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海洋开发

一、21世纪的海洋开发（论文文献综述）

李政一^[1]（2021）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海洋强国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海洋强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强国历程,吸收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着眼未来世界发展趋势作出的战略抉择。海洋强国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自建国至今70余年里,我国一直在为海洋强国建设而奋斗,积极的发展海洋事业,并已取得显着成就,走出了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建设之路。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迅猛发展,海洋强国建设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影响日益增强;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也对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不断推进,取得了显着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党中央作出海洋强国建设的重大部署,提出并不断完善海洋强国战略,形成独特的海洋治理思想;我国海洋科技综合实力稳步增强,海洋经济迅速提升,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稳步发展;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序推进,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海洋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强;我国不断加强海洋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北极治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导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海洋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当前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观念层面,海洋强国建设的“治理”意识需增强,我国的国民海洋意识有待提升,海洋文化建设需加强,海洋治理理念亟待确立。制度层面,海洋强国建设制度体系有待完善,当前我国面临需加强党对海洋治理体系建设的领导、需优化海洋法律法规、需完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等问题。行为层面,海洋综合治理能力有待提升,海洋发展能力,依法治海能力,海洋生态保护能力需提高。外部层面,海洋强国建设走向全球面临自身海军力量相对不足、海洋主权和权益争议问题日益复杂、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等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推进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要增强海洋治理意识,准确把握海洋强国建设思想,注重培养国民海洋意识,全面推进海洋文化建设,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治理观。推进海洋治理体系现代化,完善海洋强国建设制度体系,要坚持党对海洋治理体系建设的领导,将海洋强国建设纳入到党的领导体系中,改革海洋治理体制机制,完善海洋法律法规。推动海洋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牢牢把握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主攻方向,提升海洋发展能力,发展经济、创新科技、培养人才;增强依法治海能力,坚持制度治海,依法治海,构建法治海洋;加强海洋保护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积极参与到全球海洋治理中去,增强自身的海洋实力,积极开展海洋外交,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助推海洋强国建设走向全球,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一个稳定的海洋环境。

樊丛维^[2]（2021）在《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发展史不断在印证这一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心路历程也在告诫着我们,只有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经略海洋,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此为背景,中国适时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对其研究也需要运用更加多维、更加独特的视角,从而为海洋强国的建设贡献出更多力量。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科技在维护海洋安全、发展海洋经济、改善海洋环境等众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海洋事业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科技兴海应当成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路径。文章第一部分是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的分析框架。首先要从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科技与海洋战略的关系,从传统海洋战略理论和现代海洋战略理论中为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探寻理论基础。同时,根据对现有官方文件的全面解读,可以将海洋强国战略划分成四个维度,即海洋安全、海洋经济、海洋环境、海洋科技。由此可见,海洋科技是海洋强国战略的其中一个层面。因此,科技兴海是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科技兴海对于维护海洋安全、发展海洋经济、改善海洋环境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作用于其他三个维度的变量对海洋强国战略整体施加影响,在海洋强国战略中发挥引领全局的作用。文章第二部分注重研究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建设目标。在科技兴海的助推下,中国应当注重科技手段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依靠科技实力妥善应对海上威胁、发挥科技效能稳定地区海洋秩序,建设和平性海洋强国;同时,发挥科技要素的核心作用,实现规则引领、理念引领、路径引领,建设引领型海洋强国;最后,要不断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强化全球治理参与能力、夯实国际海洋合作基石,建设负责任海洋强国。进而以目标为指引,推动中国加速建设海洋强国。文章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面临的挑战。科技的进步扩充了海洋安全的内涵,同时也加剧了海洋权益争端,进而强化国家间了海上对抗的风险,海洋安全形势因此变的更为复杂;同时,科技要素强化了世界上海洋强国的海洋能力与意愿,世界海洋格局发展失衡,极化趋势明显;最后,在科技要素的推动下,传统海洋议题发展出了新的特征,新兴海洋议题也在不断出现,而且海洋与其他国际政治议题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海洋政治议题不断增多。有鉴于此,应当准确定位当前挑战,仔细审视现实问题,为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奠定基础。文章第四部分拟为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提供路径选择。中国为了更好地迎接海洋强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发挥科技要素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中的核心作用。针对当前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中国需要依照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的建设目标,对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的路径选择做出筹划。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维护地区海洋安全、提升海洋行为能力三大领域重点发力,并通过科技要素对这三个方面提供强大的支撑,有序推中国海洋强国建设。

张镇昌^[3]（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学界对渔业企业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方面,较少涉及渔业企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渔业企业的历时性研究。渔业企业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连接鱼产品从渔船到餐桌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推动渔业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作用特点。文章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的渔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并结合文献分析的办法将北海市的渔业企业的发展脉络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以及进入21世纪后这三个时间阶段的不同时期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厘清渔业企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效能、遇到问题和应对措施,并通过梳理同时期国内不同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状况,尝试对北海渔业企业进行评价,提出新形势下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路径。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北海渔业企业为恢复和发展渔业经济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北海市渔业企业体系在建立后对恢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却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凸显企业经营管理的问题。第二部分,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下逐步发展成熟,开拓了远洋渔业,提升了渔业经济发展质量。改革开放后,渔业企业需助推渔业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完成该任务过程中,传统的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变化,同时期也衍生了新的乡镇渔业企业系统。在这一阶段,暴露出传统渔业企业出现竞争能力下降、涉外渔业事件影响企业发展以及海洋资源衰退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企业内部管理,海域国际政治关系与该时期海洋过度捕捞等相关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实行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国内外的贸易沟通、打开远洋渔业局面、延长渔业产业链和涉足非渔产业,加快构建侨港镇渔业企业体系等方面的应对措施。第三部分,21世纪后北海渔业企业有了发展新方向,渔业经济得到转型发展,成为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动力引擎。新时代下渔业企业有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走出去”的时代任务和条件,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下实现转型升级等发展目标定位,这一时期传统企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民营企业取而代之成为新时代渔业产业的主角。却也需要面对渔业资源衰退引发的连锁反应、传统企业没落、国家部分渔业政策紧缩下企业转型生产的阵痛和走向国际阻碍重重等问题,其中既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缺陷,也有政府政策措施及落实力度不足和复杂的国内国际存在的社会原因。为突破新时代下的发展障碍,渔业企业自身从多元发展、科技创新、响应“走出去”战略、扩大交流圈、紧贴国家发展政策、回馈社会等六个方面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行自我解困。第四部分,分别阐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东海、黄海和渤海这三大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的简要状况,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构建与发展所发挥的社会功用从奠定北海在南海区的渔业地位、带动个体渔民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话语权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最后,从政府政策施政、企业内部动力和构建渔民与渔业企业共同体等三个方面提出进一步促进渔业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王晶^[4]（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成为世界各国竞逐的角力场。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复兴之路究竟该以何作为科学的价值引领?近代以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讨海洋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沿用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在海洋研究领域缺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质疑否定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或海洋文明,并依循西方海洋文化或西方海洋文明范式来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甚至还以此来指导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化有其自身发展历程与独特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其底蕴、梳理其源流、探寻其从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的价值基因,既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也是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合浦海上古丝路文化底蕴深厚”,合浦及其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合浦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为其提供了典型样本。合浦海洋文化是指自西汉为加强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统治而设立合浦郡以来,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汉民族、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内河、近海、陆路等途径,在交通贸易、生产交流、文化交往等具体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以开放包容、和合交往为核心价值的一种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合浦海洋文化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外文化汇聚合浦交融而成,合浦当地出土的各种古代器物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标志。同时根据这些古代器物可以推断,“合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辐射至东南亚、南亚各地区与各民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或文明的一般原理,审视汉代合浦郡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融合。为此,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按照“器物—符号—价值”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方法、跨学科研究与跨地域研究相结合等方法,通过梳理源流、勾勒轮廓、抽象符号、挖掘价值、凝练精髓、总结规律,重新探讨合浦海洋文化过去已经贡献什么、现在及未来能够贡献什么等问题,以此揭示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不仅在于论证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经逐步发展出海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尝试突破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学术观点方面,提出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与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与“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合浦海洋文化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了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等新观点;二是学术思想方面,探讨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基本理论与评价体系作为科学评价体系、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挖掘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基于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及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海陆一体始源价值基因的基础性意义;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了“器物—符号—价值”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范式。综上,通过深入挖掘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揭示其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所蕴涵的价值基因,由此对以合浦海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进行话语重构与价值重塑,从而树立中国海洋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为当前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与理论支撑。

穆瑶^[5]（2021）在《统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海洋史内容及教学设计分析》文中认为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国家强需人才强,人才强需教育强,培养青少年的海洋意识应该提上议程。学界对中学历史教学中海洋意识教育的研究,以沿海地区的学生为主体,研究内陆甚至北部边疆地区的很少;中学历史教学中海洋意识教育的研究,较多集中于高中而忽视了初中。随着海洋意识教育的推广,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授海洋史内容,既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行方案,也是培养学生海洋意识的基本策略。在初中历史课堂教授海洋史内容,要以海洋史的前沿研究成果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指导,并结合统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统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海洋史内容,从分类上看非常丰富,有海洋政治史、海洋经济史、海洋文化史、海洋科技史、海洋军事史等;从时空顺序上看不同时代对海洋史关注的角度明显不同;其中中国历史部分的海洋史内容,按时间顺序可以梳理出一条线索即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近代海洋之路、新时期中国的海洋建设。统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渗透的海洋意识,从分类上看有海洋国土意识、海洋主权意识、海洋国防意识、海洋经济意识、海洋文化意识、海洋科技意识等;从时间跨度、内容分布、语言表述上看各有特色。在实现其他教学目标的前提下,选取适合初中历史教学的海洋史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分析,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海洋意识。以加强海上交通——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为教学案例,培养学生建设、开发的海洋经济意识;以加强文化交流——唐朝的中日文化交流为教学案例,培养学生包容、开放的海洋文化意识;以加强海防建设——洋务运动之筹设海防为教学案例,培养学生维护、进取的海洋主权意识。以上三个教学案例的设计在为内陆地区以及北部边疆地区一线历史教师提供教学参考的同时,也可以看出海洋史内容的教学不仅使学生多维度洞察历史发展脉络、更周全的认识人类与海洋的双向互动,而且能让学生开拓历史视野、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为我国海洋强国的建设储备大批人才。

朱晖^[6]（2021）在《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渔业资源丰富,自建国以后至今,我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提升渔业产量,发展海洋渔业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道路。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连续稳居世界首位。其中,沿岸和近海水域是我国的主要渔场,主要渔汛、经济鱼类和水产品均产于这些水域,因此一直是海洋捕捞作业的主要区域。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和渔业政策的调整,沿海渔业养殖规模在不断扩大,捕捞规模被不断限缩,迄今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但由于渔船、渔具的大量投入,捕捞强度过大,整体沿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整体衰退,再加上周边国家对所管辖海域的渔业管控日趋严格,外海的部分渔船被迫退向近岸。而此时原本在潮间带至7-10米等深线以内的滩涂和近海养殖,随着养殖业的扩张,养殖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海洋牧场和底播养殖、人工鱼礁的不断普及,养殖区域不断向外海拓展,覆盖到了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船作业场所。养殖权人根据取得的许可设定养殖范围,禁止捕捞船舶进入划定的养殖区域。而这些区域原本是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业船舶作业的区域,渔民认为其已经取得了捕捞许可,有权捕捞野生鱼类,因此无视养殖权人设立的界限仍然进入养殖区进行捕捞,但养殖权人则认为捕捞者侵犯了其对海域的占有和使用权利,于是近海养殖和捕捞纠纷不断,引发了有关海域之争。这不仅导致了捕捞权人和养殖权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造成了渔民与主管部门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了养殖者、捕捞者、主管部门三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这也凸显出我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两个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渔业资源的严重匮乏与急剧增长的对优质渔业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为保护海洋资源而实行的限制捕捞制度与传统渔民权利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尖锐的表现就是涉外事件日益增多,中国渔船屡屡在域外因非法捕捞作业而被查处,并引发国际纷争;海域使用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表面来看养殖和捕捞的纠纷是用海纠纷,实质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之间的协调问题,即作为主体的人在利用海洋过程,对利益的争夺与海洋渔业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其背后隐藏的是海域资源配置和渔业管理的问题。究其根本是人类对海洋利用的价值取向和国际海洋秩序及渔业政策发展变化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养殖权和捕捞权冲突的表现和成因分析来发现冲突的根源所在,从制度完善和管理变革两个方面为冲突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并进行路径上的探索。渔业权冲突的本质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利益失衡必然引发权利之争。利益的平衡和权利冲突仅仅依靠市场自动调节难以解决,最终还是要靠政府干预。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制度曾被提出认为可以解决渔业管理中的过度捕捞和权利分配等问题,但由于渔业资源的特殊性和缺乏整体协调大多数努力都失败了。渔业权制度设计的实质是对不同渔民群体的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过程,即解决有限的渔业资源在相关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权利分配本质是正义问题,即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成果,分担社会成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法律规范、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都是社会关系外化的表现。人们对权利的追求即是要实现自身在现实社会规范中的价值。法治社会要求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法律对权力和权利内容的规定要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此,基于社会正义的维度,要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以应得与所得的合理程度为表征,由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不公加以纠正。通过干预实现不同渔业主体在市场中的公平交换,以解决交换过程资源的不平等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称。其核心是作为主体的渔民无论在分配的哪个阶段,都能平等享有基本权利。此外,人类发展的多重性决定正义是多层面、多视角的,正义不能仅局限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应放眼于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在自然规律中不断协调,加以融合。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有着多元化的追求。为了实现人类共同向往的自由,应当通过对实然世界的考查,实现对应然世界的追求,完成人性善的飞跃,因此,分配正义应当上升到生态正义的维度。基于生态正义理论,渔业资源的分配正义至少应当包括种际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强调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敬畏海洋,尊重所有海洋生物物种,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呵护海洋生态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和肆意掠夺渔业资源。基于正义理念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公正分配,是解决渔业权冲突的根本路径,但正义的实现要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上,对渔业资源不可枯竭的认识和海洋自由论消除了对渔业发展的担忧,实现了船队和渔具的现代化;但过度捕捞和资源衰竭的现实又使人们重新审视渔业发展的视角,提出了许可制度和渔业配额制度等限制管理措施。我国渔业政策由此经历了由鼓励捕捞到限制捕捞、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的转变,特别是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海域的规范管理。但长久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背景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都完全以人类为中心,以获得资本最大化为目标,无视资源的有限性而竭力提升捕捞能力、加大养殖密度以获取最大利益,导致过度捕捞、海域污染和渔业资源的衰竭。渔业权的冲突是利益争夺私权滥用的表现,也是政策调整过程中政府不当干预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关系的弥散与扩张,市场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在不断加深,具有广泛性的渔业秩序不再是传统民事主体的私权秩序,而是进入多重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行使方式的复合阶段。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性质、特点和排他性均不同,仅依靠行为人之间的自行约束已显不足,因此由带有共同约束属性的公权力介入管理已有必要。从渔业管理的层面上来看,现有管理体系存在体制混乱和权限不明等问题。因此应转变渔业管理的思路,在权利保护方面,通过对不同的渔业主体采取不同的倾斜保护政策,从而对养殖权人和捕捞权人的权利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在制度建构方面,一方面基于社会正义,对传统渔民的入渔权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基于生态正义,完善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以及海域分层确权制度。在管理模式方面,推行渔业综合管理模式,实施渔业综合授权许可和综合执法体制,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科学管理提供决策信息。

林昆勇^[7]（2021）在《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文中提出中国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理念对全球海洋治理影响深远,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大国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向国际社会贡献的"中国方案",使全球海洋治理秩序朝向更为合理、平等与有序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了人类合理利用海洋与有效保护海洋的和谐共生。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机结合,为引领和推进全球海洋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叶显敏^[8]（2021）在《中国和欧盟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7年6月5日,中国在首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上正式提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合作倡议。欧盟是中国“蓝色伙伴关系”倡议的积极响应者,也是第一个与中国正式签署建立蓝色伙伴关系政府间文件的地区组织,因此详细研究中欧蓝色伙伴关系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等相关议题,对未来继续深化中欧海洋合作,以及为中国日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蓝色伙伴关系提供经验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支撑“蓝色伙伴关系”倡议的理论基础进行探究。发现西方海权理论、中国传统海洋观都难以解释中欧携手缔结蓝色伙伴关系的行为后,本文尝试以中国学派的关系理论、国际共生论和互联互通理论作为解释蓝色伙伴倡议的理论基础,认为蓝色伙伴关系所蕴含的新海洋观是推动中欧迅速达成海洋领域合作共识的关键因素。回顾中欧海洋往来历程,有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往来互市,也有充满压迫和不平等的炮舰外交,但近年来合作共赢、互惠共享逐渐成为中欧海洋互动的主旋律,2018年中欧蓝色伙伴关系的缔结更是双方海洋合作里程碑式的最新进展。面向未来,中欧将主要从海上安全、蓝色经济、海运航道以及极地治理这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然而,中欧蓝色伙伴关系的继续深化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欧盟整体与局部海洋利益的分歧、中国国有企业赴欧涉海投资将面临更大风险,南海和印度洋问题造成的中欧海上安全合作风险等,这些都对中欧蓝色伙伴关系的深化带来了极大阻碍。面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如下三点建议:第一,贯彻联通性,中欧整体海洋合作规划与次区域重点海洋合作项目齐头并进;第二,协调各方关系,中欧“官方”与“地方”多层次共同参与;第三,增强共享性,中欧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蔡勤禹,华瑛^[9]（2020）在《中国海洋灾害研究70年》文中提出海洋灾害是自然原因或人类活动作用于海洋而导致的。1949～2019年的70年,可以将海洋灾害研究分成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初步建立起数个海洋研究与教育机构,它们整编出版了一批海洋灾害资料,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近海的几种危害大的海洋灾害进行研究;改革开放后的40年,

毕重人^[10]（2020）在《我国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海洋经济主要增长方式是结构主导性增长,是以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发展背景下,分析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促进海洋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从海洋产业发展历程出发,基于产业效率视角阐述海洋产业结构演化过程及海洋经济主要发展阶段,通过比较研究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针对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使用博弈模型解析我国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作用过程。随后,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与效率评价方法分析了区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驱动路径与政策驱动路径,最后结合国际经验启示提出我国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具体来讲,本文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首先本研究界定了我国需要转型升级的海洋传统优势产业。采用文献梳理和发展历程梳理两种方法,并通过分别计算各个海洋产业的产业贡献度,最后对政策文件进行全面梳理,确定出海洋传统优势产业中需转型升级的五大海洋产业: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和海洋油气业。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历程的分阶段阐述。对海洋传统优势产业发展演变从行政管理机构、产业发展政策、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科技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分析,把我国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分成五个时期,同时通过解析海洋产业结构与产业效率关系,根据海洋产业效率评价方法与超效率DEA模型,根据全国宏观海洋经济效率与各上市企业经济效率的变化趋势,结合产业结构演化过程分析海洋产业效率测算结果,量化分析海洋产业结构演化过程,寻找海洋传统优势产业演变的规律性。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通过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随后采用我国11个沿海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对影响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和海洋油气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因素是各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共性影响因素,政策因素具有产业异质性,在部分产业中影响显着。从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主体特征出发,分析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归纳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产业转型升级过程的参与主体特征,分析主体间互动关系复杂性,在简化基本假设下,利用博弈分析方法,解析技术驱动路径与政策驱动路径下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作用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与海洋产业政策激都可以激励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作为两条差异化途径,分别影响三个层次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行为,技术进步的影响渠道多元性强于政策激励,而政策激励在持续时间以及均衡状态的稳定性方面较技术进步差。从创新价值链理论出发,分析海洋传统优势产业的科技驱动路径。以提升我国海洋产业创新能力与全球地位为目标,使用DEA模型从知识创新价值链的三阶段评价各区域的创新效率,根据创新效率差异,分析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创新能力实现的若干路径,通过比较分析我国各沿海省份的创新效率结构属性。研究发现,世界主要海洋国家产业升级的发展经验可以从三个维度与不同省域发展路径进行匹配,各省海洋产业转型升级需结合自身特征选择发展模式。分析海洋传统优势产业的政策驱动路径。根据中国海洋经济政策演变过程,分别梳理每个时期我国海洋经济综合管理的主要政策,聚焦我国五年规划中海洋产业政策的转向,从海洋产业的发展历史角度,厘清海洋政策的发展脉络。为了验证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本文通过使用2001-2017年中国海洋经济各行业数据,采用GRA-DID分析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海洋政策的变化对于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带来显着的影响,我国海洋产业政策的分类治理对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海洋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因素、产业政策、产业创新三个方面阐述了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形成了如下三点创新:（1）基于产业整体发展历程与混合回归方法,本研究厘清了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验证了影响因素的共性与差异,明确了科技创新因素的普遍显着性影响,有助于解决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中各产业共性规律的归纳问题。（2）在假设条件下,设计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分析方法,厘清了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有助于解释海洋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分析中不同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显着差异。（3）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创新价值链理论,结合GRA-DID、三阶段DEA等实证方法,分析了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驱动路径与政策驱动路径,有助于解释海洋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与影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

二、21世纪的海洋开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的海洋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海洋强国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统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海洋史内容及教学设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论文提纲范文）

（7）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和欧盟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1世纪的海洋开发（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海洋强国建设研究[D]. 李政一. 齐鲁工业大学, 2021(12)
• [2]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研究[D]. 樊丛维.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D]. 张镇昌.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D]. 王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统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海洋史内容及教学设计分析[D]. 穆瑶.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8)
• [6]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D]. 朱晖. 吉林大学, 2021(01)
• [7]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J]. 林昆勇. 宁夏党校学报, 2021(02)
• [8]中国和欧盟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叶显敏.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9]中国海洋灾害研究70年[J]. 蔡勤禹,华瑛. 社会史研究, 2020(01)
• [10]我国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D]. 毕重人.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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