航空仲裁的已有实践,基于此,本文将争议法律关系的可仲裁性、争议解决方式的可契约性、争议解决机制的可独立性设定为具体判定航空仲裁适用边界的三个维度,由此进一步确立了全文的分析框架,为全文论证确立了方法论基础。第三章、可仲裁性视角下航空争议的类型化区分。本章系根据我国仲裁法中关于争议法律关系可仲裁性的刚性标准,并基于部门法、仲裁法、航空法等多个维度的划分标准,力争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梳理出符合法理要求和学理规范的航空争议类型,并对其可仲裁性作出论证,以求能厘定航空仲裁机制在可仲裁性层面的适用限度。具体而言,本部分首先论证了可仲裁航空争议类型化的缘由,一方面是基于可仲裁属性为航空仲裁适用范围的论证基础,另一方面是基于类型化标准为航空仲裁适用范围的区分规范。在此基础上,有鉴于航空仲裁属于仲裁法与航空法的交叉学科领域,其制度设计的逻辑链接着国际法与国内法、大陆法与英美法、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等多个维度,内容较为繁杂,且不乏部门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因此,本文根据部门法、仲裁法、航空法的不同维度,从源头梳理了航空争议的基本类型。基于上述考量,结合学理和实践的衔接,本文将航空争议主要归纳为航空财产权益争议、航空商事争议、航空消费争议三种主要类型,并分别就其内涵与外延、具体类型或内容构成、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证。第四章、可契约性视角下航空仲裁协议的效力纾困。本章系根据我国仲裁法中关于争议解决机制可契约性的刚性标准,并基于航空法上的特有论争,就航空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论证,涉及航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以及航空仲裁协议引入争议的方式等问题,以求能厘定航空仲裁机制在可契约性层面的适用限度。具体而言,本部分首先论证了仲裁法理与文义对于可契约性的限定,并就可契约性与可仲裁性两大标准并列设置的原因进行了论证,得出了争议事项可仲裁性构成了仲裁机制适用充分条件、争议解决方式可契约性构成了仲裁机制适用必要条件的判断。以此为基础,航空财产权益争议、航空商事争议、航空消费争议的适用虽符合可仲裁性的标准,但在可契约性方面存有两大法理障碍,一为航空法上特有的问题,亦即航空运输领域所面临的运输总条件是否具有合同属性的问题,二为仲裁机制普遍适用过程中常会遇到的一般性问题,亦即仲裁条款引入争议的方式。围绕这两大问题,本部分具体展开了论证,初步得出上述三大类型争议依照可契约性标准的具体适用限度。第五章、可独立性视角下航空仲裁实践的绩效评价。本章系根据我国仲裁实践中关于航空仲裁要素可独立性的柔性标准,并基于行业仲裁理论和制度竞争理论,就航空仲裁机制独立化、专业性实践的绩效进行评估,在为我国航空仲裁制度的完善提供实证样本的同时,希冀能厘定航空仲裁机制在可独立性层面的适用限度。具体而言,本部分以可独立性为探讨目标,汇总了我国独立航空仲裁实践的现状,在具体介绍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的有益探索实践之后,就其在机构定位、受案范围、仲裁规则、竞争优势等领域的发展现状与面临挑战予以论证。此外,基于解释论的视角,以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为代表的独立航空仲裁实践,不仅可以从仲裁法上的行业仲裁理念中寻找到其独立性根源,亦可以从我国正在推进的民航强国战略中软性制度竞争实力构建的角度出发,探寻并“发现”独立航空仲裁机制的现实意义。第六章、完善我国航空仲裁制度的路径展望。本章系对全文研究的回顾,以及对未来制度完善的展望。回顾的目的在于评估研究是否实现了预期确立的目标,包括学术观点、学术方法、论证过程是否符合学理逻辑;展望的方向在于通过对本次研究得失的检测,为将来可能的继续研究矫正方法和方向,并就我国航空仲裁在制度层面的完善提出若干不成熟的建议。具体而言,依据前文的论述,本部分进一步论述了航空仲裁“制度”至少由“机制”和“法律”两部分构成,并论证了航空仲裁制度的完善动因,包括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在经过争议法律关系可仲裁性、争议解决方式可契约性、争议解决机制可独立性分析之后,就航空仲裁的适用限度得出了若干初步结论。此外,基于对我国现行航空仲裁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本部分也就我国航空仲裁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若干不成熟的建议,指出应当从“机制”和“法律”两个层面出发,共同推进航空仲裁制度的完善,为我国航空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提供制度维度的软实力支撑。在研究方法的选取方面,本文主要使用了规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等四种工具。规范分析方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实在法的概念、要素和逻辑结构的分析、解释与适用,以寻求不同学科视角下法律冲突之间的匹配与调和,进而实现对于航空仲裁法律制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结构的关切;实证分析方法的原因在于以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为代表的实践样本,倒逼学术界对航空仲裁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提供系统性的解答思路和方案,这也为本文从理论角度展开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比较分析方法的侧重在于通过对国内外航空仲裁机制的比较,以及对行业仲裁体系内金融仲裁、建筑仲裁等仲裁类型的比较,来进一步探求我国航空仲裁制度的应然时空维度;制度分析方法的引入在于通过把航空仲裁纳入法律制度竞争软实力的范畴,依托于法律制度竞争优势理念的提倡,为我国航空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竞争优势提供制度支撑作出解释论层面的阐释与解读。在研究结论方面,经过本文对于研究命题的系统性论述,本文总体认为,随着我国实践领域具有独特属性的航空争议日益增多,航空仲裁机制的适用成为必然,但是,有鉴于制度与实践因素,对于航空仲裁适用限度的厘定有其学理必要和实际可能。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最终得出了如下具体结论:第一、依照部门法/仲裁法/航空法的区分标准,可以将纷繁复杂的航空争议类型化为航空财产权益争议、航空商事争议、航空消费争议三大主要类型。第二、航空财产权益争议的界定虽符合《仲裁法》关于“其他财产权益争议”仲裁适用的立法精神,但在具体适用领域仍需做进一步区分:首先,基于侵权而生的航空财产权益争议虽具有可仲裁性,但在争议解决机制选择的（争议前）可契约性领域仍属欠缺;其次,基于双方法律行为物权变动类型的航空财产权益争议领域的仲裁适用大体等同于航空商事争议领域的仲裁适用;再次,基于单方法律行为和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因既不具有可仲裁性又不具有可契约性,而无法适用仲裁机制。第三、航空仲裁机制的主要适用领域应限定于航空商事争议领域,且航空商事争议领域的仲裁适用与基于双方法律行为物权变动类型的航空财产权益争议领域的仲裁适用大体等同。第四、航空消费争议领域的争议事项虽具有可仲裁性,但在争议解决机制选择的（争议前）可契约性领域仍属欠缺,加之立法对于航空运输总条件法律属性尚未作出正式界定,进而造成了其适用仲裁机制的法理和现实障碍。第五、通过对以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为代表的独立航空仲裁机制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目前独立航空仲裁机制存在若干发展挑战,但属于“成长的烦恼”,无论是基于行业仲裁的法理定位亦或是基于制度竞争的战略考量,独立航空仲裁机制均有其存在并发展完善的积极意义。
游天娇[10]（2019）在《“互联网专条”视角下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文中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改变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互联网商家带来了丰富的商业机会与商业利益。但市场发展与市场竞争总是如影随形,商家为了抢占更多商业利益和交易机会常采取各种非正当手段展开激烈的角逐。而互联网技术的高科技性造就了互联网竞争所特有的隐蔽性强、危害性大、覆盖范围广等特点,也使该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断愈发困难。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十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不足以调整愈来愈多的新型、复杂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往往采用“反法”第2条作为一般条款来规制,但由于没有统一的适用标准,在认定过程中对双方的竞争关系、竞争利益、不正当性认定等问题都产生了颇多争议。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在2017年11月1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的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12条专门规制互联网竞争（以下简称“互联网专条”）以规范互联网竞争环境,顺应时代的发展。“互联网专条”采用“概括+列举+兜底”的立法模式,在列举条款中可以看到近年来大案、要案的影子,可以认为所列款项是从这些典型案例中抽象出来的,这也造成了法律滞后性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之间的矛盾,若相关列举条款设置不当易使该条在实践中无法得到长期适用,被兜底条款架空反而破坏了法律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另外,“互联网专条”中的兜底条款充当了互联网竞争领域的一般条款的作用,对于该款在实际应用上的问题,如价值导向、法官自由裁量范围等也应作出相应界定。在监管方面可以看到在本次修法中虽然提高了处罚数额并增加了监管主体,但仍有处罚与获利不平衡、监管竞合、行业协会法律效力等级过低等问题,应作出进一步改进。本文主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互联网专条”的立法背景、产生的影响、类型化分析这三个方面对目前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现状进行概要阐述,结合逐年攀升的互联网产业规模与同样增长迅速的不正当竞争案件的数据统计,引申出“互联网专条”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主要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定性问题进行研究,分别从竞争关系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两个方面,通过对商业道德和个案利益的剖析,结合先进法域对不正当竞争的判决得出在司法裁判中应对竞争关系做广义理解并宜以长期利益作为判决的衡量依据。第三部分针对本次的“互联网专条”进行评析,先从整体出发指出目前的立法现状可能造成的司法困境。再针对该条的最后一项兜底条款的适用进行剖析,结合过去的司法经验旨在寻找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第四部分对上文所做的论述探寻相应对策,对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领域的立法、执法、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提升做出假设。
二、中国消费者协会点评:消费领域10类不平等格式条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消费者协会点评:消费领域10类不平等格式条款（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的相关理论 |
| 1.2.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专门条款的规范研究 |
| 1.2.3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的域外经验 |
| 1.2.4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的研究评价与展望 |
| 1.3 论文框架、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的界定 |
| 2.1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 |
| 2.1.2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为的特征 |
| 2.2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 |
| 2.2.1 干扰、排他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
| 2.2.2 误导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
| 2.2.3 数据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
| 2.3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特殊性 |
| 2.3.1 行为成本低影响大 |
| 2.3.2 规制目标多元 |
| 第3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 |
| 3.1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现状 |
| 3.1.1 法律修改与规则模式转换 |
| 3.1.2 竞争法律之间存在交叉 |
| 3.1.3 竞争规则与行业监管规则并行 |
| 3.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执法现状 |
| 3.2.1 执法机关首获执法权限 |
| 3.2.2 新条文目前已经得以适用 |
| 3.3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司法现状 |
| 3.3.1 案件覆盖面广 |
| 3.3.2 竞争利益维度多元 |
| 3.3.3 注重长期效应 |
| 3.3.4 存在技术中立的趋势 |
| 第4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不足 |
| 4.1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不足 |
| 4.1.1 立法多头 |
| 4.1.2 逻辑混乱 |
| 4.1.3 与实践经验匹配性不足 |
| 4.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执法不足 |
| 4.2.1 执法经验不足 |
| 4.2.2 执法水平参差不齐 |
| 4.3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司法不足 |
| 4.3.1 裁判思路不够稳定 |
| 4.3.2 对既有案件缺乏梳理 |
| 第5章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域外经验与借鉴 |
| 5.1 立法经验及其借鉴 |
| 5.1.1 “权利主义”的立法模式 |
| 5.1.2 “法益主义”的立法模式 |
| 5.2 执法经验及其借鉴 |
| 5.2.1 域外执法机构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保持高度关注 |
| 5.2.2 域外竞争机构遵循正当程序的执法理念 |
| 5.3 司法经验及其借鉴 |
| 5.3.1 类似行为基于不同价值观可产生不同判决结果 |
| 5.3.2 通过“效能竞争”理论认定不正当竞争损害 |
| 5.3.3 通过司法政策影响法律适用和立法 |
| 第6章 完善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建议 |
| 6.1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 |
| 6.1.1 秉持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 |
| 6.1.2 注重利益平衡和激励相容 |
| 6.1.3 保持技术中立和包容审慎 |
| 6.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模式选择 |
| 6.2.1 从一元规制走向多元协调 |
| 6.2.2 摒弃“本身违法”的思维模式 |
| 6.3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完善 |
| 6.3.1 行为类型化 |
| 6.3.2 要件具体化 |
| 6.3.3 标准明确化 |
| 6.4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执法完善 |
| 6.4.1 制定落实不正当竞争政策 |
| 6.4.2 秉承技术中立的执法理念 |
| 6.4.3 强化机构之间的沟通配合 |
| 6.5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司法完善 |
| 6.5.1 形成稳定裁判思路标准 |
| 6.5.2 实施案例群的司法政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基本分析 |
| 2.1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特性 |
| 2.1.1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内涵 |
| 2.1.2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 |
| 2.2 抓取用户数据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理论基础 |
| 2.2.1 反不正当竞争法之搭便车理论 |
| 2.2.2 侧重保障竞争公平之市场行为控制法 |
| 2.2.3 最大限度保护市场经营者的劳动成果 |
| 2.3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抓取用户数据行为的现状 |
| 2.3.1 抓取用户数据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立法现状 |
| 2.3.2 抓取用户数据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司法现状 |
| 第3章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
| 3.1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 |
| 3.1.1 互联网经营者的界定 |
| 3.1.2 竞争关系的界定 |
| 3.2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的客体 |
| 3.2.1 经营者对用户数据享有的合法权益 |
| 3.2.2 用户作为消费者和数据主体的合法权益 |
| 3.2.3 社会公共利益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
| 3.3 抓取用户数据行为的不正当性判定 |
| 3.3.1 经营者收集和利用数据是否已经用户授权且合法 |
| 3.3.2 经营者收集用户数据是否付出巨大成本 |
| 3.3.3 用户数据对经营者是否具有商业价值 |
| 3.3.4 抓取行为是否已经双重授权且合法 |
| 3.3.5 抓取行为是否违背公认商业道德 |
| 3.4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后果 |
| 第4章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现存问题 |
| 4.1 认定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范体系存在缺陷 |
| 4.1.1 抓取用户数据行为的列举式立法缺位 |
| 4.1.2 一般条款之商业道德判断具有局限性 |
| 4.2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止损补损救济制度不完善 |
| 4.2.1 诉前止损救济制度的缺失导致损失持续扩大 |
| 4.2.2 现有损害赔偿制度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撑 |
| 第5章 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完善建议 |
| 5.1 增设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 |
| 5.1.1 明析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内涵 |
| 5.1.2 确定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构成要件 |
| 5.2 引入利益衡量标准综合判断商业道德的考量要素 |
| 5.2.1 商业道德的认定需经综合利益衡量 |
| 5.2.2 商业道德认定的具体考量要素 |
| 5.3 构建防御性救济与诉讼禁令双重止损机制 |
| 5.3.1 允许针对抓取行为进行防御性救济 |
| 5.3.2 引入诉讼禁令制度并明确具体适用规则 |
| 5.4 设计具体可行的损害赔偿参考因素与认定标准 |
| 5.4.1 明确认定损害赔偿的具体参考因素 |
| 5.4.2 设计多层次损害赔偿认定标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数据抓取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 |
| 1、国内相关研究 |
| 2、国外相关研究 |
| (四)创新之处 |
| 一、数据抓取行为现状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困境 |
| (一)案例分析与思考 |
| 1、“饭友”APP与新浪微博数据抓取之争 |
| 2、领英与HIQ数据抓取纠纷案 |
| (二)数据抓取行为与数据利益概述 |
| 1、数据抓取行为基本概念 |
| 2、“爬虫协议”及其法律属性 |
| 3、数据概述与竞争利益 |
| (三)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及适用困境 |
| 1、规则现状 |
| 2、司法现状 |
| 二、不正当竞争行为调整的主要考量因素 |
|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利益 |
| 1、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利益的类型 |
| 2、利益位阶冲突时的调整思路 |
| (二)“搭便车”行为的构成 |
| (三)利益权衡遵循的相关原则 |
| 1、比例原则 |
| 2、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 |
| 三、数据抓取的不正当性认定 |
| (一)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解构 |
| 1、主体特点 |
| 2、行为特点 |
| 3、结果特点:损害结果具可责性 |
| (二)不当性认定的抗辩事由:数据垄断 |
| 四、数据抓取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完善建议 |
| (一)增加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的列举和适用情形 |
| 1、“未经授权或欠缺明显正当的事由”应限定在适当范围内 |
| 2、抓取的数据须具有“具有一定的商业竞争价值” |
| 3、“实质性代替”是抓取行为损害性的评价标准 |
| (二)完善违反“爬虫协议”抓取规制的行业自律公约 |
| 1、完善对违反“爬虫协议”的抓取行为的法律调整 |
| 2、明确行业自律公约的定位 |
| (三)构建“止损”诉讼禁令制度并明确适用条件 |
| (四)构建基于“正当性评价”的多元利益权衡分析范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论个人信息保护与市场竞争的互动关系——从个人信息保护视角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隐私与市场的关系 |
| （一）隐私保护与市场效率并不完全是对立关系 |
| （二）隐私是市场竞争中一个重要的维度 |
| 三、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
| （一）“opt-in”与“opt-out”机制对市场效率的影响 |
| （二）禁止跟踪（do not track）机制对数据获取的影响 |
| （三）欧美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对互联网产业的影响 |
| 四、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扩张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
| （一）欧盟“数据可携权”的相关规定 |
| （二）“数据可携权”的适用问题 |
| 1.“数据可携权”在哪些情形下适用？ |
| 2.“数据可携权”适用于哪些数据？ |
| 3. 对“数据可携权”适用的限定 |
| （三）“数据可携权”项下的法定义务 |
| 五、数据可携权等制度面临的质疑与挑战 |
| （一）数据可携权的规定可能与竞争法背道而驰 |
| （二）数据可携权可能会减少动态效率和创新 |
| （三）数据可携权可能会带来数据安全风险 |
| （四）“数据可携权”能否促进互操作性的实现 |
| 六、结语 |
（5）激励创新视角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理论意义 |
| (三)选题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一)国外对互联网市场不法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 |
| (二)国内对互联网市场不法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简要评述 |
| 三、研究目标、方法、重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重点、难点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概述 |
|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基本原理 |
| 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概念 |
| 三、互联网市场竞争的特点 |
| (一)以流量和数据为竞争核心 |
| (二)以平台为竞争媒介 |
| (三)以跨界传导为竞争方式 |
| (四)以寡头竞争为主的市场竞争格局 |
| 四、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 |
| (一)行为更具隐蔽性 |
| (二)不正当竞争认定更加困难 |
| (三)短时间造成巨大损失 |
| (四)损失及赔偿难以确定 |
| (五)诉讼时间长 |
| 五、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发展变化 |
| (一)由同业竞争到平台竞争 |
| (二)竞争关系由简单明确到疑难复杂 |
| (三)新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出现 |
| (四)案件数量逐年增多 |
| 第二章 互联网市场创新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挑战 |
| 一、互联网市场创新概述 |
| (一)创新概念 |
| (二)互联网市场创新的主要形式 |
| (三)互联网市场创新的必要性 |
| 二、法律对互联网创新的重要性 |
| (一)创新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需要法律的适度干预 |
| (二)创新需要法律制度的引导和保障 |
| (三)创新引起的竞争纠纷需要法律更加明确的规范 |
| 三、互联网市场创新对竞争法律的挑战 |
| (一)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与创新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 |
| (二)行为是否合法判断愈加困难 |
| (三)执法、司法难度及犯错成本加大 |
|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创新的应对与不足 |
|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创新的应对 |
|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对互联网创新的不足 |
| 第三章 互联网市场竞争中激励创新的法律机制建设 |
| 一、互联网竞争中合法创新的考量因素 |
| (一)创新是否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福利 |
| (二)创新是否有利于促进动态竞争 |
| (三)创新是否破坏保障公平竞争秩序 |
| 二、互联网市场激励创新的竞争法律制度建设 |
| (一)完善立法激励创新 |
| (二)将创新作为评判竞争行为合法与否的重要因素 |
| (三)通过免责制度建立创新的反向激励机制 |
| (四)加强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保护 |
| (五)行政执法与司法需审慎 |
| 第四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 |
| 一、激励创新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立法规制 |
| (一)审慎立法,加强行业规范的运用 |
| (二)完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保全制度 |
| (三)完善整个互联网市场法律体系 |
| 二、激励创新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政执法规制 |
| (一)行政执法强调包容、开放的原则 |
| (二)优化互联网市场监管机构及职责 |
| (三)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
| (四)适当加大执法力度与行政处罚 |
| 三、激励创新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司法规制 |
| (一)司法机构保持促进竞争的司法理念 |
| (二)放宽互联网市场竞争关系的认定 |
| (三)慎用一般条款解决新型互联网市场竞争行为 |
| (四)适当的运用刑事制裁 |
| 四、完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罚、赔偿机制 |
| (一)扩大赔偿的范围 |
| (二)细化确定赔偿数额的酌定因素 |
| (三)扩大赔偿数额、建立惩罚性赔偿 |
| 五、提高执法、司法人员业务水平 |
| (一)完善执法、司法人员知识结构 |
| (二)更新执法、司法人员理念 |
| 第五章 流量劫持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规制 |
| 一、流量劫持行为概述 |
| (一)流量劫持概念、表现形式 |
| (二)流量劫持的类型 |
| 二、流量劫持的不正当竞争法律问题分析 |
| (一)流量的法律性质 |
| (二)商业模式的保护问题 |
| (三)流量劫持往往兼具正向性和负向性 |
| 三、典型案例分析:淘宝、天猫诉载和、载信不正当竞争案 |
| (一)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
| (二)问题分析 |
| 四、流量劫持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一)赋予流量财产的权利 |
| (二)禁止强制性的流量劫持 |
| (三)禁止具有误导性、引起混淆的流量劫持行为 |
| (四)非法流量劫持应当是接触性的干扰 |
| (五)妨碍不是认定的流量劫持的充分条件 |
| (六)谨慎对待具有创新和正向性的流量争夺行为 |
| (七)加大对流量劫持行为的处罚力度 |
| 第六章 产品恶意不兼容行为及其规制 |
| 一、产品恶意不兼容不正当竞争行为概述 |
| (一)产品恶意不兼容概念 |
| (二)互联网产品不兼容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 |
| 二、产品恶意不兼容的竞争法律问题分析 |
| (一)不兼容合法性问题法律分析 |
| (二)“恶意”问题法律分析 |
| 三、典型案例分析:3Q大战 |
| (一)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
| (二)问题分析 |
| 四、互联网市场不兼容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一)“恶意”不应成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条件 |
| (二)产品的性质的考量 |
| (三)产品不兼容产生的时间点考量 |
| (四)原本兼容的产品采取不兼容的方式竞争 |
| (五)互联网新兴企业发展的特别保护 |
| 第七章 互联网市场数据利用的竞争问题及其规制 |
| 一、互联网市场数据概述 |
| (一)互联网数据概念 |
| (二)互联网市场竞争中数据的重要性 |
| (三)数据给市场的负面影响 |
| (四)互联网数据利用的类型 |
| 二、互联网市场数据竞争问题分析 |
| (一)互联网市场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增多 |
| (二)数据权属不明 |
| (三)数据保护与利用冲突加剧 |
| (四)规制互联网数据竞争的法律缺失 |
| 三、典型案例分析:HiQ诉 Linkedln案 |
| (一)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
| (二)问题分析 |
| 四、互联网市场数据利用的竞争的法律规制 |
| (一)赋予数据财产的权利 |
| (二)大数据归于收集、加工方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
| (三)推动数据互通共享为原则 |
| (四)保护用户个人信息数据 |
| (五)建立数据的合法流转和利用的基本规则 |
| (六)增设有关数据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定 |
| 第八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立法完善建议 |
| 一、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类型化条款的制定 |
| (一)互联网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的必要性 |
| (二)互联网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的优点 |
| 二、互联网条款的修改建议 |
| (一)删除第一款 |
| (二)完善第二款 |
| (三)完善流量劫持与干扰用户选择行为规制 |
| (四)删除恶意不兼容行为 |
| (五)增加数据不正当竞争类型化条款 |
| (六)删除兜底条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理论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网络交易平台的相关研究 |
| 二、治理理论与行政法的互动 |
| 三、平台治理研究回顾:一种框架性视角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网络交易平台与政府规制困境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概述 |
| 一、网络平台的涵义 |
| 二、网络平台的类型划分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交易平台的发展简史与变革意义 |
|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交易平台” |
| 二、平台模式变迁的差异比较 |
| 三、平台模式演进的动力机制与变革意义 |
| 第三节 网络交易平台视域内的“市场失灵” |
| 一、线下市场失灵的线上化 |
| 二、线上新型市场失灵 |
| 第四节 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困境 |
| 一、平台经济对行政规制的冲击 |
| 二、网络交易市场既存的行政规制困境与成因 |
| 第二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何为“治理” |
| 一、观念的嬗变:从规制到治理 |
| 二、治理的基础理论 |
| 三、治理的主要理念与主张 |
| 第二节 治理理论对传统行政法带来的变革 |
| 一、变革背景:传统规制与行政现实的“严重脱钩” |
| 二、治理给行政法带来的全新风貌 |
| 第三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基本理念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一种框架性分析 |
| 第三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主体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主体范畴 |
| 一、政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政府主体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市场主体 |
| 三、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非政府主体 |
| 四、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个体主体 |
| 第二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主体的角色与功能 |
| 一、政府:规制者、元治理者与服务提供者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义务承担者与自律管理者 |
| 三、非政府组织与用户群体:补充治理者与元规制者 |
| 第三节 治理主体之间的层次与合作 |
| 一、治理主体之间的分层—以辅助性原则为基点 |
| 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 |
| 第四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行为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行为 |
| 一、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行为方式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政府行政规制的问题检视 |
| 三、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行为的革新 |
| 第二节 网络交易平台自我规制行为 |
| 一、平台自我规制的权力性质与来源 |
| 二、网络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行为方式 |
| 第三节 网络交易平台社会自我规制行为 |
| 一、行业协会自我规制行为方式 |
| 二、第三方机构参与治理的行为方式 |
| 三、公众社会执法 |
| 第四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行为的组合创新 |
| 一、规则制定维度:多中心制度供给 |
| 二、监督维度:信息互动与分享 |
| 三、规则执行维度:治理工具的组合 |
| 第五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责任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平台责任 |
| 一、平台负行政法义务的学理定位 |
| 二、强化平台责任的立法趋势与制度检视 |
| 三、完善网络交易平台责任制度的规范建议 |
| 第二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国家责任 |
| 一、国家责任方式的转变 |
| 二、治理责任分配中的制度困境 |
| 三、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国家的责任范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格式条款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三、本文创新点及不足 |
| (一)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二)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格式条款规制目标的再认识 |
| 第一节 从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到帕累托改善: 契约自由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 |
| 二、帕累托改善的形式证成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一: 意思自治的维护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的博弈分析:契约正义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的冲击 |
| 二、合作剩余分配的异化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二: 给付均衡的矫正 |
| 第三节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目标下的国家模式 |
| 一、公法路径与私法路径二分法的勘误 |
| 二、国家模式与市场模式二分法的勘误 |
| 三、由事后监管向事先监管的延伸 |
| 第四节 规制范围的限定:司法实践与交易实践视域下的格式条款 |
| 一、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 |
| 二、格式条款法律性质的基本理论 |
| 三、格式条款的法经济学解读 |
| 四、规制单位:格式合同亦或格式条款 |
| 五、格式条款规制的层次化要求 |
| 第二章 我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实态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的《合同法》规范逻辑 |
| 一、第39条第1款与第40条关系辨析 |
| 二、第40条与第52、53条逻辑关系的辩证分析 |
| 三、第40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10条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以《合同法》为依据的格式条款司法审判实态 |
| 一、最高法院的监管逻辑:动态均衡的实践 |
| 二、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管逻辑:信息规制的强化与异化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的其他部门法规制路径 |
| 一、格式条款的消费者法规制路径 |
| 二、格式条款的保险法规制路径 |
| 三、格式条款的反垄断法规范路径 |
| 第三章 格式条款信息规制理论的反思与修正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的异化:传统磋商程序之困境 |
| 一、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认知局限 |
| 二、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决策困境 |
| 三、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忽略” |
| 四、逆向选择模型:低质量格式条款的生成机制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标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
| 一、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义务 |
| 二、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说明义务 |
| 第三节 信息披露的层次化改进 |
| 一、以条款显着性为标准 |
| 二、以条款异常性为标准 |
| 三、以实证研究为标准 |
| 第四节 信息规制的实质化改进 |
| 一、标准化信息提供 |
| 二、信息加工手段的创新:第三方机构与质量评级 |
| 三、合同创新:格式合同的“组合式”/“菜单式”设计 |
| 四、电子商务中电子格式条款的披露创新 |
| 第五节 信息规制的法律效果 |
| 一、未成立与无效之辩 |
| 二、提示与说明义务作为成立要件之证成 |
| 第六节 软家长主义助推与信息规制之配合 |
| 一、软家长主义助推的决策辅助功能 |
| 二、信息规制与助推的适用范围厘定 |
| 三、助推的具体适用方法 |
| 第七节 信息规制与法律行为法的分工 |
| 一、法律行为法的功能定位与规制立场 |
| 二、信息义务的标准:以法律行为法为参照 |
| 三、信息规制的功能性重构 |
| 第四章 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理论 |
| 第一节 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的适用 |
| 一、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的立法体例 |
| 二、我国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体系 |
| 三、合同亦或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群适用范围的划分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特别规范 |
| 一、不当条款进路的具体化:合同法第40条 |
| 二、公平原则的适用:合同法第39条第1款 |
| 三、免责条款的特别规则:合同法第53条 |
| 第三节 一般内容控制规范及合同法基本原则的适用 |
|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
|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 |
| 三、显失公平原则的适用 |
| 四、商事交易特殊规则的适用 |
| 第五章 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
| 第一节 大陆法系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以客观解释为原则 |
| 一、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争 |
| 二、客观解释规则:以通常理解为解释 |
| 三、不利解释规则 |
| 第二节 美国法上的格式条款解释规则:非情境化标准 |
| 一、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1)条 |
| 二、格式条款解释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3)条 |
| 第六章 格式条款的事先性审查:最低质量标准路径 |
| 第一节 双重规制路径的功能界限 |
| 一、信息规制效果的局限性 |
| 二、内容控制效果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规制逻辑的结构性转变:事先性标准的优越性 |
| 一、基于规制成本的优化选择:由事后规制到事先规制 |
| 二、对于规制技术的优化选择:规则与标准的折衷 |
| 第三节 最低质量标准制定的制度尝试 |
| 一、格式条款的备案制度 |
| 二、格式条款标准化的尝试 |
| 第四节 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建构模式 |
| 一、双重质量标准结构的设想 |
| 二、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运用模式 |
| 三、各国格式条款监管机构与监管立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由与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生成与展开 |
| 第一节 中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生发背景 |
|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
| 二、国家治理与发展理念调整 |
| 三、权利与诉讼意识觉醒 |
| 四、理论繁荣与制度借鉴 |
| 第二节 中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演进 |
| 一、公益诉讼制度的引入与初创 |
| 二、现行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 |
| 第三节 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特点 |
| 一、原则性与灵活性 |
| 二、包容性、开放性与前瞻性 |
| 三、阶梯性与兜底性 |
| 第四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认知 |
|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 |
| 二、民事公益诉讼的内涵 |
| 三、民事公益诉讼的特征 |
| 四、民事公益诉讼的构造 |
| 五、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 |
| 第二章 民事公益诉讼的受理规则 |
| 第一节 公共利益的审查认定 |
| 一、公共利益学说概略 |
| 二、公共利益的类型 |
| 三、公共利益的特征 |
| 四、公共利益与相邻概念 |
| 第二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
| 一、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有限性 |
| 二、域外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 |
| 三、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 |
| 第三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
|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学说 |
| 二、民事公益诉讼的当事人适格 |
| 三、民事公益诉讼之诉的利益 |
| 四、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 |
| 第四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 |
| 一、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的意义 |
| 二、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类型 |
|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 |
| 四、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 |
| 第五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重复起诉 |
| 一、起诉阶段的合并管辖 |
| 二、公告阶段的参加诉讼 |
| 三、裁判生效后的禁止再诉 |
| 四、公益与私益诉讼的并行提起 |
| 第六节 民事公益诉讼受理中的特别制度 |
| 一、“诉前程序”制度 |
| 二、公告与告知制度 |
| 三、参加诉讼制度 |
| 四、支持起诉制度 |
| 五、禁止反诉制度 |
| 第三章 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规则 |
| 第一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 |
| 一、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的特点 |
|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 |
| 三、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 |
| 第二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 |
| 一、民事公益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 |
| 二、域外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 |
| 三、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 |
| 第三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据收集 |
| 一、证据调查令制度 |
| 二、文书提出命令制度 |
| 三、行政机关取证制度 |
| 四、“法庭之友”制度 |
| 五、法院取证制度 |
| 六、检察机关取证制度 |
| 七、证据保全制度 |
| 第四章 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规则 |
| 第一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处分权限制 |
| 一、处分权限制的法理 |
| 二、撤诉的限制 |
| 三、自认的限制 |
| 四、调解与和解的限制 |
| 第二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利益归属 |
| 一、诉讼利益的意涵 |
| 二、民事公益诉讼利益的功能 |
| 三、民事公益诉讼利益的归属 |
| 第三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成本负担 |
| 一、民事公益诉讼成本的意涵 |
| 二、民事公益诉讼成本制度的立法状况 |
| 三、民事公益诉讼现行成本制度的特点 |
| 第四节 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 |
| 一、生效裁判既判力的扩张 |
| 二、生效裁判的预决效力 |
| 三、生效裁判的执行力 |
| 第五章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现实困境 |
| 一、社会层面:公益保护意识亟需培育 |
| 二、价值层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孱弱 |
| 三、制度层面:缺乏独立完备的程序体系 |
| 第二节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
| 一、制定独立的公益诉讼法 |
| 二、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受理规则体系 |
| 三、构建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规则体系 |
| 四、完善民事公益诉讼裁判规则体系 |
| 五、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 |
| 六、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我国航空仲裁适用限度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与意义 |
| 二、文献与资料 |
| 三、方法与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术语与说明 |
| 第一章 航空仲裁的基本范畴和既有实践 |
| 第一节 航空仲裁的基本范畴 |
| 一、航空 |
| 二、仲裁 |
| 第二节 航空仲裁的既有实践 |
| 一、国际航空仲裁的既有实践 |
| 二、国内航空仲裁的既有实践 |
| 第二章 航空争议引入仲裁机制的缘由与限度 |
| 第一节 航空争议引入仲裁机制的缘由 |
| 一、基于仲裁对航空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供给 |
| 二、基于仲裁与航空争议个性化解决需求的契合 |
| 第二节 航空争议引入仲裁机制的限度 |
| 一、航空仲裁适用限度的问题缘由 |
| 二、航空仲裁适用限度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可仲裁性视角下航空争议的类型化区分 |
| 第一节 可仲裁航空争议类型化区分的缘由 |
| 一、可仲裁属性:航空仲裁适用范围的论证基础 |
| 二、类型化标准:航空仲裁适用范围的区分规范 |
| 第二节 多维视角下航空争议的类型化区分 |
| 一、部门法维度 |
| 二、仲裁法维度 |
| 三、航空法维度 |
| 第三节 可仲裁航空争议的初步厘定 |
| 一、航空财产权益争议 |
| 二、航空商事争议 |
| 三、航空消费争议 |
| 第四章 可契约性视角下航空仲裁协议的效力纾困 |
| 第一节 可契约性视角下航空仲裁协议的效力困境 |
| 一、可契约性的基本要义 |
| 二、可契约性视角下航空仲裁协议的效力困境 |
| 第二节 航空运输总条件合同属性的证成 |
| 一、航空运输总条件合同属性的初步厘定 |
| 二、“特别条款”适用困境的消解 |
| 第三节 航空仲裁条款引入争议的方式 |
| 一、航空财产权益争议中仲裁机制的可契约性 |
| 二、航空消费争议中仲裁条款订入协议的效力认定 |
| 第五章 可独立性视角下航空仲裁实践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我国独立航空仲裁实践的现状 |
| 一、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的有益探索 |
| 二、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的发展挑战 |
| 第二节 行业仲裁理念下独立航空仲裁实践的学理定位 |
| 一、行业仲裁的基本理念 |
| 二、行业仲裁的发展实践 |
| 三、行业仲裁理念下航空仲裁的定位 |
| 第三节 制度竞争语境中独立航空仲裁实践的现实意义 |
| 一、“法律制度竞争优势”理念的提倡 |
| 二、独立航空仲裁、民航强国战略与全球航空业竞争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航空仲裁制度的路径展望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完善我国航空仲裁制度的学理依据 |
| 一、航空仲裁制度的完善动因 |
| 二、航空仲裁制度的适用限度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完善我国航空仲裁制度的可行路径 |
| 一、航空仲裁机制的完善路径 |
| 二、航空仲裁法律的完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 后记 |
（10）“互联网专条”视角下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概述 |
| 第一节 互联网竞争现状分析 |
| 一、互联网竞争的产生背景 |
| 二、互联网竞争产生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分析 |
| 一、软件类不正当竞争行为 |
| 二、搜索引擎类不正当竞争行为 |
| 三、链接类不正当竞争行为 |
| 四、浏览器类不正当竞争行为 |
| 第三节 “互联网专条”必要性分析 |
| 一、一般条款具有局限性 |
| 二、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 |
| 三、规范竞争秩序 |
| 第二章 互联网竞争行为不正当性认定 |
| 第一节 互联网竞争关系的界定 |
| 第二节 互联网竞争行为不正当性分析 |
| 一、互联网环境中的商业道德 |
| 二、平衡个案利益 |
| 三、先进法域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及其启示 |
| 第三章 互联网专条评析 |
| 第一节 法律滞后性的局限 |
| 第二节 列举条款不合理性分析 |
| 一、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竞合 |
| 二、与反垄断法调整范围重合 |
| 三、主观“恶意”难以界定 |
| 第三节 兜底条款适用标准不明 |
| 一、对“妨碍、破坏”行为的界定 |
| 二、对兜底条款价值导向的界定 |
| 三、对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界定 |
| 第四节 法律救济不足 |
| 一、违法成本过低 |
| 二、缺少消费者救济 |
| 第四章 对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执法与监管层面的完善 |
| 一、厘清各监管主体的类型和职责 |
| 二、提高违法成本以增强法律威慑力 |
| 三、使行业自律组织充分发挥补充作用 |
| 四、科学提升执法水平 |
| 第二节 相关司法制度层面的构建 |
| 一、优化“互联网专条”中的禁止性条款 |
| 二、增设反不正当竞争领域诉前禁令制度 |
| 三、在公法层面赋予消费者集体诉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中国消费者协会点评:消费领域10类不平等格式条款（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D]. 杨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2]抓取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问题研究[D]. 王茜.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3]数据抓取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研究[D]. 符帮英. 中国政法大学, 2020(12)
- [4]论个人信息保护与市场竞争的互动关系——从个人信息保护视角观察[J]. 王融. 竞争政策研究, 2020(02)
- [5]激励创新视角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D]. 王胜伟.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6]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研究[D]. 马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5)
- [7]格式条款规制研究[D]. 王俣璇. 山东大学, 2019(02)
- [8]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研究[D]. 朱刚.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9]我国航空仲裁适用限度法律问题研究[D]. 贺大伟.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互联网专条”视角下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D]. 游天娇.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