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波帮与湖北近代工商业(论文文献综述)
罗翠芳,丁佳佳,张恒品,杨钰琦,任嘉莉[1](2021)在《外来资本的流入与近代汉口经济(1861—1927)》文中提出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大批外国洋行开始涌入汉口,中国各地商人资本也追随而来。这些外来资本的商业活动推动了汉口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形成以广东商人及晋商为代表的商人资本,也凸显出各行业的特色。甲午战后,大量来自上海的资本涌入汉口,使外来资本入汉达到了新的高潮,促进了汉口新式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成就了汉口“东方芝加哥”的美誉。
罗翠芳[2](2021)在《近代转型时期中西新兴商人资本“角色”比较》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西转型时期,新兴商人资本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中西新兴商人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有较多的相似性。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都曾在各自世界市场大开之初,是各自区域的"中间商":荷兰商人商船是17世纪欧洲的"海上马车夫",广东买办资本是19世纪中国的"东西间桥梁"。英国商人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在各自发展中都曾出现向工业资本的转化:英国商人资本在发展中大量向工业资本转化,最终促发了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整个社会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宁波商人资本也曾一度大量向工业资本转化,但是,在政局动荡,内忧外困等特殊国情之下,这种转化"半途而废",最后沉寂消散。
吴健[3](2021)在《严信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严信厚生于晚清时期宁波慈溪的一个书香世家,在以“经世致用”为核心观念的浙东学派的多年影响下,以仁爱、平等、冒险、创新为主要特质的宁波人文环境为严信厚个人性格的养成提供了良好的外界因素,同样也对严信厚人生的塑造起到了“根”的意义。晚清时期的上海社会,虽到处充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野蛮行径,但同时这片土地也普遍孕育着新事物、新希望的萌芽。在近代西方列强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环境中,经营多年钱庄、票号的严信厚认逐渐认识到,这些以儒家观念中“义”为核心的旧式金融机构在面对以产权交换机制为基础并以现代信用体系为核心的现代金融机构——银行时毫无生存空间,因此他建议恰有自办银行主张的盛宣怀创建一个与西方银行制度相仿又能够使得“诚信与官民相洽”的中国银行,在两人共同的努力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1897年诞生。银行成立后,严信厚在考虑中国实际政治经济情况的基础上参照当时外资银行中的佼佼者——恒丰银行的制度为通商银行制定了多条章程,并且严也凭借通久源、源丰润等工商业成就及与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私交顺利成为银行首任办事总董。在经营的过程中,面对盛宣怀等晚清官僚所提出的总行数量及驻地选择、官款入股等企图将通商银行变成官银行的要求,严信厚能够善于变通,坚守现代银行商办的理念,而在银行分号经理任免等问题上,严信厚却未注重银行新式人才的培养与运用,反而任用此前自己票号生意中的亲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地分行在经营与管理上时常与上海总行背道而驰,这种前后对比实质上便反映出了晚清时期传统商人在向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转变的过程中,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与明清时期江南绅商一样,家财丰厚的严信厚不仅颇善商贾,也有心系桑梓,行善天下的慈善之风。严信厚曾在家乡捐田散资建造寿芝山庄、开设义塾,创办医馆,这些义行不及能够惠及族人,也能恩泽乡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严信厚开始投身近代义赈,从而使得自身的慈善事业由江南地方一隅扩大到了全国,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他用他的财富、担当与努力将义赈带到了空前的高度,在他的带领下,近代义赈这样一种“民捐民办”的跨境救援形式在清末时得到了与一直以来被视为“唯一合法”之官赈几乎平等的地位。“行帮”是中国传统的商人组织形式,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以商人所经营之“行当”为基础,在同业商人长期运输、贸易过程中垂直整合而成的、封闭的商人群体,隔行、隔业如隔山是对这一组织最恰当的形容。鸦片战争后,当西方殖民者裹挟着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而来时,中国传统商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与世界市场的双重打击下濒临破产,如何打破商人行业间的天然隔阂进而集结全体商力与之奋力一博成为了生死考验的问题,在严信厚“明联合上海各行帮商人之宗旨”及“联群情”的号召下,1902年,由其主导创办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会,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商人转型成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而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商人组织形式完成由传统的行会帮派组织向近代商人群体的转型。此外,由于严信厚在商会中提携、任用了众多宁波帮的后辈,即使是在此后商会不断改组的情况下,宁波帮也一直雄踞于中,始终成为上海商业的引领者,这也是严信厚被后世称为近代宁波帮“开山鼻祖”的根本原因。
邓妍妍[4](2020)在《近代安庆商业研究(1840-1938)》文中指出近代安徽经济发展状况,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东部沿海沿江省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而作为当时安徽省会的安庆,在安徽省内诸多城市中,其商业发展水平不仅代表了安徽社会经济发展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衡量和观察近代安徽经济的主要窗口之一。因而将近代安庆商业作为研究选题,其价值和意义是比较明显的。选题截取的时间下限到1938年,是因为在此年的6月以后,安庆沦陷于日伪统治。文章参考了地方志、近代报刊杂志等大量文献与传媒资料,同时也采用了部分安庆地方文史资料,多角度论证近代安庆商业历史和发展的主要特征及规律,其中包括了将安庆与省内主要城市商业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代商业发展对安庆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具体主要从四个部分论述:第一部分,考察了近代安庆商业基础。从自然地理区位环境、物质资源丰富性和政治经济地位等三方面入手,分析安庆商业得以发展的条件和优势。第二部分,从近代安庆众多商业“老字号”、牙行、新式商业、商业组织结构等多视角为切入点,展现近代安庆商业主体发展历程及概貌,从而揭示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三部分,透过商业表象,深度挖掘近代安庆商业发展根本缘由,探讨农商之间、新旧商业之间、政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为了更好说明安庆商业在近代安徽城市中所处地位,则以芜湖、蚌埠商业发展的突出点与安庆对比,明确近代安庆商业发展的特殊性。第四部分,分析近代商业发展对安庆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商业发展会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固态化,首先会改变近代安庆人的衣食住行,同时也因为新式商业而优化了居民的职业结构;其次也带来了城市公共事业设施的改进和近代化,从而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再次,居民择业观念因为商业结构的变化而改变,人权平等意识增强,带动了社会职业教育和培训等近代变化。研究近代安庆商业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为当今安庆商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王琼[5](2020)在《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文中提出上海开埠通商以来,社会急剧转型,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救济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各类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另外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近代上海慈善组织的机构、职能、资金来源方式、救助办法都发生了显着变化,并在城市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反映近代上海社会的一面镜子。本文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管窥近代上海社会。闸北慈善团创建于1912年,是当时闸北地区商人领袖钱贵三、沈联芳、王彬彦等人在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建立的,凭借他们的个人关系和号召力,闸北慈善团内部形成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个人网”,该团主任王彬彦以其特殊的贡献和声望成为内部网络核心,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商人的参与下,闸北慈善团资产的置办以及经费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慈善活动也得以顺利开展,开办了育婴堂、惠儿院、妇女寄养所、医院,另外还进行施粥、施棺代葬、天灾救济、战后救济活动以及其他地方公益事务。闸北慈善团最初是由个人所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一方面扩大了自身的基础和影响,另一方面凭借这种影响将网络拓展到组织之外。闸北慈善团作为民国上海社会大坐标系中的一个慈善组织,在外延上形成以该团为中心的,与人民群众、社会团体以及当时政府所组成的“社会网”。闸北慈善团在发展过程中,伴随“个人网”和“社会网”所牵连的各种资源的不断嵌入,成为该地区最大最综合的慈善组织,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社会稳定,为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体现了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也透视了近代上海地方社会网络。
陈添翼[6](2020)在《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账局萌芽于明末,成熟于康乾之际。账局兴衰发展的演变轨迹,可以窥探到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实际。账局的兴起、发展与全国商品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长途贩运、汉蒙民族贸易与恰克图贸易的兴起,扩大了商业对资金的需求。同时,京债经营机构、印局、当铺等其他金融机构,为了满足扩大了的商业需求开始扩充业务,向工商业放款,当对工商业放款在其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账局经营必将走向专业化、专门化。账局专门从事辅助商业周转的金融借贷,以获取利息为主要目的,为商业运转提供资金支持。账局作为独立的行业分享了商业的部分利润。账局的制度设计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量身定制,并不适应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因而其被社会淘汰成为必然。账局的组织制度与经营管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账局的组织管理采用合伙制,账局由银股(钱股)和身股(人力股)两部分构成,银股和身股按股俸共享经营所得利润。账局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以完全分离为主,但不排除不完全分离的情况存在。在账局经营中银股负无限责任,而身股在营业亏累时,无分红可分,但每年仍可支取一定的应支银,负有限责任。账局的原始资本主要来源于商人与商号以及官僚等,其经营资本主要来自股东投入的原始本银以及对外吸收的存款。账局的利润来源以出放借款所得利息为主,对外投资其他商号的分红与应支、银两的平色余利收入、银钱买卖收入、汇费及兼营其他商业的收入,占据一定的比例。在账局盈利情况下,支出结构中营业性支出所占比重较大,经营性支出的比重相对要小些,反之则出现亏损。而疲账撇除所占比例影响账局的盈利情况。在正常情况下,账局的资本收益率大致在10%——20%之间。账局有限地吸收存款,以放款的出放量为标准,量出为入,当贷款放不出去时,即使是相熟客户,也会催促其将存款取回。其存款的主要来源为确实进行工商业经营的商人或商号。账局吸收存款要与客户开立约、票、帖、凭折等凭证,甚至业务往来频繁的相熟客户,不需开立何凭证,只需登注入双方账簿上即可。账局并未发展到将民间社会闲散资金以存款的方式吸纳组织起来,做为金融资本借贷给工商业运营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质上,账局是中国银行的早期阶段。账局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进行放款,商号组织均为无限责任制,商号股东的资产均可作为贷款偿还的来源。账局对放款严格管理,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客户的动态信息,以真实的商品交易为背景的商人或工商业字号为主要放款对象等因素,决定了账局采用信用放款的可行性及稳定性。账局自成立伊始就专门为工商业运行融通资金,进而开展了借贷业务,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业务,为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商号进行债权债务清算服务。其清算方式可以通过账簿直接拨兑,也可以通过信札下达支付命令。账局的清算主要在同时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商号间进行,这与上海钱庄的结算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账局是地方化、区域化的民间金融机构,其对外存放款遵循当地金融市场的借贷习惯。
周益赟[7](2020)在《基于甬商记忆的庄市古镇当代价值及保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风貌逐渐趋同,尤其是城市建设标准和模式的套用,导致许多乡镇失去了原本“非正规”和“自然式”的地域特色,历史环境与乡土文化渐行渐远。村镇聚落是现实生活与经济活动开展的舞台,由于受所处地理环境和区域人文环境的长期影响,社会群体之间的认同得到维护,因此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基因,且同一地域范围内的村镇聚落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宁波镇海的庄市古镇,借用“地方记忆”和“城市意象”理论,详细阐释了“甬商”记忆的形成、内涵与载体构成。结合庄市古镇的案例,通过文献查找、实地调研获取古镇的甬商记忆要素,据其特征梳理记忆线索,从而得出古镇当代价值,并进一步提出“聚落式博物馆”这一概念,为当前村镇历史聚落的保护以及地方文脉延续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借鉴。核心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解析,包括甬商记忆的形成、内涵与载体构成三个部分。分析了在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影响下,甬商形成的以民生行业安身立命、以主导行业为依托,以新生行业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并根据地方记忆理论归纳了甬商记忆的主要内涵以及场景化、体化、符号化三个方面的记忆载体构成。第二部分是对庄市古镇承载的甬商记忆及其当代价值的分析。首先根据调研情况对记忆碎片进行梳理,并结合庄市甬商的发展轨迹对庄市的甬商记忆沉淀分层,得到三个阶段的记忆主题。在此基础上,从个人、甬商群体、城市等多个角度对庄市古镇的当代价值进行总结。第三部分是针对庄市古镇现有的甬商记忆特征和当代价值而提出的新的保护方法,即聚落式博物馆。并根据聚落式博物馆的内涵特征,围绕身份认同的核心思想,提出相应的建设模式以及聚落式博物馆所必须的展陈路径,为相关的历史聚落的保护提供新思路。
唐凯艳[8](2019)在《近代鄞东潘火桥蔡氏家族慈善公益事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鄞东潘火桥蔡氏家族原先过着耕读传家的生活。进入近代以来,其族人陆续赴上海经商闯荡。在实业方面,蔡氏族人参与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宁波纬成织布局、蔡同德堂、蔡仁茂玻璃洋铁铺、惇叙银行的投资建设,在棉纺织业、国药业、玻璃业、金融业等新式行业中均获得了不俗的成就,经济实力大增。蔡氏家族逐渐转型成为颇具代表性的近代商业家族。同众多宁波帮的发展轨迹相似,蔡氏家族经商致富后不忘桑梓,积极造福乡里,所行善举包括水利建设、社会救助、文教事业等方面。考虑到族内子弟甚繁,蔡筠历时10年修建占地2102亩的蔡氏树德堂义庄,用以赡养族内鳏寡孤独。为保证同族、异性贫寒子弟可以顺利入学,蔡筠修建敦本、星荫义塾。蔡筠的善举为潘火桥蔡氏家族成为“甬水名宗”奠定了基础。其后代继承蔡筠美德,亦继续行善。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蔡氏家族捐助灵桥重修、它山堰水利的治理,参与义赈,创办蔡氏旅沪同宗会帮助贫苦族人,捐助友人出国游学等等。慈善教育事业是蔡氏家族参与的另一项重要事业。自蔡筠在树德堂义庄内设敦本义塾,免费支持族内子弟入读初小,后辈出资改良扩建敦本小学、星荫小学,建立星荫幼稚园,发起成立效实中学、大公职业学校,有力地振兴了地方教育事业。蔡氏家族热衷慈善公益事业的原因,既有身处宁波独特地理位置、时代潮流、近代格局变乱的影响,也承袭于从小受到的行善传统、个人信仰熏陶等因素,是社会历史背景和家族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慈善公益活动提高了家族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和名望,对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地方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考察蔡氏家族建立的慈善公益事业,对于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茜茜[9](2019)在《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文中认为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的蓬勃发展时期,作为调剂社会经济,扶助工商业发展的重要金融机构,近代银行在此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商业银行主要围绕存款、放款及投资三大业务,充分运用社会闲散资金,加速资本的流通速度,不仅巩固了银行自身的实力,而且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口金城银行作为金城银行的重要分支机构之一,从创设之始即秉承总行放款业务的方针与原则,面向工矿企业、商业、个人及军政机关等放款。总的来看,商业性放款一直是汉口金城银行放款业务之大宗。金城银行向来注重资金投放的安全性,始终将放款的稳妥性放在第一位,对各项放款种类、金额及对象的选择严格把关,保持稳健审慎的态度,以求高效、灵活、稳妥地运用资金。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及后续事态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的遇到欠款难以收回的风险。围绕着债权人(银行)与债务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也成为了当时社会矛盾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刘子敬作为汉口富商,其名下产业及经营实业均须大量周转资金,银行作为资本流通的中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刘子敬借贷的对象。汉口金城银行作为汉市着名的商业银行之一,面对汉市工商业广泛开展放款业务,对刘子敬的放款即为其众多放款对象之一。然而由于刘子敬的破产及突然病逝,导致汉口金城银行多次陷入巨大的债务纠纷之中。在这些债务纠纷当中,不仅涉及抵押品产权的争夺,而且涉及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债权争夺,众多利益纠葛穿插其中,使纠纷难以调和。在此种情况下,汉口金城银行与债务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司法交涉与诉讼,以期达到维护债权的目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银行的诉求很难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满足,诉讼双方最终又回复到以和解的方式调停纠纷。本文以刘子敬借款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呈现汉口金城银行历次纠纷案件发展的全过程,阐释该银行在面对风险损失时的应对与处理机制,以此透视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发生债务纠纷的双方处理纠纷的模式以及经济纠纷背后的法律制度现象,进而探讨商事习惯、习俗与法律制度在调停纠纷中的相互作用。
蒋思敏[10](2018)在《旅沪甬商钱业资本产生、积累及投放研究》文中提出在近代,大量宁波人北上赴沪,求职创业,谋求生路。在他们中,有一个极为出众的群体,也就是甬商。他们对内积累钱业资本,发展钱业;对外利用钱业资本,挹注工商业,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与此同时,他们的踏实肯干与开拓创新也促进了上海的发展。本文以旅沪甬商钱业资本为研究主题,细致挖掘、详尽地分析各类史料中的具体数据,探讨旅沪甬商钱业资本具体是如何产生、积累和投放的,并且起到怎样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论述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首先说明选题的缘起及意义,回顾了钱业资本问题研究和宁波帮投资经营研究的学术研究历程,并且确定了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界定了与本文相关的概念。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旅沪甬商钱业资本的产生方式。在这一章中,笔者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从群体和个案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旅沪甬商钱业资本主要是由甬商从事商业所得。而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私营商业,一种是买办商业。此外,从事金融业和工业所得也成为他们获得钱业资本的途径之一。随后,甬商们将劳动所得投入钱业,开设钱庄,开始了钱业资本的积累阶段。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旅沪甬商钱业资本的积累问题。在这一章中,笔者论述了他们如何巧妙地将钱业资本的积累与钱庄业务相结合,以实现财富增殖的。这些业务主要是货币兑换业务、拆借业务、存款业务和投机活动。货币兑换业务通过手续费、现水、洋厘和银拆等因素获利,是其积累资本最初也是重要的方式之一。拆借业务和存款业务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借入资本的方式,积累资金,调剂经营。其数额之大,范围之广,不能被忽视。而投机则是甬商钱业资本积累最为迅速和巨大的方式。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旅沪甬商钱业资本的投放问题。在这一章中,笔者同样是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分门别类地从商业、工业和金融业三个角度进行论述。说明旅沪甬商钱业资本支撑生产,调配资金,调剂市场的重要作用,以及成为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助力。第五部分纵观旅沪甬商钱业资本流动的全过程,对比对宁波的影响,探讨其对于上海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主要是推动了金融业、工商业和人口的发展,促进了上海的近代化。
二、宁波帮与湖北近代工商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宁波帮与湖北近代工商业(论文提纲范文)
(1)外来资本的流入与近代汉口经济(1861—1927)(论文提纲范文)
一开埠通商(1861年)后外来资本的流入 |
二甲午战后外来资本的流入 |
(2)近代转型时期中西新兴商人资本“角色”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间商”———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 |
(一) 17世纪欧洲“海上马车夫”———荷兰商人资本 |
(二) 19世纪“东西间桥梁(买办)”———广东商人资本 |
(三)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的衰落 |
二、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英国商人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 |
(一)英国商人资本———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的转化———成功 |
(二)宁波商人资本———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的转化———半途而废 |
(3)严信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严信厚与严氏家族 |
第一节 宁波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 |
一、海定则波宁:宁波的地理环境 |
二、经世致用:浙东学派影响下的宁波人文环境 |
第二节 严氏家族与严信厚 |
一、严氏家族简介 |
二、严信厚生平事迹 |
三、严信厚生卒年考 |
第二章 严信厚与中国通商银行 |
第一节 “诚信与官民相洽”:严信厚创办银行之缘起 |
第二节 严信厚“办事总董”地位的取得及其原因 |
第三节 严信厚的银行设想与实践 |
一、通商银行总行数量及驻地选择问题 |
二、严、盛二人关于银行股本问题的讨论 |
三、严信厚与中国通商银行的早期经营 |
第三章 严信厚的商会实践 |
第一节 19 世纪末晚清朝野创办商会的设想与实践 |
第二节 严信厚与上海商务会议公所 |
一、中外商约谈判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诞生 |
二、严信厚与公所的制度建设 |
第三节 严信厚与上海商务总会 |
一、上海商务总会的成立、构成及其职能 |
二、严信厚与中美公约风潮 |
第四章 严信厚慈善活动研究 |
第一节 慈祥恺恻:严信厚与地方社会救助 |
一、近代义赈前的初步尝试 |
二、泽被乡里:严信厚与寿芝山庄 |
第二节 从地方慈善救助到近代义赈 |
一、国家场域下的慈善:近代义赈 |
二、义赈起点:1889—1890 年浙水赈灾中的严信厚 |
三、余论 |
第三节 从独立走向合作:1890—1897 年义赈中的严信厚 |
一、独自办赈阶段 |
二、向合作办赈的过渡 |
第四节 合作办赈:1898—1900 年义赈中的严信厚 |
一、1898 年徐淮义赈中的势力整合 |
二、“留养妇儒为救荒第一善政” |
三、义赈领袖地位的确立 |
结语 |
附录 |
严信厚年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致谢 |
(4)近代安庆商业研究(1840-193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思路及资料来源 |
1、研究方法 |
2、研究思路 |
3、资料来源 |
四、创新与相关概念界定 |
1、创新点 |
2、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一章 近代安庆商业基础 |
第一节 安庆区位条件 |
一、自然环境 |
二、物质资源 |
第二节 近代安庆的政治经济地位 |
一、列强入侵对安庆社会经济冲击 |
二、新式交通兴起 |
三、近代工矿业创办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近代安庆商业概况 |
第一节 近代安庆商业分布 |
一、主要门类 |
二、主要商业布局 |
第二节 近代安庆商业“老字号” |
一、现存“老字号” |
二、渐行渐远“老字号” |
第三节 近代安庆牙行 |
一、米行 |
二、茶行 |
三、棉花行 |
第四节 近代安庆商业组织 |
一、安徽商务总会 |
二、商团 |
三、同业公会、行业公会 |
四、会馆 |
第五节 近代安庆金融业 |
一、钱庄 |
二、银行 |
三、造币厂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近代安庆商业化程度 |
第一节 商业特征 |
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 |
二、新式商业涌现 |
三、商业面貌更新 |
四、政商关系紧密 |
第二节 近代安庆与周边城市商业之比较 |
一、对外通商程度——芜湖、安庆 |
二、交通方式差异——蚌埠、安庆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近代安庆商业与社会生活变迁 |
第一节 物质生活变迁 |
一、服饰 |
二、饮食 |
三、居住条件 |
四、出行工具 |
第二节 人口与居民职业结构变化 |
一、城市人口职业结构优化 |
二、人事管理制度改善 |
第三节 城市公共事业的发展与完善 |
一、邮电通讯建设 |
二、公共卫生建设 |
三、园林绿化建设 |
四、路灯建设 |
五、医疗建设 |
第四节 商业发展促进思想意识更新 |
一、西方宗教传入解放女性思想 |
二、新式教育的推广与普及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出版或发表的论着、论文 |
致谢 |
(5)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四、研究内容与结构 |
第一章 近代闸北商人群体的兴起与慈善事业的概况 |
第一节 近代闸北的发展 |
第二节 闸北商人群体的兴起 |
第三节 闸北慈善事业概况 |
第二章 闸北慈善团的组织机构与内部网络 |
第一节 闸北慈善团的组织机构 |
第二节 闸北慈善团的内部网络 |
第三节 内部网络核心:王彬彦 |
第三章 闸北慈善团的资产和经费 |
第一节 闸北慈善团的资产 |
第二节 闸北慈善团的经费 |
第四章 闸北慈善团的慈善救济活动 |
第一节 常态性慈善救济活动 |
第二节 灾变应对及其他慈善公益活动 |
第五章 闸北慈善团的社会网络 |
第一节 闸北慈善团与民众 |
第二节 闸北慈善团与社会团体 |
第三节 闸北慈善团与行政当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旨趣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六、资料介绍 |
第一章 账局的兴起与发展 |
第一节 账局兴起的背景 |
第二节 账局的起源 |
第三节 清代账局的发展概况 |
第二章 账局的资本及经营组织管理 |
第一节 账局的资本组织形式——合伙制 |
第二节 账局经营资本的来源及其构成 |
第三节 账局的收支结构与盈利 |
第三章 账局的业务与功能 |
第一节 账局的存款业务 |
第二节 账局的放款业务 |
第三节 账局的结算功能 |
第四节 账局的其他业务 |
第四章 账局的借贷习惯 |
第一节 北京账局的借贷习惯 |
第二节 太谷账局的借贷习惯 |
第三节 平遥账局的借贷习惯 |
第四节 祁县账局的借贷习惯 |
第五节 多伦账局的借贷习惯 |
第五章 账局与金融市场 |
第一节 北京账局的放款与利率行市 |
第二节 账局与标期制度 |
第六章 账局的衰落 |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账局的概况 |
第二节 账局衰落的原因探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基于甬商记忆的庄市古镇当代价值及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缘起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对象及范围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范围 |
1.3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1.3.1 相关概念 |
1.3.2 理论基础 |
1.4 相关研究综述 |
1.4.1 甬商文化的相关研究 |
1.4.2 地方记忆的相关研究 |
1.4.3 历史村镇保护的相关研究 |
1.4.4 遗产价值的相关研究 |
1.4.5 主题小镇的相关研究 |
1.4.6 综合述评 |
1.5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5.1 研究目的 |
1.5.2 研究意义 |
1.6 研究方法及框架 |
1.6.1 研究方法 |
1.6.2 研究框架 |
2 甬商记忆的形成、内涵与载体构成 |
2.1 甬商的形成与发展 |
2.1.1 地理条件的制约与优势 |
2.1.2 社会环境的时代变革 |
2.1.3 浙东文化的长期熏陶 |
2.2 历史环境中的甬商 |
2.2.1 甬商的经营之道 |
2.2.2 甬商的社会身份 |
2.3 甬商记忆的主要内涵、特征及意义 |
2.3.1 甬商记忆的内涵 |
2.3.2 甬商记忆的特征 |
2.3.3 甬商记忆的意义 |
2.4 甬商的记忆载体构成 |
2.4.1 场景化记忆 |
2.4.2 体化记忆 |
2.4.3 符号化记忆 |
3 庄市古镇甬商记忆的当代价值 |
3.1 庄市古镇的甬商记忆要素 |
3.1.1 聚落环境要素 |
3.1.2 建筑景观要素 |
3.1.3 人物事件要素 |
3.1.4 历史文本要素 |
3.1.5 民俗生活要素 |
3.2 庄市古镇的甬商记忆线索 |
3.2.1 “九龙漕”河——商船往来、贸易据点 |
3.2.2 宗族祠堂——寻根谒祖、家业兴旺 |
3.2.3 止所门头——建功立业、联络据点 |
3.2.4 学堂云集——叶荫故里、人杰辈出 |
3.3 庄市古镇的当代价值 |
3.3.1 甬商文化的空间遗产 |
3.3.2 民营企业家的精神摇篮 |
3.3.3 甬商集体的乡愁之源 |
3.3.4 甬商品牌的活力源泉 |
3.3.5 甬商故里的广泛认同 |
4 庄市古镇的整体保护探索:聚落式博物馆模型 |
4.1 聚落式博物馆的内涵 |
4.2 聚落式博物馆的意义 |
4.2.1 从单体建筑到整个聚落——凸显集聚优势,提高经济效益 |
4.2.2 从馆藏藏品到空间遗产——保留生长环境,整合地方资源 |
4.2.3 从静态观赏到参与互动——体现品牌效应,推动精神传递 |
4.2.4 从专业解说到当地居民——倡导公众参与,发挥主体作用 |
4.3 庄市甬商博物馆的建设体系 |
4.3.1 庄市甬商博物馆的发展优势 |
4.3.2 庄市甬商博物馆的建设理念 |
4.3.3 庄市甬商博物馆的建设模式 |
5 庄市甬商博物馆的展陈路径 |
5.1 融合甬商记忆场景的当代生活形态 |
5.2 展示甬商记忆主题的系列文化产品 |
5.2.1 “水乡街市记忆”产品 |
5.2.2 “民族工商记忆”产品 |
5.2.3 “薪火相传记忆”产品 |
5.3 演绎甬商记忆情节的叙事空间序列 |
5.4 传播甬商记忆形象的视觉符号系统 |
5.4.1 历史记忆地图 |
5.4.2 游览导视系统 |
5.4.3 交通工具设计 |
5.4.4 多媒体宣传 |
6 结语与展望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主要创新点 |
6.3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近代鄞东潘火桥蔡氏家族慈善公益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第一章 蔡氏家族的历史沿革 |
一、蔡氏家族概述 |
二、蔡氏家族的近代转型 |
三、蔡氏家族的近代形态 |
第二章 蔡氏家族的慈善公益事业 |
一、兴修水利 |
二、赈灾救荒 |
三、其他慈善公益事业 |
第三章 蔡氏家族与地方教育事业 |
一、建立义塾 |
二、创建幼稚园、小学 |
三、捐资兴办中学、职业学校 |
第四章 蔡氏家族的慈善公益事业评析 |
一、蔡氏家族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动因 |
二、蔡氏家族慈善公益事业的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十九世岘苔公墓志铭》(张之洞撰) |
二、《二十三世仁初公五十寿序》(聂其杰撰) |
三、《鄞县蔡君仁初墓表》(鄞县高振霄撰、潮阳陈运章书) |
四、《蔡君雨潮家传》(张寿镛撰) |
五、1921-1924年蔡氏旅沪同宗会会员题名录 |
致谢 |
(9)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 |
第一章 汉口金城银行的放款及纠纷概况 |
一、汉口金城银行的创设及其放款概况 |
(一) 汉口金城银行的创设及演进 |
(二) 汉口金城银行的放款及纠纷 |
二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的放款及纠纷缘起 |
(一) 汉口买办刘子敬及其产业情况 |
(二)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的放款 |
(三) 纠纷缘起: 刘子敬的破产及病故 |
第二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中华蛋厂的提单抵押纠纷 |
一、中华蛋厂纠纷案缘起 |
(一) 银行对中华蛋厂的放款 |
(二) 天津聚兴诚银行截留提单货品 |
二、金城银行与聚兴城银行关于提单蛋品归属的交涉 |
(一) 直接交涉 |
(二) 司法交涉 |
三、讼争与妥协: 中华蛋厂纠纷案的解决 |
(一) 关于执行“假处分”的诉讼 |
(二) 天津中国银行与地方洋行对此案的参与 |
(三) 提单蛋品的最终分配 |
第三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既济水电公司的房产抵押纠纷 |
一、水电公司房屋产权的归属纷争 |
(一) 刘辅堂遗业产权的归属问题 |
(二) 蔡刘惠卿与刘家关于房屋产权的分歧 |
二、汉口金城银行为保全抵押权的交涉与诉讼 |
(一) 清理刘子敬债款合同的签订 |
(二) 银行与蔡刘惠卿关于“假处分”的争论 |
(三) 银行对房屋抵押权的最终确立 |
三、收取水电公司租金之争 |
(一) 交地执行与收租主体之争执 |
(二) 水电公司房地价值的估定及租金分配方法的出台 |
(三) 意外的和解: 水电公司房产纠纷的结局 |
第四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抵押租产的租金纠纷 |
一、辅义里租户与汉口金城银行的分歧 |
(一) 房屋修葺与减租的诉求与欠租之间的矛盾 |
(二) 银行经租处与业主关于减租事宜的交涉 |
二、欠租讼案——以租户汉口聚兴诚银行为例 |
(一) 汉口聚兴诚银行欠租诉讼案缘由 |
(二) 聚兴诚银行欠租讼案之结局 |
第五章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抵押借款的清算 |
一、刘子敬借款产生瑕疵损失数额的清算 |
(一) 银行与刘府关于瑕疵账的交涉 |
(二) 借款应补足瑕疵帐目及计算瑕疵之标准 |
二、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借款的最终结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0)旅沪甬商钱业资本产生、积累及投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钱业资本问题研究 |
(二) 旅沪甬商投资经营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 钱业资本的性质问题 |
(二) 甬商 |
(三) 甬商钱庄、宁波帮钱庄、上海钱庄、宁波钱庄 |
第一章 旅沪甬商钱业资本的产生 |
第一节 主要方式 |
一、私营商业 |
(一) 群体总述 |
(二) 案例分析:李也亭 |
二、买办商业 |
(一) 群体分析 |
(二) 案例分析:刘鸿生 |
第二节 其他方式 |
一、从事金融业 |
(一) 群体总述 |
(二) 案例分析:秦润卿 |
二、从事工业所得 |
第二章 旅沪甬商钱业资本的积累 |
第一节 货币兑换业务 |
一、宏观分析 |
二、微观分析 |
(一) 埠际银两汇兑 |
(二) 埠际银洋汇兑 |
第二节 拆借业务 |
一、同业拆借 |
二、钱庄与银行的拆借 |
第三节 存款业务 |
一、宏观分析 |
二、微观分析 |
(一) 私人存款 |
(二) 工商业存款 |
(三) 同业存款 |
第四节 投机活动 |
一、银拆投机 |
二、洋厘投机 |
三、空盘交易 |
第三章 旅沪甬商钱业资本的投放 |
第一节 挹注商业 |
一、宏观分析 |
二、典型行业微观分析 |
(一) 茧业、丝业与绸业 |
(二) 棉业、花业、布业与纱业 |
(三) 米业、茶业、糖业 |
(四) 沙船业 |
(五) 房地产业 |
第二节 挹注工业 |
一、宏观分析 |
二、微观分析 |
(一) 购买阶段:阜丰面粉公司 |
(二) 生产阶段:申新六厂 |
第三节 挹注金融业 |
第四章 旅沪甬商钱业资本流动的影响 |
第一节 对金融业的影响 |
一、甬商钱庄的繁盛与甬商钱业家族的形成 |
二、上海钱业的繁荣 |
三、以钱庄为媒介的资金融通 |
四、以钱庄为结点的多层级钱业网络 |
第二节 对工商业的影响 |
一、优势明显的工业 |
二、新旧并存的商业 |
三、工商业的并举的发展形态 |
四、钱业与工商业的良性循环 |
第三节 对甬人的影响 |
一、甬商群体的崛起 |
二、甬商钱业的集团化 |
三、旅沪甬人群体的形成 |
结语 |
附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宁波帮与湖北近代工商业(论文参考文献)
- [1]外来资本的流入与近代汉口经济(1861—1927)[J]. 罗翠芳,丁佳佳,张恒品,杨钰琦,任嘉莉. 武汉学研究, 2021(01)
- [2]近代转型时期中西新兴商人资本“角色”比较[J]. 罗翠芳. 江汉论坛, 2021(10)
- [3]严信厚研究[D]. 吴健.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4]近代安庆商业研究(1840-1938)[D]. 邓妍妍.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5]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D]. 王琼.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6]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D]. 陈添翼. 河北大学, 2020(03)
- [7]基于甬商记忆的庄市古镇当代价值及保护研究[D]. 周益赟.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8]近代鄞东潘火桥蔡氏家族慈善公益事业研究[D]. 唐凯艳.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9]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D]. 张茜茜.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旅沪甬商钱业资本产生、积累及投放研究[D]. 蒋思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