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生综合评价方法研究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张柳[1]（2021）在《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构建及舆情引导策略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总体国家安全观”也被列为新时代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对社交网络舆情的有效监管,是在新形势下应对国家安全环境新变化、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网络的虚拟性,给社交网络舆情的监管带来了极大的难度。社交网络以及舆情用户的特性对社交网络舆情信息生态平衡有着较大的影响,如若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与管理,会导致社交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恶化,甚至威胁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如何有效地利用知识图谱构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系统模型,挖掘用户的潜在社群,确定用户的身份特征,并分析出用户的情感倾向,是舆情监管工作的有效切入点。本文结合文献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知识图谱和机器学习等方法,构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并提出舆情引导策略。具体来说,本研究主要包括六个部分。首先,第三章提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系统模型,是全文的理论核心框架,指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系统模型的四个关键要素为信息环境、信息人、信息和信息技术,并通过用户社群图谱、用户身份图谱和用户情感图谱构成多维度的主题图谱;之后,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基于信息环境、信息人和信息,以“埃航空难”作为典型话题案例,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构建用户社群图谱、用户身份图谱以及用户情感图谱,研究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社群发现、用户身份识别以及情感演化规律,为第七章和第八章提供理论支撑;随后,第七章提出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并基于第四、五、六章的分析内容提出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指标,为第八章提出的舆情引导策略提供理论支撑;最后,第八章提出社交网络舆情引导策略,为本文实践层面的落脚点。下面予以详细阐述。第三章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系统构建。首先,提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信息生态要素为环境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以及技术要素;其次,结合知识图谱的相关理论,提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实体识别、关系抽取、属性抽取以及模型构建;然后,指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分别由用户社群图谱、用户身份图谱和用户情感图谱三个维度构成,并从信息环境角度对社群发现、信息人角度对身份识别以及信息角度对情感演化进行深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社交网络舆情进行生态性评价;最后,提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系统模型。第四章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社群图谱构建及关系发现。本章基于信息环境理论,结合JS散度的LDA主题模型构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社群图谱,并进行社群关系发现。采用实证研究法,对“埃航空难”话题下的舆情文本进行主题建模,利用困惑度指标确定舆情用户最优主题数,通过JS散度进行相似度度量,并将计算结果作为边权重,使用VOSviewer软件构建用户社群图谱,进一步划分多个网络社群,对网络社群的主题偏好以及用户特征进行分析讨论,并准确定位网络社群中的意见领袖。本章主要研究社交网络舆情中的信息环境,与第五、六章相呼应,为第七章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指标（B1、B2）和第八章社交网络舆情社群的引导策略提供理论支撑。第五章社交网络舆情用户身份图谱构建及身份识别。本章基于信息人理论,结合LDA主题模型和朴素贝叶斯分类器模型构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身份图谱,并对用户身份进行识别。首先,采用实证研究法,以突发事件“埃航空难”话题作为信息环境构建舆情空间,挖掘舆情用户转发评论文本的深层语义特征,剖析舆情用户的身份特征和传播特征;然后利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划分舆情用户类型,结合舆情生命周期,使用Neo4j绘制用户身份图谱,从而有效掌握社交网络舆情用户身份类型,并系统剖析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关注点及演化过程。本章主要研究社交网络舆情中的信息人,与第四、六章相呼应,为第七章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指标（B3、B4、B5）和第八章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的引导策略提供理论支撑。第六章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图谱构建及情感演化。本章基于信息理论,基于字词向量的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构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图谱,有效划分舆情用户情感倾向。首先,采用实证研究法,以突发事件“埃航空难”话题为例对舆情用户的转发评论信息进行情感分类,并对构建的舆情文本情感分类模型的准确性进行验证分析,并验证模型的优越性;然后,结合舆情文本的情感倾向与突发事件舆情发展周期,使用Gephi绘制用户情感图谱,动态展示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演化过程,全面分析网络舆情的发展与舆情用户的情感变化规律。本章主要研究社交网络舆情中的信息,与第四、五章相呼应,为第七章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指标（B6）和第八章社交网络舆情情感的引导策略提供理论支撑。第七章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本章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提出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体系。采用综合模糊评价法,对突发事件“埃航空难”话题的爆发期阶段进行生态性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有效地解决了生态评价指标难以量化的问题,为生态性评价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本章与第四、五、六章相呼应,为第八章社交网络舆情情感的引导策略提供理论支撑。第八章社交网络舆情引导策略。本章基于第四、五、六章的研究结论,在第七章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指标的基础上,提出社交网络舆情引导策略。首先从互联网及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的角度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分别从信息环境、信息人以及信息三个维度提出了引导策略。具体而言,本章从信息环境维度,提出加强衍生话题的监测、完善社交网络舆情话题推送和重视社群服务的社群引导策略;从信息人维度,提出完善用户类型化管理、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和完善意见领袖沟通机制的用户引导策略;从信息维度,提出社交网络内容精细化管理、重视舆情情感引导、完善健全舆情情感预警机制的情感引导策略。本文在理论层面,提出了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系统构建方式,为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及实践指导。从用户社群、用户身份、用户情感三个不同维度构建了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系统模型,从而使得管控主体能够深入挖掘用户的潜在社群、有效地识别用户身份、准确地分析用户的情感倾向;同时,提出的生态性评价指标为社交网络舆情生态评价提供了可量化的评价标准,为社交网络舆情的科学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在舆情的具体实践中,能够指导管控主体从社群、用户、情感三个层面入手,制定相应的管控策略,指引社交网络平台的系统开发方向,保障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郝辑[2]（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石兆峰[3]（2021）在《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探索构建及临床实证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中医临床治疗作为以辨证论治为主体的个体化模式,其临床疗效虽然已经过长期验证,但是缺乏科学和客观的证据。当前以循证医学和临床流行病为主导的群体化研究方法已应用于中医疗效评价之中,虽然规范了临床证据产出,但是带来了辨证论治特色缺失问题,难以满足个体化实践与分析的需求,与客观评价中医真实疗效水平尚有差距。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符合辨证论治特色的中医个体化疗效评价方法成为亟需解决的研究问题。研究目的:通过梳理辨证论治时空特征,针对患者个体差异在时间动态变化中引起的复杂化评价难题,提出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框架、探讨实施步骤,并结合具体疾病进行评价方法的示范构建、系统研发以及临床验证,以期建立完整的方法研究和实践体系,实现中医个体化疗效的客观动态评价和长期预测指导,助力中医个体化疗效评价方法的完善和创新,优化中医临床证据的产出和应用。研究方法:1.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提出梳理辨证论治时空特征,分析当前群体化评价方法应用于中医个体化疗效评价的局限性,凝练论文科学问题;基于本团队工作基础,提出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并明确其内涵和主体;从研究问题的结构化构建角度,参考PICO模型分析中医个体化诊疗和评价的思辨过程,转化形成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研究框架,探讨评价方法的实施步骤,以契合长时程评价方法的内涵、完善长时程评价方法的主体。2.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示范构建基于长时程评价方法研究框架和实施步骤进行示范构建:1)以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为疾病范例,采用系统评价联合专家头脑风暴、聚类和因子分析,形成个体化结局指标汇总清单;2)以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为疾病范例,采用网状meta分析方法,形成中医固定干预方法在不同指标间疗效排序汇总清单;3)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汇总中医个体化研究成果,梳理形成个体化比较方法汇总清单;4)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汇总多学科纵向数据模型,梳理形成个体化数据分析方法汇总清单。3.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系统的探索研发基于长时程评价方法示范构建所形成的汇总清单,将固定干预措施在不同指标间疗效排序清单和个体化结局指标优化清单搭建形成个性化选用模块;选用个体化疗效比较方法中的“个体治疗前后疗效的比较”搭建形成逻辑分析模块;选用纵向数据模型中的“非线性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搭建形成外部调用分析模块。以三层架构为指导,分别采用Eclipse+JDK+SDK+ADT作为Android移动客户端系统搭建的集成开发平台、MySQL+Java Web+Tomcat作为系统后台服务器搭建的集成开发平台,设计研发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系统,以信息化模式优化长时程评价方法。4.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临床应用基于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系统,采用回顾性和前瞻性相结合的注册登记研究设计,纳入100例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基于循证目标成就评量法对患者进行动态随访观察,选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量化评价自身治疗前后中医个体化疗效;非线性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从个体层面解析疗效差异、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因素;时间序列分析模型从患者层面预测长期个体化疗效趋势,结合疗效影响因素给予个体化指导。研究结果:1.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提出辨证论治诊疗的时空特征是个体差异和动态变化,本论文科学问题是探索解决因个体差异在动态变化中引起的复杂化评价难题。明确随时间推移的每个访视点,中医都需要通过评价重新定义患者整体状态,其过程实践就是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长时程评价方法的内涵是中医个体化诊疗数据的完整采集、中医个体化疗效的多时点动态分析和量化评价、中医个体化疗效的长期预测和指导;方法的主体初步选用循证目标成就评量法。参考PICO模型并转化构成要素为个体化结局指标的优化、个体化干预方法的优化、个体化比较方法的优化、个体化数据分析方法的优化,形成了中医个体化长时程评价方法的研究框架和实施步骤。2.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示范构建1)针对个体化结局指标的优化,纳入130篇随机对照试验,形成125项结局指标清单和7类指标准则层,指标合并优化后获得24项结局指标,使指标清单在全面合理的基础上突出层次重点。2)针对个体化干预方法的优化,纳入166篇随机对照试验,包括69种固定干预模式中成药,网状meta分析对7项评价指标中疗效排名前10的共44类不同组合中成药进行汇总分析,展示了同一种中成药在不同指标中的疗效排序。3)针对个体化比较方法的优化,纳入74篇中医个体化研究成果,汇总梳理得出5种比较模式:个体治疗前后疗效的比较、个体疗效和公认疗效评价标准的比较、个体疗效和群体疗效的比较、个体指标与多指标线性趋势的比较、个体指标与多指标权重体系的比较。4)针对个体化数据分析方法的优化,纳入115篇文献和34种纵向数据模型,模型集中学科主要为数学,热点研究领域为医学。模型主要分为五大类:线性模型、混合效应模型、联合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时间序列模型,梳理并呈现了模型与方法内涵的对应特征。上述示范构建为长时程评价方法中结局指标的个性化制定、个体化治疗优化选用、疗效量化比较方式设定、疗效个体化动态分析提供了支持和完善。3.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系统的探索研发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系统由客户端和后台管理两个区域和界面层、业务逻辑层、数据访问层的三层架构搭建。客户端区域由研究者登录、项目经理登录和系统管理员三大模块组成,后台管理区域由研究中心管理、试验管理、疾病管理、受试者管理、系统权限管理、统计分析功能六大模块组成。基于长时程评价方法示范构建所搭建的信息化模块,Android系统客户端和后台服务器完成了个体化数据采集、录入和动态分析,初步实现了长时程评价方法的优化。4.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临床应用基于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系统的临床应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循证目标成就评量分数呈上升趋势,不同时间点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最后时点评分均显着高于基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患者自身治疗前后对比中医个体化疗效显着。非线性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的截距、斜率和二次斜率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显示回顾性研究的中医个体化疗效呈非线性变化且存在个体差异（P<0.05）,提示既往不同个体对疗效的反馈不同,存在应答和提升迅速的个体;前瞻性研究的中医个体化疗效呈非线性变化而初始水平存在个体差异（P<0.05）,提示治疗初期存在疗效反馈不同个体。模型协变量分析结果提示,回顾性研究中疗效初始水平和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是既往病史、评量初期疗效的影响因素是证候;前瞻性研究中评量初期疗效的影响因素是脉象,评量后期疗效的影响因素是年龄、证候虚实类型和脉象（P<0.05）。以前瞻性研究中一名患者为例,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结果显示其中医个体化长期疗效较好,个体化指导提示患者需要关注随年龄增长可能带来的合并慢性疾病负担,结合证候和脉象偏虚需要注重补气活血。上述结果共同验证了长时程评价方法的临床可行性。结论:本论文紧扣辨证论治个体差异和动态变化的时空特征,探索建立了以中医个体化疗效评价难题为导向、长时程评价方法构建为驱动、系统研发和临床应用相结合的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和实践体系,初步实现了中医个体化疗效的动态评价、长期预测和个性化指导,能够助力中医疗效评价方法的完善和创新,辅助和优化中医临床证据的产出和应用。
范晓鹏[4]（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李昊天[5]（2021）在《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综合评价及其时空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活饮用水水质是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然而饮用水水质水质地区和城乡差异在世界范围和我国均长期存在。优化饮用水水质评价方法,客观科学评价饮用水水质状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是饮水安全保障的前提和基础。水质综合评价指数具有可定性定量分析水质、稳定性强、利于不同维度的水质比较,并可按照设定的规则筛选出重点关注污染物等优点。研究目的:1.构建重庆市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数,分析重庆市2013-2019年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数的变化趋势及水质特征,掌握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状况特征和时空变化趋势。2.研究农村饮用水水质状况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其与供水类型、水期及社会、经济等因素的相关性,提出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和技术支持。研究内容和方法:1.收集2013-2019年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样监测数据及重庆市社会、经济等发展指标数据。2.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建立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水质分级评价准则。按照历年水质特征选择纳入评价指标体系的水质指标,并根据分类指标的卫生学意义和健康效应采用不同的分指数评价方法。3.使用Excel 2016建立数据库并计算水质指数及水质评价分级。采用SPSS 22.0对水样监测数据和计算得到的水质指数和水质优良率进行描述性分析、多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和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检验水准为0.05。采用ArcGIS 10.2软件进行农村饮用水水质的区域地图绘制,采用GeoDa 1.16软件对农村饮用水优良率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及设置空间权重矩阵;采用R软件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农村饮用水优良率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2013-2019年,共纳入分析农村饮用水水样29077份,WQI均值为0.54±0.56。其中优良水样数25798份,水质总优良率为88.72%;研究年限内,WQI呈下降趋势,水质优良率呈上升趋势。2.2013-2019年重庆市农村饮用水不合格指标主要为微生物指标、感官指标和一般化学指标,其中总大肠菌群在60%左右,菌落总数、浑浊度、肉眼可见物、耗氧量合格率较低。2013年氨氮合格率较低（77.73%）,但随后合格率逐渐提高。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肉眼可见物合格率枯水期高于丰水期;浑浊度、耗氧量合格率枯水期低于丰水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2013-2019年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毒理指标和一般化学指标分指数降低,污染指标分指数明显降低,微生物指标分指数略有降低,各分指数年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2013-2019年重庆市农村饮用水WQI枯水期低于丰水期,出厂水低于末梢水,大型供水工程低于小型供水工程。水质优良率枯水期高于丰水期,出厂水高于末梢水,大型供水工程高于小型供水工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5.2013-2019年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优良率为空间正相关。2013-2017年,全局莫兰指数由0.7251下降到0.4943;2017-2019年,全局莫兰指数由0.4943上升到0.5353。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状况存在区域聚集的特征。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地区存在农村饮用水优良率的高高聚集现象,2013-2017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2017年后显着缩小。低低聚集区的范围自2015年起缩小,东南部和西部明显减少,但东北部仍未有显着变化。6.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水质优良率正相关。城镇化率增加1%,水质优良率增加0.42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元,水质优良率增加0.0003%。人均GDP和第一产业占GDP 比重与水质优良率负相关,人均GDP增加1元,农村饮用水优良率减少0.0005%;第一产业占GDP 比重增加1%,农村饮用水优良率减少4.5121%。研究结论:1.基于内梅罗指数法和最差因子判别法构建的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综合评价指数能较好的反应当地水质变化和水质特征。2.2013-2019年重庆市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呈总体改善趋势,主要不合格指标为微生物指标、感官指标和一般化学指标。3.2013-2019年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枯水期优于丰水期,出厂水优于末梢水,大型供水工程优于小型供水工程。4.2013-2019年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优良率空间正相关,各区域水质状况改善的趋势一致。2013-2017年,重庆市农村饮用水优良率空间聚集增速逐年下降,提示在各地区在此阶段的饮用水水质改善受地区固有特征影响较小,主要影响因素可能为饮水安全相关投资力度等。2017-2019年,水质优良率空间聚集性呈增加趋势,提示此阶段区域固有特征的影响加大。各区域仍存在一定的发展不均衡状况,如东北部的低低聚集区域在研究年限内未有显着变化。5.水样类型、水期类型、供水规模、水处理方式是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优良率的主要技术影响因素,城镇化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和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是水质优良率的主要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城乡发展差异可能是影响饮用水水质状况的因素之一。
郑文静[6]（2021）在《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国家卫生城市是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起并评选的代表区域卫生环境及健康水平的国家级优秀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是中国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主要围绕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开展城市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现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的城市组织管理水平、群众健康素质水平等方面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国家卫生城市的创建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如何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开展进行科学评估,及时发现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判断政策的预期效果是否得到实现,从而能有依据的对政策执行进行有效的调整,保证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一直是国内学者探讨的重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评估属于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论范畴。公共政策评估是通过选择科学的评估工具促进政策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有效评判政策价值,以决定该项政策是否延续、改变或者终结,提高政策执行质量。目前有关公共政策评估的模式,比较体系化的分类框架是德国学者韦唐（Evert Vedung）在1997年提出的,包括效果模式、经济模式和职业模式三大类,效果模式又分为了目标达成模式、附带效果模式、结果-无目标模式、系统单元-综合评估模式、顾客导向模式和利益相关者模式。其中“顾客”导向模式定位于政策的目标群体,目的是得出“顾客”（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看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30年来,国内学者从各地创建经验、方法研究、政策效果等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的探索,评价的重点大多是基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的效果评估模式,围绕政策制定者或者政策执行者的视角,对政策效果的客观结局指标进行评估,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但从政策覆盖人群的角度,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实际获得方面的测量,缺乏系统的评估方法和工具。目标群体的态度对于公共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居民获得感评估是中国对“顾客”导向模式下公共政策评估的全新尝试和探索。获得感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民众需求的满足状况,强调的是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以及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之后而产生的一种认知和情绪体验。“获得感”一词最早由习近平在2015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讲话中提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从此,获得感成为衡量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居民获得感评价强调目标群体的关心、期望和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体现了民主和参与。居民的价值标准是以个人利益为准,居民个人价值的多元化难以形成对政策总的看法,因此,获得感模式不能成为评估的唯一模式,但可以对客观评估起很好的补充作用。研究目的:本研究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覆盖人群的角度,构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开发相应的评估工具并进行应用研究,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提供科学可靠的测量工具。研究方法: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理论框架的建立收集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相关政策文本,利用文本量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基于公共政策运行的政策周期理论,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的时间演变规律,以及不同政策阶段的政策目标和评估重点,同时结合公共政策居民获得感的概念和内涵,从居民获得感的角度,建立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的理论框架。2.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工具的研制基于前期构建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针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的主要措施,利用量表开发的的理论和方法,采用政策分析、文献研究、专家咨询、个人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和离散趋势法、临界比值法、相关系数法、因子分析法等定量的研究方法,确定量表的条目内容;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量表的维度;利用信度效度评价的方法,从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以及内容效度、表面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结构效度的评价方法,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评价。最终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进行评估的量表,包括居民对政策措施认可程度的评估量表、居民对政策环境感知程度的评估量表和居民对政策实施效果满意程度的评估量表三方面,为后期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客观测量提供信度和效度良好、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工具。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应用研究利用前期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量表,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随机选取61个国家卫生城市,从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措施的认可程度、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和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三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从回收问卷合格率、问卷完成时间、问卷内容设置合理性等方面对量表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进行快速评估,初步了解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现状,同时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从城市水平和个体水平两个层次探讨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共纳入1989年以来国家卫生城市相关的政策文本119份,包括通知、规划纲要、决定、通报、意见、行动6种类型。基于公共政策运行周期理论,通过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卫生城市自1989年开始实施以来,经历了以政策规划和内容调整为主的政策制定阶段、以命名和复审为主的政策执行阶段、以政策评价和再次定位为主的政策结果阶段,因此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评估,应该是包括以上三个阶段的全运行周期的评估。基于此,本研究界定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政策规划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内容的认可程度;第二个方面是政策执行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第三个方面为政策结果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2.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工具的编制本研究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量表包括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的认可度评价量表、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度评价量表和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评价量表三方面,其中认可度评价量表包括4个维度共计20个条目,感知度评价量表包括5个维度共计22个条目,满意度评价量表包括4个维度共计20个条目。信度评价方面,认可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95,感知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0.876,满意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0,均大于0.8。各个量表维度方面,除了感知度量表城市基础功能（条目数=3;Cronbach’s a=0.593）、城市环境卫生（条目数=4;Cronbach’s a=0.533）、城市社会便利（条目数=2;Cronbach’s α=0.402）的Cronbach’s a系数小于0.6外,其他的量表不同维度的Cronbach’s a系数均超过0.65。利用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计算两部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认可度评价量表、感知度评价量表和满意度评价量表的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均大于0.7。效度评价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三个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三个量表提取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均大于50%,除必要性评价量表中条目“A6.1垃圾分类收集”的因子负荷小于0.4,其他量表条目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4。路径系数分析结果显示,三个量表中所有的参数的P值均小于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每个量表均没有出现路径系数小于0.32的条目,且大部分条目的路径系数均大于0.5。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显示,三个量表的拟合优度指数均处于理想值范围内。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应用研究本研究共纳入2465份有效的调查问卷,回收问卷的合格率为89.4%,调查对象的平均答题时间为9.5分,94.08%的调查对象认为该问卷问题清晰,容易理解。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的总分为231.15±32.45分,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获得感评价的认可度得分、感知度得分和满意度得分依次为88.01±9.35分、73.99±16.45分、69.14±13.24分。将各个得分按照标准分转换后,结果显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中,认可度评价得分最高,为85.02分,其次为满意度评价得分,为61.42分,感知度评价得分最低,为59.08分。居民获得感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本研究在两水平随机截距的方差成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从城市水平和个体水平两个层次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拟合空模型结果显示,认可度得分、感知度得分和满意度得分的变异在个体水平和城市水平均有统计学意义。纳入解释变量后的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认可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学历、性别、年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感知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为新型综合社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满意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为新型综合社区、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研究结论: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理论框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规划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内容的认可程度;二是政策执行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措施落实和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三是政策结果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2.本研究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评价良好,量表内容清晰、可接受度高,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强,可以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进行有效的测量。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总体得分相对较高,其中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的认可度得分最高,其次是政策实施的满意度得分,得分最低的是居民对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度得分。4.城市水平的影响因素方面,可吸入细颗粒物浓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对居民对城市建设环境的感知度和满意度影响较大;个体水平影响因素方面,居民居住的社区类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自评健康良好对居民的认可度、感知度、满意度评价都有不同的影响,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仅对居民的认可度评价有影响。
莫晓彤[7]（2021）在《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为在消除疟疾阶段开展风险评估,构建县域水平疟疾风险评估模型,在浙琼滇三省六市开展实证研究,从而进行疟疾风险分层,为消除疟疾阶段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文献调研界定疟疾风险的概念、探索与疟疾风险有关联或因果关系的因素并构建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根据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对疟疾风险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汇总,建立初步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法收集专家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专业意见,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优化以形成最终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指标评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克朗巴哈系数等方法检验专家咨询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走访调研、文献调研、公开统计数据查询等方式,收集2015-2019年期间浙江省、海南省和云南省各2个城市的县域水平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的资料,将指标区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再以一定的赋值规则对指标进行赋值,在完成数据清洗整理工作后形成疟疾风险评估指标数据库。为适应本研究多方案多准则、无因变量、属于评价类研究的特性,将主观和客观多种综合评价方法如德尔菲法、熵权法、层次分析法、TOPSIS法以多种策略进行组合,来对指标进行赋权和赋值,并以加权相法计算得出得分即疟疾风险值总值,同时计算疟疾风险值在细分风险上的分值。对所得的多种策略下疟疾风险评估结果,以秩和比法对各方法所得结果进行组合评价。结果:基于“可接受性-易感性”理论与疟疾再传播过程,疟疾风险是指区域内疟疾发生、再传播甚至重新流行的可能性,疟疾风险可细分为“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输入风险”、“未及时发现疟疾病例风险”、“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未维持与保障消除能力风险”。最终形成的消除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组成。指标覆盖人员流动、媒介、人群疟防知晓水平、卫生工作指标、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德尔菲法专家咨询结果符合一致性要求。以多个综合评价方法以及多种组合策略所得各研究地区的疟疾风险值结果显示,层次分析法（AHP）、AHP与TOPSIS组合法（A-T法）所得疟疾风险值排序结果一致,德尔菲法与TOPSIS组合法（D-T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较为接近,在前三者所得排序结果中,义乌、孟连、腾冲三个地方的疟疾风险值排前三,青田、儋州、万宁则排列于后三;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组合（D-E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不如D-T法接近,在D-E法结果显示义乌、万宁、孟连依次为疟疾风险值排前三的地区。从研究地区的角度看,义乌的R2、R4、R6相对较高,儋州、万宁的R5相对较高,孟连的R4相对较高,腾冲的R2相对较高。从细分风险种类的角度看,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在各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输入风险较大的地区是义乌、腾冲两地,媒介可接受性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孟连,未及时发现病例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孟连,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消除能力维持与保障风险较大的地区是青田。组合评价结果显示,义乌、孟连、腾冲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大”,儋州、万宁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小”,青田为“疟疾风险较小”。结论:疟疾风险评估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不同地区在的疟疾风险特征互不相同,陆路边境地区与非陆路边境型跨境交往地区的疟疾风险相对其他地方更高,本研究中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地区间疟疾风险的相对大小关系。
夏章[8]（2021）在《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长期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目前有关小组活动长期效果评价的研究较为少见,小组活动长期效果尚不明确。对已有研究检索发现,多数研究报告了临床指标,对糖尿病预后不良事件报告较少,故本次研究将分两部分开展,通过系统综述来评估自我管理对患者临床指标的长期影响,通过随访研究来评估自我管理对患者预后不良事件的长期影响,以补充系统综述分析结果的不足。研究目的1.研究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血脂、血压、体重控制、生存质量、心血管病事件、自我管理依从性、就诊次数、死亡事件的长期影响。分析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的相关影响因素。2.研究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的影响。分析干预组患者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和死亡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3.探讨自我管理小组活动改进方法和干预重点。研究方法1.采用系统综述的方法,检索建库至2020年7月28日发表的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随机对照试验和群随机对照试验。文献筛选与研究质量评价过程由两名研究者独立开展。使用Cochrane Q检验和不一致指数检验评估异质性,若纳入研究异质性小或异质性大但异质性来源可识别,则选用均数差值（mean difference,MD）作为效应指标,采用Meta分析的方法计算总体效应值,并进行Meta回归与亚组分析、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分析;若纳入研究异质性大且来源无法识别,则只进行描述性分析。参照证据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系统评估证据质量。使用Revman5.3、Microsoft Excel 2019 绘图,使用 Stata16.0、GRADE Profiler 3.6 分析数据。2.采用现场调查和信息系统匹配的方法,对北京市房山区2014年7月-11月参与自我管理小组活动试验的500名研究对象进行随访。通过现场调查收集患者人口学信息、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信息,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确认患者存活情况,通过北京市死因监测系统收集患者死亡信息。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小组活动与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发生的关系。以自我管理患者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死亡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使用SAS9.4软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系统综述共纳入25项研究5 071名随访患者。2项研究为低风险,1 1项研究为风险不确定,12项研究为高风险。分析结果显示,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患者糖化血红蛋白[MD=-0.39%（95%CI:-0.56,-0.21）]、舒张压[MD=-1.32 mmHg（95%CI:-2.44,-0.21）]、收缩压[MD=-1.92 mmHg（95%CI:-3.47,-0.37）]的长期效果有统计学差异（均P<0.05）,研究开展后12个月降低效果最显着,其中糖化血红蛋白可能受发表偏倚影响,舒张压和收缩压结果不够稳健。小组活动对患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体质指数、体重的长期效果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其中体质指数结果不够稳健且可能受发表偏倚影响。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生存质量、自我管理依从性、就诊次数、心血管病事件、死亡事件无法进行Meta分析。除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体重证据质量等级为中外,其他指标证据质量等级为低或极低。医生/护士/专家开展小组活动[MD=-0.53%（95%CI:-0.79,-0.27）]、小组活动持续开展[MD=-0.87%（95%CI:-0.79,-0.27）]是糖化血红蛋白降低有利因素。家属/好友参与、小组患者数≤1 0人、患者年龄<60岁是糖化血红蛋白降低的可能有利因素。2.现场调查随访362人,随访率为72.40%,信息系统匹配483人,随访率为96.60%。分析结果显示,控制协变量后,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患者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死亡发生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对自我管理患者而言,自我效能得分≥80分是防止糖尿病肾病[OR=0.06（95%CI:0.01,0.59）]、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OR=0.06（95%CI:0.01,0.55）]发生的保护因素;生活在城镇[OR=0.24（95%CI:0.07,0.89）]是防止并发症发生的保护因素。相比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收入在 1000-3000 元[OR=0.28（95%CI:0.08,0.98）]是防止高血脂发生的保护因素;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3000元[OR=0.36（95%CI:0.14,0.88）]、≥3000 元[OR=0.15（95%CI:0.03,0.70）]、入组前自报发生某些合并症[OR=0.20（95%CI:0.07,0.52）]是防止其他合并症发生的保护因素。居住地为城镇[OR=0.16（95%CI:0.04,0.55）]是防止入组后死亡发生的保护因素。家庭人均月收入与自我效能得分、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入组前合并症自报情况、居住地与糖尿病病程存在相加效应交互作用。研究结论1.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降低有一定的长期效果,对血压降低可能有长期效果,对血脂、体重控制、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死亡未见影响,对患者生存质量、自我管理依从性、就诊次数的长期影响尚无法定论。2.医生/护士/专家开展小组活动、小组活动持续开展是糖化血红蛋白降低有利因素,自我效能高是防止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保护因素,收入水平低、农村居民是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发生的危险因素。3.建议自我管理小组活动由医生/护士/专家来组织开展,以患者自我效能提高为核心目标,同时建立小组活动持续开展机制,以期实现自我管理效果长期维持。4.建议把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居民作为今后糖尿病干预重点人群。
刘贝贝[9]（2021）在《社区人群健康状态综合评估量表的研制及评估》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我国正在进入深度老龄化进程,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情况尤为严重。2019年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数量为371.3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6.3%。及时有效地发现老年人在健康方面的问题和健康风险,是制定老年人疾病预防控制政策、维护老年人身体功能、减少疾病负担的基础。老年综合评估（CGA）已经成为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价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但目前尚缺少易于使用、可供参考的规范化社区老年人综合健康状况评估工具。现有评估工具大多由单一量表或某些特定功能量表组合而成,多强调单一专业领域内容,存在条目繁多、题目重复、耗时过长等问题,而针对社区老年人的CGA评估量表,研究报道少,多存在维度涵盖不全,特别是忽视对营养不良以及生活方式方面危险因素的筛查,缺少系统的应用研究和使用途径而未得到推广等问题。本课题综合分析全国和城市地区老年人群既往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和国外老年人群在慢病预防、膳食营养、运动、心理健康方面的相关研究,建立社区老年人的健康综合评估量表池,并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对量表条目进行筛选和修改,通过预试验调整量表的语言表达,初步形成北京社区老年人健康状态综合评估量表,并对该量表的信度、效度、敏感性、可接受度等指标进行人群验证,同时对老年人综合健康状况调查结果进行现况分析。研究目的本研究目的在于构建适用于城市社区人群健康综合状况评估指标体系,编制适用于城市社区人群综合健康状态综合评价量表,评价该综合量表在北京社区老年人中应用的信度、效度、敏感性及可接受度,并对该人群综合健康状况结果进行分析,为北京及其他城市社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综合评估提供可使用的参考工具,同时为完善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内容及方法本研究采用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制城市社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综合评估简易版量表,以“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基础、以“中国健康老年人标准（2013）”为框架,相关领域文献研究为参考,构建初始量表条目池,并通过15位专家评议,形成德尔菲专家咨询表。根据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法中专家打分和意见建议,筛选和修订量表条目及内容,形成初始量表。初始量表进行预试验,对量表进行表达效度进行评价,发现和修正量表在表达和初次应用中量表存在的问题,形成待验量表。而后使用待验量表在北京市65岁以上老年人群中进行量表的信效度评价。研究内容具体如下:（1）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的量表池:以“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依据,“中国老年人健康标准（2013）”为框架,文献检索1973年1月-2020年11月公开发表的关于老年健康评估工具的文献（包括期刊、学位论文、书籍、论文集等形式）,同时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及量表编制过程,并通过课题组及专家评阅、讨论,确定问卷维度和具体条目指标,设计条目具体下设问题和问题选项,编制量表条目池;课题小组根据量表池内容编写德尔菲专家咨询表。（2）德尔菲专家咨询:邀请50位在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营养学、心理学、护理学、运动康复学等领域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熟悉研究领域、有兴趣且有意愿完成咨询的专家,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的方式将专家咨询表发给各位专家。采集专家个人信息,要求专家对各维度和条目的重要性进行评分（1-5分）,并填写判断依据和熟悉程度的大小,并对量表的维度和条目内容提出意见建议。第一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束后,根据各项打分统计分析结果和专家意见,制定第二轮专家咨询表返还各位专家,继续进行第二轮函询,经过至少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形成社区老年健康综合评估初始量表。（3）预试验:采用方便抽样,由课题组成员使用初始量表对30位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面对面问卷和身体测量预调查,确定量表语言表达调查对象能否理解、有无歧义,身体测量能否实施,对量表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待验量表。（4）量表的信效度验证:在北京市三个区抽取1983位老年人进行量表人群验证,其中371人进行二次调查,即两周后同一调查员对96位老年人使用同一量表进行量表复测,151位老年人由不同于第一次调查的调查员进行量表重测,124位老年人使用校标量表进行量表复测。回收人群现场调查数据,对量表的信度、效度、敏感性和可接受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1）量表条目池的构建:北京社区老年人健康状态综合评估量表共包含疾患与身体功能、认知状况、社会交往状况、日常活动和生活自理能力、饮食营养与生活方式五个维度,并增加反映肌肉状况的四项身体测量指标,最终构成40个核心条目、62个问题的初始量表池。（2）德尔菲专家咨询:邀请50位相关领域专家共进行两轮专家咨询,两轮咨询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8.0%、100%,两轮咨询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4、0.86,第一轮咨询结果维度及条目均值为3.98～4.92,满分比为0.48～0.98,变异系数≤0.34;第二轮咨询结果维度及条目均值为4.45～5.00,满分比为0.51～1.00,变异系数≤0.20;肯德尔协调系数分别为0.116、0.110（P<0.01）,专家积极性和权威性较好、专家意见较一致,函询结果可靠。依据界值法对量表条目进行筛选、讨论,最终构建的老年人健康综合评估量表有5个维度（患病状况、身体功能、认知状况、社会支持与心理、饮食营养与生活方式）,30个核心条目,4个测量指标。（3）预试验:为使量表更易被调查对象理解、无歧义,适用于调查人群,方便现场实施,修改身体功能维度5道题目,认知状况维度增设提问要求,社会支持维度替换2题,饮食营养和生活方式维度对身体活动能让增加时间设定,并对1题进行修改。（4）量表的信效度验证:量表的克朗巴赫α为0.849,各维度克朗巴赫α系数为0.358-0.845;总重测信度为0.837,各维度重测信度为0.579-0.910;总评定者组内相关系数为0.899,各维度评定者组内相关系数为0.280-0.860。量表共提取1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5.65%。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GFI、AGFI为0.961、0.951,均大于 0.9,CFI、IFI 的值分别为 0.926、0.927;大于 0.90,RMSEA为0.039,小于0.080,各维度的理论模型与真实数据拟合较好,结构效度较好。调查对象高分组的得分和低分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t检验均有统计学差异,说明总量表和各维度量表有较好的区分度。量表平均填表时间为（12.8±4.8）分钟,量表回收率为99.2%,有效回收率为99.1%。研究结论:本研究通过德尔菲法,初步形成科学、可靠的城市社区人群的健康综合评估量表,并在北京地区进行老年人群验证,显示本量表及各维度量表基本上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评定者信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校标关联效度均已通过验证,量表敏感性和可接受度较好。
张晨曦[10]（2021）在《我国健康乡村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文中认为
二、卫生综合评价方法研究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卫生综合评价方法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构建及舆情引导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社交网络舆情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外网络舆情知识图谱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社交网络舆情的相关概念 |
| 2.1.1 社交网络舆情的内涵 |
| 2.1.2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 |
| 2.1.3 社交网络舆情的特征 |
| 2.1.4 社交网络舆情演化过程 |
| 2.2 主题图谱的相关概念 |
| 2.2.1 知识图谱的内涵 |
| 2.2.2 主题图谱的内涵 |
| 2.2.3 主题模型的内涵 |
| 2.3 突发事件的相关概念 |
| 2.3.1 突发事件的内涵 |
| 2.3.2 突发事件的类型 |
| 2.3.3 突发事件的特征 |
| 2.4 信息生态的相关理论 |
| 2.4.1 信息生态的内涵 |
| 2.4.2 信息生态系统 |
| 2.4.3 信息生态因子 |
| 2.4.4 信息生态链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系统模型 |
| 3.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信息生态要素 |
| 3.1.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环境要素 |
| 3.1.2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主体要素 |
| 3.1.3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客体要素 |
| 3.1.4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技术要素 |
| 3.1.5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信息生态要素模型 |
| 3.2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构建 |
| 3.2.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实体识别 |
| 3.2.2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属性抽取 |
| 3.2.3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关系抽取 |
| 3.2.4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的模型 |
| 3.3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构成 |
| 3.3.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社群图谱 |
| 3.3.2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身份图谱 |
| 3.3.3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图谱 |
| 3.3.4 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及评价 |
| 3.4 主题图谱系统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社群图谱构建及社群发现 |
| 4.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社群图谱问题的提出 |
| 4.2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社群发现模型 |
| 4.2.1 LDA主题模型 |
| 4.2.2 相似度度量 |
| 4.3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社群图谱模型构建 |
| 4.3.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社群图谱建模思想 |
| 4.3.2 基于LDA主题模型的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社群图谱模型 |
| 4.4 研究设计 |
| 4.4.1 数据来源 |
| 4.4.2 数据采集 |
| 4.4.3 数据处理 |
| 4.5 数据结果 |
| 4.5.1 确定最优主题数 |
| 4.5.2 计算JS散度 |
| 4.5.3 构建用户社群图谱 |
| 4.6 讨论分析 |
| 4.6.1 社交网络社群主题偏好分析 |
| 4.6.2 社交网络社群用户特征分析 |
| 4.6.3 社交网络社群意见领袖识别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身份图谱构建及身份识别 |
| 5.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身份图谱问题的提出 |
| 5.2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身份识别模型 |
| 5.2.1 LDA语义特征挖掘 |
| 5.2.2 身份特征和传播特征构建 |
| 5.2.3 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
| 5.3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身份图谱模型构建 |
| 5.3.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身份图谱建模思想 |
| 5.3.2 基于LDA和朴素贝叶斯的用户身份图谱模型 |
| 5.4 研究设计 |
| 5.4.1 数据来源 |
| 5.4.2 数据采集 |
| 5.4.3 数据处理 |
| 5.4.4 舆情事件概况及周期划分 |
| 5.5 数据结果 |
| 5.5.1 用户关注主题划分 |
| 5.5.2 用户身份识别 |
| 5.5.3 构建用户身份图谱 |
| 5.6 讨论分析 |
| 5.6.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身份分类 |
| 5.6.2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关注点比较 |
| 5.6.3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关注点演化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图谱构建及情感演化 |
| 6.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图谱问题的提出 |
| 6.2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分类模型 |
| 6.2.1 中文分词与词向量训练 |
| 6.2.2 卷积神经网络 |
| 6.3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图谱构建模型 |
| 6.3.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图谱建模思想 |
| 6.3.2 基于字词向量的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的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图谱模型 |
| 6.4 研究设计 |
| 6.4.1 数据来源 |
| 6.4.2 数据处理 |
| 6.4.3 模型设置 |
| 6.4.4 文本向量训练与选择 |
| 6.4.5 整体架构与算法流程 |
| 6.5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超参数确定及实验对比 |
| 6.5.1 卷积核尺寸 |
| 6.5.2 激活函数 |
| 6.5.3 Dropout随机失活率与迭代次数 |
| 6.5.4 实验结果对比 |
| 6.6 数据结果 |
| 6.6.1 情感分类结果 |
| 6.6.2 构建用户情感图谱 |
| 6.7 讨论分析 |
| 6.7.1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内容特征分析 |
| 6.7.2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分布分析 |
| 6.7.3 舆情用户的情感演化分析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 |
| 7.1 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问题的提出 |
| 7.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7.2.1 信息环境维度 |
| 7.2.2 信息人维度 |
| 7.2.3 信息维度 |
| 7.2.4 信息技术维度 |
| 7.3 评价方法及过程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样本选择 |
| 7.4.2 评价过程 |
| 7.5 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结果分析 |
| 7.5.1 一级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
| 7.5.2 二级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社交网络舆情引导策略 |
| 8.1 社交网络舆情引导问题的提出 |
| 8.1.1 社交网络舆情引导的重要性 |
| 8.1.2 社交网络舆情引导生态性挑战 |
| 8.1.3 社交网络舆情引导体系 |
| 8.2 社交网络舆情社群的引导策略 |
| 8.2.1 加强衍生话题的监测 |
| 8.2.2 完善社交网络舆情话题推送 |
| 8.2.3 重视网络社群服务的提升 |
| 8.3 社交网络舆情用户的引导策略 |
| 8.3.1 完善用户类型化管理 |
| 8.3.2 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 |
| 8.3.3 建立意见领袖的沟通机制 |
| 8.4 社交网络舆情情感的引导策略 |
| 8.4.1 社交网络内容精细化管理 |
| 8.4.2 重视舆情情感引导 |
| 8.4.3 完善舆情情感预警机制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创新点 |
| 9.3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 4.2.3.1 德尔菲法 |
| 4.2.3.2 熵值法 |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 5.1.1 α收敛 |
| 5.1.2 绝对β收敛 |
| 5.1.3 PS收敛模型 |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6.1.2 Moran散点图 |
| 6.1.3 LISA集聚图 |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整体态势 |
| 6.2.3 发展现状 |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 6.2.5 类型评定 |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 7.1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 |
| 8.4 展望 |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探索构建及临床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中医个体化疗效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中医个体化疗效评价方法的热点与前沿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提出 |
| 1 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科学问题 |
| 2 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工作基础 |
| 3 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内涵和主体 |
| 3.1 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内涵 |
| 3.2 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主体 |
| 4 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研究框架 |
| 4.1 问题研究模型的梳理和选择 |
| 4.2 参考PICO模型的研究框架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示范构建 |
| 1 疾病范例选择依据 |
| 2 要素一:个体化结局指标的优化 |
| 2.1 资料与方法 |
| 2.2 研究结果 |
| 3 要素二:个体化干预方法的优化 |
| 3.1 资料与方法 |
| 3.2 研究结果 |
| 4 要素三:个体化比较方法的优化 |
| 4.1 资料与方法 |
| 4.2 研究结果 |
| 5 要素四:个体化数据分析方法的优化 |
| 5.1 资料与方法 |
| 5.2 研究结果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系统的探索研发 |
| 1 系统模块设计准备 |
| 1.1 个体化结局指标优化清单 |
| 1.2 个体化干预方法优化清单 |
| 1.3 个体化比较方法的选用 |
| 1.4 个体化数据分析方法的选用 |
| 1.5 循证目标成就评量法的制定 |
| 2 系统设计方法 |
| 2.1 整体设计 |
| 2.2 安卓核心组件与生命周期 |
| 2.3 系统搭建工具 |
| 2.4 运行环境 |
| 3 研究结果 |
| 3.1 系统操作界面展示 |
| 3.2 系统模拟数据测试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临床应用 |
| 1 回顾性研究部分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结果 |
| 2 前瞻性研究部分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研究结果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结语 |
| 致谢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5）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综合评价及其时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 |
| 1.1 饮用水水质与健康关系及饮用水安全相关政策概述 |
| 1.1.1 饮用水与健康 |
| 1.1.2 饮水安全的目标和评价 |
| 1.2 饮用水水质标准及监测评价研究进展 |
| 1.2.1 饮用水水质监测 |
| 1.2.2 饮用水水质评价 |
| 1.3 水质指数评价法 |
| 1.3.1 常规指数 |
| 1.3.2 复杂指数 |
| 1.3.3 水质指数在饮用水水质评价中的应用 |
| 1.4 水质时空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4.1 水质监测数据的时空分析方法概述 |
| 1.4.2 饮用水水质的影响因素 |
| 1.5 研究区域(重庆市)概况及农村供水现状特征 |
| 1.5.1 重庆市地理、气候、经济、人口和水资源概况 |
| 1.5.2 重庆市农村供水现状概述 |
| 1.5.3 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概况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内容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资料收集 |
| 3.3.2 数据分析 |
| 3.3.3 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指数构建 |
| 3.4 质量控制 |
| 3.4.1 水样采集、运输和检验 |
| 3.4.2 数据整理和分析 |
| 3.5 技术路线图 |
| 4. 结果 |
| 4.1 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标分类范围及合格情况: |
| 4.1.1 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标分类范围及合格率年际变化情况 |
| 4.1.2 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标按水期分类范围及合格情况 |
| 4.2 水样分指数 |
| 4.2.1 水样分指数年际变化及区域差异 |
| 4.2.2 水样分指数水期变化 |
| 4.2.3 水样分指数水样类型变化 |
| 4.2.4 水样分指数供水规模变化 |
| 4.3 综合指数 |
| 4.3.1 2013-2019年WQI变化情况 |
| 4.3.2 不同水期WQI基本情况 |
| 4.3.3 不同水样类型WQI基本情况 |
| 4.3.4 不同供水规模WQI基本情况 |
| 4.3.5 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影响因素logistic分析 |
| 4.4 重庆市农村饮用水WQI空间相关性分析(2013-2019) |
| 4.4.1 2013-2019年重庆市各区县农村饮用水WQI年际变化 |
| 4.4.2 2013-2019年重庆市各区县农村饮用水WQI变化趋势地图 |
| 4.4.3 2013-2019年重庆市各区县农村饮用水水质优良率年际变化 |
| 4.4.4 重庆市农村饮用水优良率全局相关性分析 |
| 4.4.5 各区县农村饮用水优良率局部相关性分析 |
| 4.5. 重庆市农村饮用水优良率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 4.5.1 空间面板模型的设定 |
| 4.5.2 重庆市农村饮用水优良率影响因素一般情况 |
| 4.5.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与检验 |
| 4.5.4 模型结果分析 |
| 5. 讨论 |
| 5.1 应用水质指数评价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的适宜性 |
| 5.2 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特征及变化趋势 |
| 5.2.1 2013-2019年重庆市农村饮用水的水质特征及变化趋势 |
| 5.2.2 分指标变化趋势 |
| 5.2.3 水期和水样类型变化趋势 |
| 5.3 时空特征分析 |
| 5.3.1 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3.2 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 6. 结论 |
| 7. 创新点 |
| 8.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水质指数在饮用水水质评价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6）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研究背景 |
| 1.1 国家卫生城市的发展历程 |
| 1.2 国家卫生城市评估的理论支撑 |
| 1.3 公共政策的居民获得感评估 |
| 1.4 国家卫生城市评估的研究现状 |
| 2.研究目的 |
| 3.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1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3.2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研制 |
| 3.3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应用研究 |
| 4.技术路线图 |
| 第一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资料来源 |
| 3.3 政策文本纳入和排除标准 |
| 3.4 政策文本分析方法 |
| 4.研究结果 |
| 4.1 国家卫生城市相关政策文本基本情况 |
| 4.2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分析 |
| 4.3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文本文献计量学分析 |
| 4.4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工具分析 |
| 4.5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5.讨论 |
| 5.1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主题的时间演变规律 |
| 5.2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工具的时间演变规律 |
| 5.3 基于政策周期理论的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目标 |
| 5.4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适用性 |
| 5.5 研究的创新性 |
| 第二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研制 |
| 1.理论依据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样本量的确定 |
| 3.3 调查方式 |
| 3.4 量表编制的方法 |
| 3.5 统计分析方法 |
| 3.6 质量控制 |
| 4.结果 |
| 4.1 问题库的产生 |
| 4.2 构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条目池 |
| 4.3 条目筛选和量表的信度、效度评价 |
| 5.讨论 |
| 5.1 量表的编制 |
| 5.2 量表的信度评价 |
| 5.3 量表的效度评价 |
| 5.4 量表的使用建议 |
| 5.5 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
| 5.6 研究创新性 |
| 第三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应用研究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调查对象 |
| 3.2 调查内容 |
| 3.3 样本量的确定 |
| 3.4 资料来源 |
| 3.5 数据处理 |
| 3.6 统计分析方法 |
| 3.7 质量控制 |
| 4.研究结果 |
| 4.1 问卷的适用性评价 |
| 4.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4.3 调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情况 |
| 4.4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基本情况 |
| 4.5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总体获得感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6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认可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7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感知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8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满意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9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影响因素的三元三水平模型分析 |
| 5.讨论 |
| 5.1 量表实施的可行性 |
| 5.2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基本情况 |
| 5.3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
| 5.4 研究小结 |
| 5.5 研究的局限性 |
| 5.6 研究的创新性 |
| 全文总结 |
| 1.研究结论 |
| 2.研究的创新性 |
| 3.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公共政策居民获得感评价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7）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疟疾防治现状 |
| 1.2 疟疾风险 |
| 1.3 疟疾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
| 1.4 在消除阶段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的挑战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内容 |
| 4 研究方法 |
| 4.1 文献评阅法 |
| 4.2 德尔菲法 |
| 4.3 其他综合评价方法 |
| 5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因素分析 |
| 1 疟疾风险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2 疟疾风险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
| 2.1 高风险人群感染风险 |
| 2.2 感染者输入风险 |
| 2.3 媒介可接受性风险 |
| 2.4 延迟发现疟疾病例风险 |
| 第二部分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构建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 |
| 2.2 初步拟定的消除阶段疟疾风险指标体系 |
| 2.3 德尔菲法结果 |
| 2.4 德尔菲法权重 |
| 2.5 消除阶段的我国疟疾风险评估指标集的变化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客观综合评价方法的结合策略 |
| 1.4 组合评价方法 |
| 1.5 模型优劣的判断方法 |
| 1.6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结合的权重系数 |
| 2.2 层次分析法权重 |
| 2.3 TOPSIS法 |
| 3 讨论 |
| 第四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区域 |
| 1.2 数据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1.4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指标观测值的分析 |
| 2.2 各县市风险值总值与分值 |
| 2.3 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的分析 |
| 2.4 组合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 |
| 2.5 模型的优劣程度判断结果 |
| 2.6 疟疾风险因素调研 |
| 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1 主要结论 |
| 2 科学性、特色和创新之处 |
| 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指标值来源 |
| 附表2 指标观测值原始值 |
| 附表3 专家咨询表 |
| 附表4 疟疾知晓情况调查问卷 |
| 附表5 层次分析法专家的权重体系 |
| 附表6 层次分析法思想下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附表7 基于AHP-TOPSIS赋值结合的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件 |
（8）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长期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目的 |
| 4 研究内容 |
| 第一部分 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长期随访效果: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 |
| 4 材料与方法 |
| 4.1 研究设计与相关定义 |
| 4.2 文献来源与检索策略 |
| 4.3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
| 4.4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
| 4.5 文献质量评价 |
| 4.6 统计分析 |
| 4.7 技术路线 |
| 5 研究结果 |
| 5.1 文献检索结果 |
| 5.2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 |
| 5.3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估 |
| 5.4 自我管理干预效果评价 |
| 5.5 证据质量评价 |
| 6 讨论 |
| 6.1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关系 |
| 6.2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关系 |
| 6.3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血脂关系 |
| 6.4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血压关系 |
| 6.5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体重控制关系 |
| 6.6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生存质量关系 |
| 6.7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心血管病事件和死亡事件关系 |
| 6.8 国内外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差异比较 |
| 6.9 本研究的可靠性与局限性 |
| 7 小结 |
| 第二部分 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5年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随访研究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 |
| 4 材料与方法 |
| 4.1 研究现场 |
| 4.2 研究对象 |
| 4.3 研究方法 |
| 4.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4.5 质量控制 |
| 4.6 技术路线 |
| 5 研究结果 |
| 5.1 一般情况 |
| 5.2 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发生情况 |
| 5.3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影响 |
| 5.4 自我管理患者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影响因素 |
| 6 讨论 |
| 6.1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糖尿病并发症和合并症关系 |
| 6.2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死亡关系 |
| 6.3 自我效能与糖尿病并发症关系 |
| 6.4 低收入、农村居住地与糖尿病并发症和合并症关系 |
| 6.5 农村居住地与社区患者死亡关系 |
| 6.6 随访研究结果与系统综述研究结果关系 |
| 6.7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7 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综述 国内外糖尿病自我管理干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9）社区人群健康状态综合评估量表的研制及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研究内容 |
| 2.4 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
| 2.5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量表条目池的构建 |
| 3.2 德尔菲专家咨询 |
| 3.3 预试验 |
| 3.4 量表的信度评价 |
| 3.5 量表的效度评价 |
| 3.6 量表的敏感性 |
| 3.7 量表的可接受性 |
| 4 讨论 |
| 4.1 量表编制科学性 |
| 4.2 量表适用对象及内容 |
| 4.3 量表信效度评价 |
| 4.4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4.5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存在的问题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社区老年人综合评估研究进展及应用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发表文章 |
四、卫生综合评价方法研究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交网络舆情用户主题图谱构建及舆情引导策略研究[D]. 张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02)
- [3]中医个体化长时程疗效评价方法的探索构建及临床实证研究[D]. 石兆峰.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
- [4]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5]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综合评价及其时空分析[D]. 李昊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6]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D]. 郑文静.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7]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D]. 莫晓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8]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长期效果研究[D]. 夏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9]社区人群健康状态综合评估量表的研制及评估[D]. 刘贝贝.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10]我国健康乡村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 张晨曦. 昆明医科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