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原则在会计业务中的应用

一、谨慎原则在会计业务中的运用（论文文献综述）

李靖^[1]（2021）在《企业会计实务中的谨慎性原则及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过渡期,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在不断加强,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使得企业会计操作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审查、核算、检验环节的风险加剧,最终影响了企业会计实务效果。基于此,在核算环节要应用谨慎性原则,以减少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风险。文章主要阐述谨慎性原则的意义和作用,并对当前企业会计业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策略。

宋玲玲^[2]（2020）在《论谨慎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运用》文中指出会计基本准则中的谨慎性原则要求会计人员在处理会计事务时,既不能高估资产和收益,也不能低估负债和费用。那么关于高估、低估的具体衡量标准,准则只给出了方向却没有明确制定一个指标,这就导致会计人员在实务中运用谨慎性原则时,存在谨慎性不足或者谨慎性过度的现象,给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带来困惑。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市场规程变得更加规范,市场竞争却越来越激烈。谨慎性原则如果运用的不好,就可能失去市场机会或触犯市场规定,这就需要会计人员把握好谨慎性原则这个度,灵活地结合外部环境,运用好谨慎性原则。

钱俊成^[3]（2020）在《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文中认为资产管理是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通过现行法和政策来规范该行业。但实践中,资产管理已经沦为“影子银行”的重灾区,具有极高的金融风险。同时,由于该行业中信义义务的长期虚置,导致资产管理人在财富管理的过程中或忽视、或逃避、或违背信义义务,使投资者投资本息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一方面为众多家庭的生活蒙上了“阴霾”,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出于预防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建成和谐社会的目的,监管机构于2018年4月联合颁行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它标志着我国资产管理法律规制改革的正式启动。但令人遗憾的是,本轮改革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目的,侧重于通过“表外业务”等方法将资产管理人的风险转嫁于投资者。但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与“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要求背离。同时,该种做法欲从根本上抵御金融风险的意义甚微,只能延缓它的发生。原因在于投资者是金融行业的命脉,而对信义义务仍然虚置的资产管理必将因此失去投资者的信任。为了解决投资者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但又缺乏有效保护的现实问题,为了缓和金融风险控制和私益保护的冲突,为了资产管理行业的稳健发展,因而需要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作专题研究。概言之,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倒逼下的理论研究,它着眼于对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金融法中一些基本概念并非是对金融现象的简单映射,而是承载着确立特定金融领域中各种权限配置的功能”。应当注意到,资产管理发轫于普通的民事活动,逐渐演变为特别的金融业务,其在当下的我国正朝着“代客理财”本质的回归。并且,在对我国资产管理历史脉络、现行法和政策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四个方面的法律和法理缺陷造成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虚置:一是信义义务的法理不清,导致负有信义义务的资产管理人的范围模糊;二是我国当前法律制度下的信义义务仍停留在英美法系那种松散的“义务束”状态,缺乏应有的内在逻辑,造成学者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各执己见,不能形成系统的、可依照执行的、统一的具体规则;三是上述两个问题致使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不清,难以有效规范业务行为和有效指导司法实践;四是上述三个问题还可归结于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在立法上缺乏整体设计,使“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难落实处。针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信义义务本身的来源、功能、性质,然后分析其内在的构成要素。在明确了信义义务的内部构造后,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清晰,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触发。从本源上看,信义义务产生于实质的信义关系,是对信义关系下当事人所订立合同不完全性的补充,因而信义义务是一种“填补性”规则。换言之,对于某个具体的受信人而言,其是否负有信义义务需要考察“施信人”的自我保护状态和替代性保护方案。从功能上看,信义义务产生的要旨在于对受信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的规制,从而调整当事人之间基于信任建立起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性质上看,信义义务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不同于合同的约定义务,不能被当事人协议约定而排除,在规范受信人行为方面具有刚性。然后,分析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即在同其他法律关系相区别的角度探讨信义关系的特征,从信义义务的内部视角确定其构成要素。主观上的信任与客观的信任状态,实际上解释了信义义务产生的逻辑与要求。前者明确了受信人与“施信人”之间应具备的信任基础,是信义义务内在构成的起点,后者则在客观上赋予了受信人处理事务之能力,成为信义义务中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有力地解释了由“委托——代理”关系、“信托关系”构成的资产管理中的信义义务产生。也就是说,对于以信托展开的资产管理而言,资产管理人自然负有信义义务,这是由信托本质决定的。但对于以“委托——代理”形式展开的资产管理,则需要判断资产管理人究竟是否被投资者施以主观上的信任,以及是否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只有既存在主观上的信任,也具有充分自由裁量权时,资产管理人才负有信义义务。另外,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产生逻辑也可以帮助解决资产管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例如通过对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中要求禁止通道业务及刚性兑付作出解释,从而真正明确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核心内涵与外延,更好地规范资产管理人行为,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范体系。接着,资产管理人要正确履行信义义务,离不开信义义务内容的完备。也只有完备的信义义务内容,才能发挥法的指引作用。然而,我国无论《信托法》《公司法》还是《资管新规》,对信义义务的内容规定都过于原则性或者粗糙,难堪大任。这也是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长期虚置的核心原因。要针对中国现状和资产管理人所处的特定交易结构制定细化的、可落实地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首先依赖于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该标准的构建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落实:一是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能否纳入到信义义务中来;二是信义义务内容间的逻辑梳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的归属。然后,根据前述界定标准,可以有效厘定中国法下作为特定受信人的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并将英美法下松散的“义务束”归类,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三是鉴于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内容的差异从根本上还应取决于投资者的区别,故将投资者作合理地类型化区分,并由此分析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异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对“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的具体落实;最后,分析资产管理人在履行信义义务时应达到和满足的客观标准,这是出于对“法不强人所难”的法的价值的考虑。即使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也需要有具体的义务规则可供执行;违反信义义务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的,亦需要法的救济。应当注意到,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两者在原理上是相通的:都是违反了信义义务期待的资产管理人应达到的第一性义务标准,由此所导致的第二性义务。同时,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对投资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对受托财产的责任。前者是要求资产管理人对财产进行管理,所产生的收益必须交给投资者。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者的意思是资产管理人在资产管理中管理受托财产不当致使财产遭到损害或者损毁,资产管理人对受托财产负有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根据救济途径的区别,投资者的救济权包括两类:既可能是对物的,也可能是对人的。最后,由于我国《信托法》在移植过程中的“异化”和资产管理业务“法律关系认定的多样化”,造成现行《信托法》难以承载统一规制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使命。因此,借鉴域外典型的立法路径,探求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路径就显得非常必要。分属两大法系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规范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则为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综合考虑下,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则应当以体系化的思路来考量,需要多个位阶的法律法规进行共治,形成一个“基础法律+监管法规+自律规则”的系统化规则体系。即以《民法典》为指导,《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框架,金融监管法规予以细化,自律规范进行补充。于其立法,可以采取一种阶段式、渐进式的立法策略。另外,在确定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模式后,还需要进一步落实信义义务的框架构建。这更好地为实践中问题的解决画上了句号。

杨守敏^[4]（2019）在《谨慎性原则在单位运用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单位日常经济业务处理过程中,运用谨慎性原则可合理控制收入和费用,提高单位经营成果的质量。本文从谨慎性原则的涵义出发,阐述了其在会计实务中的具体应用,分析了其优缺点,并就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合理应用提出建议,对各单位合理运用谨慎性原则提供了参考。

孙蕊^[5]（2019）在《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会计重要性原则,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制约和指导着企业会计实务工作。相比于谨慎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等其它会计原则,重要性原则应用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判断特性。但会计理论界对会计重要性一直缺乏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近些年来,国际会计权威组织开始关注会计重要性问题。2011年,欧洲证券市场机构（ESMA）发布了《财务报告中关于重要性考虑》的咨询文件,在界定重要性术语,主要信息使用者特征以及财务报告目标的基础上,重点针对会计政策、中期报告、附注披露等涉及重要性判断和决策的问题的考虑因素设置征求意见。为了提高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IASB在2015年发布了《IFRS实务声明:财务报表中重要性应用的征求意见稿》。同年,FASB也发布了有关于“重要性决定”（Materiality Determination）的一系列概念框架修订项目征求意见稿;2017年,为使得公司管理层在财务报告信息编制方面更好地运用重要性判断,IASB制定并向公众发布《作出重要性判断的实务声明2》（Making Materiality Judgements:Practice Statement 2）。这一系列项目或声明反映出西方会计组织对重要性原则应用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在完善重要性概念、尝试制定相关非强制性实务指引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我国目前仅将重要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一纳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尚未制定关于会计重要性及实务应用方面的准则、解释或指引。随着近些年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步伐加快,以及企业经济业务和资本市场环境日益纷繁复杂,我国亟待对重要性原则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而且这对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保护都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是基于“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化—重要性基础理论构建—重要性判断及框架理论构建—重要性应用的实证检验—重要性应用指引制定建议”的研究脉络,按研究内容和性质不同可大致划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梳理和评述了有关重要性及判定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并阐述了后续核心内容探讨的理论基础。第二层次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详细阐述了会计重要性思想的产生、应用与演化。第三层次是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尝试分析并建立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判定的概念理论框架;这其中又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会计重要性概念及作为信息质量特征特征的解析和重构,第二部分是探寻影响重要性原则应用的内外部环境,第三部分是尝试分析重要性判定机制和判定标准,以及建立会计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第四层次是重要性概念应用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自愿性重述和财务报告舞弊两个视角,分别检验关于错报重要性评估和内控缺陷定量重要性标准设定对管理层行为的影响。第五个层次是分析我国建立应用指引的必要性和提出设计建议。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及相应研究结论按照次序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七个方面:第一,采用历史演进和制度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梳理自古代簿记时代、近代会计时期和现代会计时期三个不同阶段重要性思想在会计中的应用和演进,并分析了会计重要性思想历经“自生自发性秩序—会计惯例—正式会计制度”的制度演化路径。会计重要性应用的演进过程是具有内在规律性的:首先,会计重要性思想运用与演化深深根植于一国经济社会制度与商业环境变迁,因而对重要性原则的应用和把握不能忽略社会发展与会计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控制活动,恰如其分地应用重要性原则可以提升会计信息处理效果和质量,有利于细化会计核算和收益计量,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最终提升企业业绩;此外,重要性的应用囿于会计目标的发展变化。第二,通过比较分析会计重要性现有的不同定义发现,目前的重要性基本定义涵盖视角和可理解程度较低。在定义基础上,总结了重要性的概念特征可分解为三个维度:基于特定主体背景、信息使用者导向以及依赖于专业判断。结合重要性特征,并借鉴西方哲学价值理论、经济学效用理论等,对重要性相关概念进行重构:在本质属性和概念内涵的认识方面,会计重要性可以被表述为:基于特定主体环境下,是一种为满足主要信息使用者决策需要为导向的价值判断,在会计信息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等程序发挥着制约和行动导向性作用;普遍运用形式反映在会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评估财务报表项目或事项等信息的错漏报是否会对财务报表整体表述造成重大影响。第三,阐释和分析了影响重要性原则应用的内外部环境。在宏观文化环境方面,一国会计文化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重要性水平评估和应用。树立良好的会计价值观可以通过二次投射作用,激励和驱动会计人员按照会计标准规范来施行会计工作,使得会计制度和会计信念刚柔并济,共同影响着他们对重要性原则的运用。我国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的最主要目标是保证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此种环境对会计人员作出合法合规的职业判断起到强有力的约束和引导作用。而且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其对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的最大影响是企业价值创造和传递方式的变化,使得投资者、债权人、监管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关心的会计报表信息发生改变,这进一步又对会计信息重要性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企业内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为财务报告编制中重要性应用提供了内部制度保障,一定程度上约束指导着管理当局决策行为。第四,探讨了重要性判断标准、机制和特征,借鉴西蒙“有限理性”理论,本文提出提高重要性判定质量的途径是加强程序理性,减少三类程序非理性偏差。优化重要性判定的质量,就需要加强规则理性,减少规则的不完备性;在加强认识理性过程中,首先要通过学习和实践训练以弥补会计判断人员的“知识差”,借助于判断和决策辅助工具,弥补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行为理性约束方面,为避免严重的行为非理性造成的重要性判定偏误,需要制定严格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并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以保证管理层以及相关会计人员能够作出客观公允的判断。基于对重要性判定理论的探讨,构建了财务报告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第五,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重述公告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报表错报重要性程度对管理层财务重述行为意愿的作用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更倾向对于数量和性质重要性程度均较低的财务报表错报进行自愿性重述;相反被监管部门责令要求更正的公司财务报表差错的数量和性质均较严重;进一步发现若上市公司前一年度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会减弱错报数量重要性程度对自愿重述的影响。第六,基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制度及重要性标准设定的相关理论,考察了2011-2017年度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首次设定未变更的内控缺陷重要性定量标准对后续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设定重要性定量标准的上市公司中,其首次设定内控缺陷重要性水平越低,则发生后续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这种情况在非国企、两权分离度较高、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和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公司中显着。结论支持了上市公司管理层很可能存在利用重要性标准的自利动机这一路径。第七,基于重要性及判定的理论构建及实证检验,分析了我国制定重要性应用指引的必要性。我国会计准则的原则导向性决定了在实务中具体应用重要性时,更多依赖于会计职业判断:其一,会计准则执行、重要性职业判断和建立应用指引三者之间是存在双向逻辑互动关系的。其二,重要性应用指引的建立,一定程度会提升不同利益相关者关于财务报表重要性应用问题的共同知识比重,有助于共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其三,会计重要性本质上是原则导向的价值判断,制定相关方“共识性”的应用指引可确保职业判断中隐性知识得到有效传递。设计应用指引需遵循目标导向原则、差异性规定原则以及程序表现原则。最后在应用指引设计的主体内容、重要性判断的整体程序以及应重点明确的警示类条款三个方面提出相关设计建议。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会计重要性基本理论的系统研究。基于严谨的规范性理论分析,融合管理学、经济学和哲学视角的相关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会计重要性概念本质是一种价值判断,从而得出了有异于以往研究的观点。并对比分析重要性在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的定位,提出满足重要性信息质量特征的充分条件。以上创新点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重要性原则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第二,会计重要性判定的理论研究。重要性判定是会计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点,国内鲜有关于这方面的相对系统的理论探讨。本文在分析会计信息重要性判定特征,数量、质量判断标准,以及判断机制的基础上,从加强程序理性、减少程序非理性偏差这一视角,提出了提升重要性判断质量的路径,并尝试构建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以上创新之处可为会计人员在编报财务报告信息过程中更好地作出重要性判断提供一定理论指导,并对制定我国重要性应用指引提出设计建议。第三,会计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化的探究。基于制度演化经济学视角,梳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会计时期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进过程,总结了重要性思想运用与演进的三大规律。其创新之处在于从历史演进、会计技术和理论发展的层面,探索重要性思想的产生及其演进,这可以认为是对会计重要性系统、深入研究的一个逻辑性起点。第四,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重要性应用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实证研究。在实证检验报表错报信息重要性判断对自愿性财务重述影响时,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我国上市公司以重大事项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的差错更正公告中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国内鲜有文献探索关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自愿重述行为和错报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具有一定创新性。第五,在探讨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定量水平设定与财务报告舞弊关系时,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制定内控缺陷认定的重要性定量标准是否具有治理作用,以及内外部治理环境对上述两者关系的影响。创新点在于,以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都聚焦于审计师对重要性判断的研究,很少从管理层视角来探究对于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标准设定与自利动机之间是否存在显着关系,这对验证重要性定量标准的执行效果以及如何完善内控缺陷重要性标准具体设定方面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郭菁菁^[6]（2019）在《中国西部地区上市公司与北上广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实证比较》文中指出上市公司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有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吸纳资金,吸引和培养人才,以及推动创新技术的发展等方式参与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去,公司的持续经营将影响当地宏观经济发展。同时,上市公司的稳健运行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在保障税收、发展产业、解决就业方面具有促进作用,上市公司的财务稳健性是上市公司健康发展,持续经营的重要保障。因此,研究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有助于衡量其财务健康状况,并且对地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目前中国西部十二省上市公司数量达445家,北上广上市公司数量达1104家。北上广地区上市公司处于相对发达的经济环境中,而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处于相对欠发达的经济环境中。通过研究上市公司稳健性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稳健性差异和经济后果,可以为两地公司会计财务系统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北上广地区上市公司和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稳健性,衡量其财务健康状况,并为企业在其实践过程中如何增强稳健性以及应用稳健性原则指导财务系统的建设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可行建议。在本文研究过程中,采用了 BASU模型以量化的指标衡量了所研究公司的财务稳健性以及通过对BASU模型系数的讨论评价了财务稳健性在企业生产和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采用分类随机取样法,以北上广地区和西部地区共40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本文从东方财经Choice数据库获得上市公司分省代码,并据此从CSMAR数据库检索获得相关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本文在分析21个财务指标的基础上,最终在BASU模型中引入三个关键指标,销售现金比率,净利润增长率,和流动比率,从而分析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和盈利质量,会计稳健性和盈利水平,以及会计稳健性和风险水平的关系。在构建关于公司财务稳健性指数并涵盖企业现金销售比率,流动比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的BASU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会计稳健性和公司盈利水平,盈利质量,以及风险状况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第一,中国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强于北上广地区上市公司。第二,北上广地区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与其盈利质量成正比,但西部地区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与其盈利质量成反比。第三,在盈利水平和风险水平方面两地企业表现没有显着差别,会计稳健性和两地区企业财务报表所表现的盈利水平负相关,会计稳健性和企业财务报表所表现的风险状况负相关。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第一,由于会计稳健性和企业财务报表所体现的风险因素存在负相关,北上广上市公司应当从优化其资产结构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升会计稳健性以防范风险;第二是由于会计稳健性的增强存在低估企业财务盈利表现的可能性,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应当在实践过程中处理好会计稳健性和其它会计原则的关系以及更加关注资产和盈利质量以减少增强会计稳健性可能带来账面盈利状况低估或者融资成本提高等问题;第三是,管理层和财务人员应提升专业素养,政府应加强检测,从而实现上市公司合理应用财务稳健性以提升盈利质量的目标。

代炜戈^[7]（2018）在《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应用探讨》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会计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应用历史为切入点,客观分析了谨慎性原则在会计业务中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关应用建议,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王宁宁^[8]（2017）在《论谨慎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谨慎性原则是会计核算中采用的重要原则,要求会计人员在遇到某一会计事项的时候,在不影响真实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采用不高估资产和收益、不低估负债和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谨慎性原则的运用体现在了企业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全过程,要求会计报告尽可能提供真实全面的会计信息。本文就谨慎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张露茜^[9]（2017）在《会计谨慎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与建议》文中指出现如今,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企业的会计工作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会计谨慎原则已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但这一原则一直有着较多争议,会计谨慎原则虽能解决企业高估资产,虚增利润等等问题,但同时也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具有两面性。正确的掌握和使用会计谨慎原则是会计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将对会计谨慎原则的重要性以及在会计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此提出相关建议。

杨佩毅^[10]（2017）在《谨慎性原则在新会计准则中的运用》文中指出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会计所处的客观风险也越来越高,从而使谨慎性原则的应用成为必然。本文对谨慎性原则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应用情况进行阐述,探讨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谨慎原则在会计业务中的运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谨慎原则在会计业务中的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会计实务中的谨慎性原则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2）论谨慎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3）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谨慎性原则在单位运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西部地区上市公司与北上广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实证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7）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应用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8）论谨慎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9）会计谨慎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与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0）谨慎性原则在新会计准则中的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四、谨慎原则在会计业务中的运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会计实务中的谨慎性原则及应用[J]. 李靖. 当代会计, 2021(05)
• [2]论谨慎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运用[J]. 宋玲玲. 会计师, 2020(20)
• [3]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D]. 钱俊成.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4]谨慎性原则在单位运用分析[J]. 杨守敏. 今日财富, 2019(22)
• [5]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D]. 孙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6]中国西部地区上市公司与北上广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实证比较[D]. 郭菁菁. 西安理工大学, 2019(01)
• [7]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应用探讨[J]. 代炜戈. 纳税, 2018(11)
• [8]论谨慎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应用[J]. 王宁宁. 河北企业, 2017(09)
• [9]会计谨慎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与建议[J]. 张露茜. 商场现代化, 2017(15)
• [10]谨慎性原则在新会计准则中的运用[J]. 杨佩毅. 时代金融,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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