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棒在哪里？

一、“反倾销”大棒抡向何处（论文文献综述）

向洪金,刘雅,邝艳湘^[1]（2021）在《全球视角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福利影响——基于服装业的局部均衡模拟分析》文中提出基于2017年全球服装产品生产与贸易的有关数据,利用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从全球视角实证考察美国加征关税在行业层面的福利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对华服装产品加征关税具有比较显着的贸易破坏效应,但由于贸易偏转效应,中国服装对欧盟、日本等第三方市场的出口将有所增加;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加征关税对美国服装产业的救济效果非常有限;第三,美国对中国服装产品加征关税导致美国社会净福利损失要远高于中国社会净福利损失。研究结论对如何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邵文卓^[3]（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文中研究指明“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时代美中博弈的标志性策略,但能否借此占据美中战略竞争的主导优势地位,取得遏华的战略目标,是本文尝试评析的核心问题。2016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当选之时便释放令人瞠目的强硬反华主张和言论。特朗普执政以来,更是发起“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竞争,美中触发经贸战、科技战和南海军事摩擦升级,催生美中关系紧张局势骤升。在中国多次表达坚持经贸磋商意愿和美中高层密切沟通的引导下,美中双边达成磋商解决经贸摩擦的共识,用时近两年进行十三轮磋商谈判,双方签署“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美中紧张关系局部暂缓。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可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中国多领域、高频次、高强度施压,看似是以实现美中“公平贸易”的表层诉求,实际上是为了达成遏制或规锁中国的深层目标。特朗普政府着眼于政治外交层面、经贸科教层面、军事安全层面,对华采取最强硬的施压举措以达成遏华的目的。“极限施压”策略旨在遏华,策略的运用始于美中关税摩擦,力求改变对华贸易逆差恶化态势,随后扩大到政治、科技、军事等多领域,进一步磨损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赚取统合和扩大自身国内执政基础的政治资本。“极限施压”策略诉求明确,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的“极限施压”策略也具备可逆性,既能管控紧张局势出现恶化,避免崩盘发生,又意在为继续同中国讨价还价留足余地。“极限施压”策略的运用是特朗普时代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必由产物,也为美中博弈中双方局部让步,签订第一阶段贸易文本协议起到助推性作用。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仍然处于高位运行,通过发起关税战、汇率战、关税战最强力度地破坏中国经济引擎的运转,对涉疆、涉藏、涉港以及台湾地区等中国内政高频次干涉,对中国南海岛屿主权和领海肆意侵犯并多次形成军舰对峙的威胁局面,并将朝核问题与经贸战挂钩设定为博弈筹码以及在东南亚宣扬“中国威胁论”,严重冲击了中国政治稳定大局和周边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然而,也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一定会被“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所压服。作为坚持自力更生发展壮大的新兴大国,中国对于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和发展道路有着清醒认知。因此,美中博弈中需要双方进行策略性磨合,而美中紧张关系暂缓也只是阶段性表现。特朗普政府承受着“极限施压”策略的高成本运行,需要适当减负维持执政,而中国也面临内部改革攻坚的繁重任务和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外在压力磨损,双方在心理认知上初步形成适当减压的看法。所以,“极限施压”策略只是驱使中国顾全大局、做出局部让步上起到助推性作用。“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也影响到中国周边多边外交关系,形成的美中战略竞争博弈也在所塑造中朝关系、中国东盟关系、美日印澳关系,其成为严重制约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良性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特朗普执政以前,美国一直强调欢迎和接受一个繁荣的中国崛起,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也在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总体上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地区发展的机遇。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大国竞争态势下,中国周边政治外交环境区域紧张。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替代“亚太”战略,拉拢美日印澳构建对华菱形包围圈;以“中国威胁论”渗透在东南亚渗透的名义,强化美国与东盟各国关系;以“中国责任论”的名义,将朝核问题强硬与对华经贸关系挂钩,从而实现分离中朝关系、施压中国的双重目的。可以清楚看到,“极限施压”策略在中国周边的推进,一定程度在东北亚、东南亚制造了不利于中国态势,破坏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力度也将影响美中关系大局。中国与美国当前已经进入博弈的胶着状态,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短时期内取胜,而且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的根源并未彻底消解,美中利益交织塑就的战略竞争局面在中短期内是无法调和的。同时,鉴于美国护持霸权打压对手的历史基因、维持“极限施压”的高成本、特朗普竞选连任赚取政治资本的需要,我们根据投入产出效果分析,预判“极限施压”策略的走向:情景一:降低极限施压力度,美中紧张关系局部缓解。情景二,不断加码升压,美中陷于中短期高强度竞争博弈中。情景三,维持现状,双方磨合建构新型关系。当然,中国不希望情景二的发生,如何做到争一保三,也需要清醒认识到美国将衰未衰、中国将强未强的现实,引导美中双方基于大局考量,进行良性互动。对此,中国需要从战略和战术层面考量,将压力变动力,把握战略机遇期;明确博弈底线,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密切高层沟通引领美中“正和博弈”;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孙贵林^[4]（2020）在《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民主思想,既是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南,也是因应世情、国情与党情变化的必然结果,还是对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的最终产物。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923年6月旅法勤工俭学到积极投身于革命武装斗争,是酝酿萌发阶段;二是1952年7月调往中央以后从支持将经济建设提到重要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到关注分配问题、主张根据劳动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来确定工资的高低、贯彻平等和自由原则,是积极探索阶段;三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支持农村开展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到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打破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及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初步形成阶段;四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强调“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到1992年春南巡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以及确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价值目标,是成熟完善阶段。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民主的制度保障是所有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民主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最重要标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促进的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是经济民主的价值体现和基本目标。其二,经济民主的基本任务是经济管理民主化。经济民主要求人民在经济活动中拥有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享有自主的经济管理权和经济利益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民主集中制”、“责、权、利相统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经济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既注重推进宏观经济的民主管理,处理好党政关系、上下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又注重推进企业民主管理,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其三,经济民主的关键环节是经济决策民主化。在经济决策的过程中,要从民主制定、民主执行、民主检验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工作,全面推进经济决策民主化。即在经济决策制定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必要条件,群众路线是基本方法,民主集中制是重要保证;在经济决策执行过程中,“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是动力之源,“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是必然选择,“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重要原则;在经济决策检验过程中,“实践”是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具体标准。其四,经济民主的实践成效是经济行为的民主化变迁。即生产行为从行政调控向自主经营转变、交换行为从计划调拨向市场配置转变、分配行为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消费行为从计划调节向适度可持续转变。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表现为: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物质前提是发展生产力,价值诉求是人民自主,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特点表现为:经济与民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主要表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持续推进经济民主事业的重要指南;其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努力创设有利于经济民主的政治法律环境,积极推动经济管理、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进程,积极推动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不断向纵深推进。

钟晓雅^[5]（2019）在《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岁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受世情与国情两个“具体实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国际环境因素作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应对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环境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国际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既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又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具有客观性、规定性、双重性、多变性特征;既是一个复合概念,又是一个系统概念,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国际环境对国家的道路选择、制度规范、思想意识、发展方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中国化,这有助于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实践逻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对优化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认知、践行和创新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萌发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文化环境都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试图通过走“西学”之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但种种道路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外的留学经历、中外社会思潮的论战、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育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和成长。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学习、信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攻与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与和、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亲与疏、“第三世界”力量的增与减、世界权力结构重组和两极格局形成等外部环境变量相互交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准确研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认识出现偏颇,犯了一些“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些失败与挫折。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又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乃至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初步呈现,国际政治多极化初见端倪,苏东国家发生剧变,这成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应对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在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开创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为其他国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观,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面,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优势;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前提;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实践基础;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崭新视野;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并继续践行。

李梓祎^[6]（2019）在《新时期的中美贸易战与中美关系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关系的构建具有超越双边关系范畴的全球性影响。其中,长久以来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经贸合作关系一直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其霸权体系的稳定性开始产生疑虑。而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后,更是意图通过发动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其动机和企图是非常明显的。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不断挑起贸易争端,最终使中美间一般性的贸易摩擦演变为残酷的贸易战。应该说,在中美建交四十多年多年的历程中,尽管在经济领域或大或小的摩擦也时常发生,但一直处于可调控范围内。但由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是把“双刃剑”,不仅会对中美两国良好、稳定的经贸合作体系带来伤害,而且也会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增添诸多的未知变数。本文立足于对中美贸易战进行分析,阐释其爆发的背景和原因,并通过对贸易战进程的梳理,包括贸易战的发展阶段、中美两国的策略和具体措施等等,总结贸易战的阶段性特点,最终力求揭示贸易战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多层面的影响。

朱伟婧^[7]（2018）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诸多问题,也开始推动其进入从由“西方主导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过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经济体要求进一步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危机后进一步展现中国实力,领导人在很多场合多次提出要提升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在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路径有两方面:一是在原有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内进一步提升,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等机制内;二是另辟蹊径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首次提出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报告中,目前学界对于制度性话语权尚无公认的定义。笔者把福柯对于话语权的研究与施密特的“话语性制度主义”理论相结合,分析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的联系、国际制度与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国际制度设计和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从而对制度性话语权的概念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制度性话语权是指行为体以自身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正式和非正式国际制度为平台,对其他行为体产生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即在全球机制维护、全球决策参与和全球机制创设三方面掌控与行为体经济实力相一致的权力。具体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主权国家及其建立的国际经济机制,以正式和非正式国际制度为平台,解决当前全球性经济问题,并依据自身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机制的维护、全球经济决策参与、全球经济机制创设三方面享有与其相一致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本文侧重研究经济领域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的制度性话语权,即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正式机制进行的全球货币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监管治理和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以及以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非正式机制治理以上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还包括作为国际经济机制有益补充的“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治理涉及的话语权。本文对以上领域机制的建立、发展均有详细梳理,对于份额改革、投票权改革、份额公式的改革过程也均有详细说明。对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的进展和困境、谈判内容、现状和发展也有详细说明。此外,对于非正式机制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产生、发展、历届峰会的议题和成果、新机制的建立等历史均有梳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先后经历了起步阶段（1980-2001年）、全面参与阶段（2001-2009年）和主动作为阶段（2009年-目前）。尤其在第三个阶段,中国开始积极争取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进一步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在二十国集团中主动参与并设定议程、推动多哈会谈判和出台“巴塞尔III”、推动人民币入篮。此外,中国还为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本文对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取得的进展和身份转变有详细论述。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以下外交理念:亲、诚、惠、荣的周边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同时也提出了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相关的外交理念,即坚持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体现了以下新理念、新思路:创新、共商共建共享、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思路是:维护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以上理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归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如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回潮、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化和碎片化、美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掌控、新兴经济体内部存在矛盾、全球及中国经济不确定的严峻形势等。为此,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要通过以下两个路径:一是在原有国际机制内提升,如客观看待全球化、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代表性和发言权改革;促成多哈回合谈判早日达成;推动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完善并强化金砖国家机制;加强议题设定能力;培养全球经济治理人才;讲好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故事等。二是另辟蹊径建立新机制,如根据“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理论提出亚太自贸区制度设计构想,推进亚太自贸区早日建立;以欧洲金融监管机制为参考,提出建立亚洲金融监管委员会构想;加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促进沿线国家合作;完善风险评估、加强亚投行与金砖国家银行、应急储备机制和“丝路基金”的互动,加强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顶层设计;以“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平台,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等。

李宇英^[8]（2018）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立”议题与中国制度选择》文中认为竞争政策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公共投资的一种形式,也应当符合竞争政策的要求。“竞争中立”是确保在市场竞争中,不同所有制企业得到政府公平对待的制度性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劲表现,受到了国际社会日益重要的关注,对于消除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因此,如何解释和应对“竞争中立”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过分析,本文主要回答以下五方面问题:首先,“竞争中立”问题的产生原因是什么?本文运用政府干预等经济学理论和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竞争中立”的内涵、外延及相关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由于“市场失灵”、履行必要的经济职能及促进经济发展,政府需要干预市场。若政府干预市场超过一定的界限,就有可能造成“竞争中立”问题。按照经济学分析,若实施竞争不中立的长期净收益大于零,政府倾向于选择实施竞争不中立措施。其次,“竞争中立”规则从哪里来?“竞争中立”规则不是全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来源于反补贴、反倾销规则、政府采购规则,与国民待遇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竞争中立”水平处在哪个位置?本文借鉴经济合作组织（简称OECD）的产品市场规制指数（简称PMR）中的部分指标,分析了47个国家（含中国）的国家管制、国有企业渗透率、政府对网络型行业的干预程度,并运用能源补贴占比、竞争倡导、政府采购、公私合作等数据,构建了国际“竞争中立”水平衡量指标,得出以下结论:在金砖五国中,中国通过国有企业干预经济的情况略好于越南、南非,与印度的竞争规制水平相当,落后于巴西和俄罗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竞争中立”表现普遍较差。第四,中国应如何推进“竞争中立”改革?中国“竞争中立”问题存在行业性和地区性差异,通过国内“竞争中立”水平衡量指标分析,在工业领域,建议整体推进改革时,重点关注水、电、气等公用事业等行业。选择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如上海自贸区,开展改革试点。第五,中国应如何设计“竞争中立”制度?中国存在国有企业履行公共服务义务的补偿不足、公共部门信息公开不充分和PPP项目民营资本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建议遵循“循序渐进、审慎稳妥”的原则,进一步划清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边界,深化能源资源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长期以来,围绕“竞争中立”议题的讨论和研究,几乎都集中于法学和规则层面。本文的难点,在于如何对制度性现象进行计量的问题,尤其是“竞争中立”还涉及到一些隐性的、属于操作层面的做法,使得“竞争中立”水平衡量问题变得尤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根据“竞争中立”议题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运用“制度、结构、行为和绩效分析框架”,即“ISCP分析框架”,结合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采用国际组织发布的产品市场规制、竞争倡导、能源补贴、政府采购等数据,构建了国际“竞争中立”水平衡量指标。通过国内“竞争中立”水平的衡量,寻找中国“竞争中立”改革的推进路径。本文认为,加快建立国内“竞争中立”规制制度,有利于中国国有企业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立”议题挑战,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推进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高潮^[9]（2017）在《国际法战略的基本问题及其中国立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提出如下问题引出国际法战略研究在国际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国际法是否需要战略指引?如果是,这种战略指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实施的,切入点在哪里,边界在何处,它对国际法功能的实现有什么样的帮助?”文章认为,对上述疑问的答案是一个长久以来被国际法学者所忽视却被国际关系学者抛开法律规范任意解读的问题。一直以来,只见国际关系学者运用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和通过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研究国际法,却鲜见国际法学者运用法律的研究方法和通过法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最终导致国际政治领域对国际法认识的偏狭与短浅。因此,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发掘国际法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之特征,从而发现国际法在不同国际战略理论模式下的不同生态,探索出国际法战略这一具有概念创新性和理论构建性的独特研究,具体包括:国际法战略的现实需求、国际法战略的理论基础、国际法战略的核心问题、国际法战略的功能、边界,最终落脚点在“中国立场”。本文以权利、义务为切入点,对国际关系中权力的重要性以及当代国际关系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国际法上的权利具备国际法的战略要素特征,是分析战略在国际法发展变动中作用的基本要素。因此,本文认为,在特定的形成机制下,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主流或者不得不成为主流的国际局势下,抛开其特定的形成机制,权利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本位范畴,所有的国际关系主体都在为权利而斗争,所有的国际关系斗争都以权利博弈的形式上演,所有的国际关系利益都以权利的形态而固定。随后,本文还分析了国际法在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模式下的不同生态。本文对国际法功能实现的战略空间进行了分析,以作为国际法实现手段的国际博弈为起点,阐述了国际博弈对实现国家利益和公平正义的作用。进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权利最大化是国际法战略的重要内容,认为权利最大化涉及到新的国际法权利的创设与既有国际法权利的扩展。随后,为防止国际法战略的滥用与误用,本文对国际法战略的边界进行了定义与分析,认为国际道德是国际法战略及国际法与战略要素之间进行互动的重要边界,超出边界,即失去了法之为法的意义。同时,本文从自然法和实证法的角度对国际道德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厘清,划定了自然法和实证法视角下国际法战略的空间。本文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尤其是冷战之后的国际关系,虽然其在形成机制方面仍然不能脱离权力、实力、利益权衡等一系列国际关系最基本的概念体系,但是,一旦其形成一定的、体系化的、以权利义务为表现形态的法律文件,其权利义务体系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直到下一次催生新的国际关系权利义务体系的国际关系新形态的出现。因此,国际关系或国际法的主体应当为特定时期权利义务体系的形成而努力,也应当为下一次权利义务体系的变动做好准备。正因如此,在以实力、权力为基础的,以利益为衡准的带博弈性质的国际关系体系当中,如何更好地规划和实施国际法战略就显得非常重要。随后,文章站在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对国际法进行了简要分析,以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三大重要理论为例,探讨了不同理论对国际法的认识和应对手法,从战略的高度定位国际法在不同理论之中的地位与变动动因。相应地,文章主要从国际法的立场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进行了讨论,对国际法如何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发挥作用进行探讨。最终得出结论: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还是从国际法的立场,以权利义务为基础范畴的国际法都有相当大的生存空间和战略余地。最后,文章以国际法“中国立场”中的战略问题为例,对中国国际法定位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正在由传统的“义务主体”向“权利主体”进行转变,这种转变需要打破原有权利义务上的不均衡,更需要将权利最大化设定为中国国际法战略的首要目标。嗣后,文章对中国的国际法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国际法价值取向存在摇摆的现象,未能在利益与正义之间作出清晰的界定,给理论界和实务界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文章认为,在利益与正义之间寻求战略平衡,是中国国际法必须面对的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当前形势下,“正义为体、利益为用”应当是中国国际法战略的必然选择。因此,本文认为,对于所有的利益分配来说,可能只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利益的非正义分配,这种分配最终无疑会导致整个国际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另一种则是利益的正义分配,这种分配可能是非平均的,也可能是短暂不平衡的,但是,只要在正确的正义观指导下完成,这种分配无疑就是公平的,符合国际法基本准则的。也就是说,只有从战略的高度,以权利、义务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对正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宏观剖析,才能最终找出正义与利益的平衡点,才能做到以正义为基础的、合理的利益分配。实际上,只有以国际法战略为指导的正义与利益分配,才能最终实现国际关系在国际法秩序下有序开展。最后,本文以中国在公海海洋保护方面应当采取的国际法战略为例,论述了国际法战略在公海海洋保护中的实际应用,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要素,以正义与利益的平衡为基本目的,最终实现国家利益与公海保护正义的平衡。

周银玲^[10]（2015）在《标准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及与国际法的关系》文中提出标准是审视全球治理的新视角。在此视角下,可以分析全球治理的样态,揭示新问题并寻求变革之路,推动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标准如何成为全球性规制工具,如何产生,以及怎样被复制、繁衍?诸如此类问题,必须放在具体的社会范畴和学科背景下,发现其特殊表现形态才有意义。由此,本文结合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以及国际法的独特话语体系,发掘标准作为全球治理工具的内涵和角色定位,并以之为出发点展开对国际法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总体上,本文先考察了标准在全球治理中的历史和理论,随后探索了全球治理不同模式的特色与潜在缺失,并阐明标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架构及其意义,最后结合经验和理论研究,说明和总结本文的论述,具体展开如下：首先,文章在绪论中阐明了标准在复杂的全球治理格局中的特殊功用,即标准不仅仅意味着对国际规则真空的填补,对国内法律框架的突破,标准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增加了新的跨国法律层级,并刺激了不同机构多元规则的互动。其次,为探讨标准作为全球治理工具的现实动因、潜在挑战和可能前景,文章在对标准的概念加以澄清和限定基础上,追溯并归纳了19世纪以来标准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对不同理论学说加以借鉴和剖析。揭示标准在全球领域制定和实施的规范性、技术性和动态性,历经从专家导向到国家导向、市场导向再到混合模式的发展样态。这种发展趋向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标准的功能属性、全球治理成本的考量、国际体制结构的博弈、市民社会的力量勃兴以及利益观念的重塑等因素的作用。特别是现实主义指出了标准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力较量,揭示了运作困境；自由主义强调了市民社会的力量勃兴,发掘了合作前景；而建构主义对利益观念的重塑,引领了发展方向。再次,在讨论全球治理不同模式的优势和限度基础上,反思现有国际体制的局限与发展转向,进而澄清标准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全球治理的实现,需要联结多元的治理主体,实现多层级的合作规制。传统的国际体制显然难以克服硬法的制定困境和软法的执行困境,但是,藉此赋予了“软硬兼具”的标准以发展空间。标准的四类创设主体,在次国家、国家和超国家等三个层级共同打造的公私合作的治理模式,增进了多元多层级合作治理的实现。随后,论文展开标准在全球治理中的经验研究。以WTO为例,从有效性和正当性角度审视标准在全球治理中的可行性。从有效性角度而言,虽然WTO本身并不制定标准,但通过承认或借用国际专业机构的标准的方式消除成员国的贸易壁垒,增进贸易自由化。而且,这些获得WTO认可的标准表面上只有推荐性质,但却具备了事实上的强制性,对WTO所有成员国都具有规范性影响。然而,工具的有效性不能忽视其正当性问题,通过可适用性和可接受性两方面对标准在WTO治理中的正当性加以考量,本研究揭示了标准作为全球治理工具对于问题解决乃至国际秩序的可能影响及缺陷,以此促进标准在全球治理中（不仅仅限于有效性意义上）的自我完善。复次,从实践回归理论,探究标准对传统国际法渊源的影响。第一,从纵向探究国际法渊源与国际法拘束力的关系、传统国际法渊源之判断准据变迁的可能性,在梳理了相关国际法理论和历史谱系基础上,指出《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难以反映国际法在当代国际实践中的发展。标准的发展是否足够影响到国际法渊源的改变,相较于对国际实践进行抽象评估,更为直观的方法是评估国际规则的立法权威是否发生（超越国家同意的）变化。以此为准据,标准既可来源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的国际法渊源,也可构成《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之外的国际法渊源。标准的不同类别,也使得标准在国际法渊源中的地位具有双重性,即市场导向产生的标准可以构成广义上的国际法渊源,而基于公私混合模式产生的获得官方承认的“自愿性最佳实践标准”可以作为国际法渊源的新类型。第二,通过横向比较,可知标准与联合国大会决议虽然在涉及领域、创设主体、方式等方面有诸多区别,但二者都具有软法或相对软法属性,至少都可以构成广义上的国际法渊源。最后,文章对全球治理中标准与国际法的交互影响进行系统论述。一方面,国际法对标准产生了巩固和对抗的双重影响,它既有助于促进标准之间的协调乃至整合,也可以对标准的运作过程施加正当性影响；另一方面,标准重塑了国际法的创设和实施进程,它拓展了国际法创设主体、方式和范围,通过说服力、公私合作的方式改善了国际法的遵守动机,通过细化的规则内容与广泛的适用范围提升了国际法的遵守能力。总之,标准只是作为治理一个新起点,标准本身也需要受制于治理。本研究将为标准在全球治理中的后续研究,例如对标准在全球治理中的规制方式、标准与其他相关治理技术（例如治理指标）的交互作用的研究提供铺垫。

二、“反倾销”大棒抡向何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反倾销”大棒抡向何处（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视角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福利影响——基于服装业的局部均衡模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4）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期的中美贸易战与中美关系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7）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立”议题与中国制度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9）国际法战略的基本问题及其中国立场（论文提纲范文）

（10）标准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及与国际法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四、“反倾销”大棒抡向何处（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视角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福利影响——基于服装业的局部均衡模拟分析[J]. 向洪金,刘雅,邝艳湘.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1(04)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D]. 邵文卓. 吉林大学, 2020(06)
• [4]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D]. 孙贵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5]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D]. 钟晓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新时期的中美贸易战与中美关系探析[D]. 李梓祎. 吉林大学, 2019(12)
• [7]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D]. 朱伟婧.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立”议题与中国制度选择[D]. 李宇英.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10)
• [9]国际法战略的基本问题及其中国立场[D]. 高潮. 吉林大学, 2017(12)
• [10]标准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及与国际法的关系[D]. 周银玲. 武汉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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