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商周疆域的主要特征

一、试论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主要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张芮^[1]（2020）在《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文中认为夏作为中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王朝,因史料稀缺又无直接证据证明其真实存在,所以相关的历史在学界争论颇多。但是夏史研究对于构建中国早期文明,明晰中国从文明起源过渡到国家阶段的发展历程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夏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都曾参与夏史问题的讨论,詹子庆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詹子庆先生（1937—2019）作为老一辈的先秦史研究者,先秦史学会创始人之一,曾发表了一系列与夏史相关的论着,在夏史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如詹先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认为夏是真实存在的,目前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就属于夏文化;夏族起源于豫西地区;夏王朝建立后,势力范围逐渐向四周发展,形成豫西、晋南两大中心统治区域,但其势力影响则远超这个范围;夏王朝已具有若干国家特征,如刑法、军队、职官等,故可称为早期国家;夏王朝的物质生产与文化也有较大发展,其中农业、青铜冶铸业、手工业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詹子庆先生的这些观点,基本代表了学界夏史研究的主流意见。除此之外,詹子庆先生的治史方法,如唯物史观、多重证据法、释古、通业意识等,也为学者研究夏史乃至先秦史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通过阅读詹子庆先生的着作、学术论文、书评感悟等,探讨了詹先生关于夏史的一些观点以及相关的治学方法。并通过对詹子庆先生夏史研究的梳理,一方面丰富和扩展了国内夏史乃至先秦史研究学术史的内容,另一方面借助对詹先生夏史研究方法的总结,折射出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门径,为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借鉴。

王文轶^[2]（2020）在《先秦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性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是建构和完善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途径。先秦时期是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本文整体上以传世典籍、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为线索,借鉴和综合运用了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素有争议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属于“早期国家”或“酋邦”两种主流观点）予以了多维度的比较观察;分别从“早期国家起源模式”和“早期国家形态”两个层面,对考古和文献资料相对丰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孤竹、东胡（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社会演进情况及其早期国家类型予以了专题研究。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按研究对象的文化关系、年代顺序等,共分为四章。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具有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红山文化是该区青铜时代到来以前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学界基本认同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已步入了较为复杂的不平等社会,一般将其视作早期国家的“古国”,抑或是前国家社会的“酋邦”。这就意味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辽西地区早期国家发端的判断。对此,本文以“酋邦”与“早期国家”概念的内涵、特征为指导,先后以祭祀遗址、聚落、玉器等为主要观察对象,分别解析了祭祀中心和中心聚落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现象与社会等级结构,及其玉礼所反映的礼制雏形与“神圣化”特点;从陶器、玉器手工业方面入手,探究了其专门化社会分工及所反映的再分配机制问题;通过对牛河梁墓葬群等级结构和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的分析,论证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权力的神权权威。其中,社会分层和礼制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权力鲜明的神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仍属于酋邦阶段,而未进入阶级社会。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形态的考察则以演进轨迹的动态变化为视角。起源模式部分主要借鉴了考古学的分期研究成果和“中心聚落形态”理论,以该考古学文化的自身发展序列为线索,探究了其“普通聚落—环壕聚落—城”的演进过程,及其聚落集群分布和山顶型祭祀场所出现为标志的“酋邦”特征。并且,以大甸子墓葬和城址等考古资料为基础,分别从社会等级与阶层分化、军政化礼制、城址结构与军事防御功能,以及筑城与阶级、社会矛盾冲突等角度,分析了该文化晚期阶段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早期国家形态部分,首先辨析了“邦国”与“方国”的联系与区别,疏证了中国历史上邦国联盟型方国的史实,重点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址和聚落址为载体,解构了该文化晚期阶段的“中心城邑—城邑（城邑群）—鄙邑”的邦国形态,并从城址流域集群分布、防御体系和祭祀中心城的角度,分析了其邦国联盟型的方国结构与特征。关于孤竹早期国家的研究,同样分为“起源模式”和“国家形态”两大部分。起源模式部分以相关文献典籍记载和卜辞、金文材料为基础,从商周内外服制、分封制的角度,缕析了孤竹与商、周关系的变化及其“辟纣”北迁的历史背景,进而比较了孤竹在成为殷商诸侯国前后社会形态的改变。在国家形态部分,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爬梳,重点考证了孤竹在商周之际的迁都情况及其都城地望与疆域的变化,并以此说明孤竹都、国同构的特点,即“都邑型邦国”。在对东胡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的讨论中,通过对相关史料价值的辨析,以山戎、燕地、燕国等为参考坐标,厘定了东胡的族属、起源与地理分布问题,并从存续时间、人种构成、经济形态、族群演进等角度,进一步补充和夯实了以往学界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为东胡观点,从而建构了本文关于东胡讨论的时空框架和资料基础。早期国家起源部分则打破了东胡始终为氏族部落社会的传统命题,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论证了西周时期东胡酋邦社会的形成,以及重点讨论了春秋时期东胡社会所出现的阶级分化现象和强制性权力特征,将东胡早期国家建立的时间下限确定为春秋早期。并且,从王权、疆域、军队与战争三个维度,补充了战国至秦汉时期东胡为国家社会的标志。另外,没有筑城是东胡社会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孤竹的重要区别。故而,本文在对其国家形态展开研究之际,援引了民族学的“部族”概念。鲜卑、乌桓不仅是东胡部族集团的两大成员,而且鲜卑、乌桓、契丹作为东胡后裔的主要代表,其类似的部族制“文化基因”也印证了东胡立国的部族制基础,进而以“部族型国家”来区别以“城”为重要标志的都邑型邦国和邦国联盟型方国。同时,“各有分地”是部族形成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集团向地缘关系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血缘关系并未被完全取代,且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东胡的部族国家也仍然属于早期国家阶段。

杨永生^[3]（2019）在《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文中提出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管理制度。方伯是区域邦族之长,方伯制是王权对方伯的管理制度。从方伯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关系来看,方伯经历了由外入内、逐步被吸纳到早期国家体系之中的发展过程。早期方伯是由区域邦族通过征服、联姻和公共事务治理的需要自然成长起来的。以西周分封制为节点,周人建立了以亲戚故旧为主的封建方伯,方伯被纳入早期国家臣僚体系,带有地方政权色彩。春秋以降,方伯逐步转变为霸主,传统等级化贵族分权体制逐渐向秦汉集权帝制发展。本文以传世文献、出土材料、考古学材料的多重互证为主要史料分析方法,以制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视角,依照时间发展的顺序,采取长时段研究与专题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的发展演变,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论述:其一梳理商周方伯的历时性发展,分析方伯由早期方伯到封建方伯的演变;其二探讨周代封建制下方伯制与相关国家管理制度的互动关系;其三探求商周方伯与方伯制在东周思想观念中的影响。本文除绪论介绍选题依据、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结语总结全文基本观点、升华讨论并对未来研究提出设想之外,以商周方伯及方伯制发展演变的基本时间顺序,分成四个章节。第一章是对商代方伯与方伯制的讨论,主要分析晚商时期甲骨卜辞所见方国、方伯的发展及商代王权对方伯的逐步管理。本章以“方”字含义为讨论的起点,通过对比“方”、“邦”、“国”等相近政治概念的异同,认为“方”是在血缘、文化等方面具有排他性特征的人群集合,从而为对方国及方伯讨论奠定了基础。以卜辞中特殊称谓“某方某”为切入点,通过枚举的方式对相关称谓进行梳理,指出方国内部存在不同层次、不同政治倾向的族群集团,方伯便是方国内部族群整合的结果,为探究“方”到方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商末出现了对方伯进行管理的方伯制的雏形,商人建立了以武力为基础、以册命为表征、以婚媾为怀柔手段、以维护王权为根本目的的方伯制。这一制度并不成熟,往往成为方伯扩充力量的手段。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是对周代方伯与方伯制的探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二章主要是对周代方伯的讨论。通过对文献、金文的爬梳,分析周代“方”、“伯”的不同身份,指出在周代称“方”者中未见明确的“方伯”称谓、在称“伯”者中只有“南申伯”一例可作方伯之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西周主要封国受封情况的梳理,指出在西周封国中存在赐土、赐民人及职事上的不同层级。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判断周代方伯的三条标准:在职事上有对区域邦族的监管与保卫之责、在受封时有人口和土地的额外赐予、享有较高的地位。在此标准之下,得出周代方伯的三种不同类型:王官伯、外服有区域监管和防御权的诸侯、异族方伯,从而为周代方伯及方伯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春秋以降,方伯各有发展,逐步转化为春秋霸主。第三章是对周代方伯制的专题研究。通过分析盟会制、命卿制和军制三种与方伯制有交叉关系的国家管理制度在西周春秋时的发展演变,展现出方伯制在这一时期的不同侧面。盟会制是方伯参与政治运作的重要途径。在西周助祭盟会中,方伯主要负责监督周遭邦族助祭贡物的交纳,并在盟会中率领相应邦族朝见天子。至春秋时,霸主所主导的盟会一方面重申了西周时的遗风美政,另一方面增强了霸主的实力。命卿制是王权对方伯的主要控制手段。西周时的命卿制即是天子对方伯的军事辅助,也是对方伯军事力量的掌控。命卿具有王臣和公臣的双重身份,其受命于天子,管理方伯军队,是王权在方伯中的代表。由于命卿制的不成熟性,自西周中晚期始,命卿逐渐丧失了王臣的地位,至春秋时,命卿制虽尚有流风余韵,但已无法起到控制方伯的作用,名存实亡。随着命卿制的变化,方伯军队的军事领导权也经历了天子—方伯—公卿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大夫—士—庶人的基本兵员阶层,这是西周春秋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的表现。第四章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东周思想文化中的方伯与方伯制。以《礼记·王制》、《周礼》为代表的礼书,保存了很多上古三代方伯制的旧迹,但也带有理想化制度设计的色彩,是战国儒者以托古言志的方式对动荡时局提出的解决方案。而史家则以史着的形式参与到战国时期的“王霸之辩”中。清华简《系年》以“周亡”概括两周之际的变局,轻王室而重方伯,轻礼而重力,反映出史家对战国政治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也是史家对未来提交的一份答卷。本文通过对传世文献、卜辞、金文及出土简帛的详尽爬梳,结合前贤时哲的相关论述,点面结合,不惟对传统封建制相关问题钩深致远,从封建、盟会、命卿、军制等角度梳理了商周方伯制的基本发展脉络;更建立了一条对卜辞、金文、文献中不同内涵“方伯”的合理解释途径。

张乃夫^[4]（2017）在《殷商外交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交是历代王朝统治事务重要组成部分。殷商王朝作为先秦时期一个延续500余年的重要王朝,外交活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殷商时期外交制度史,对认识殷商王朝与周边方国间关系、殷商国家政权、机构形式,乃至我国古代外交制度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尝试从历史学、社会学及外交学的视角,以古籍文献、甲骨卜辞、考古出土材料等为依据,结合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殷商外交制度史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主要就殷商时期各方国邦族地理位置,殷商时期外交对象,殷商时期外交的决策、执行与机构设施、工具,殷商时期外交的主要形式等诸方面做了详细地考察。同时,证实了殷商时期存在外交的必然性,以及殷商时期处于方国联盟向分封制过渡阶段。最后,结合殷商时期外交方式——会、朝、贡、册封、和亲以及外交活动的礼仪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殷商外交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特征。进一步得出了殷商外交制度三个特点:原始性、不稳定性、非平等性。

孙华^[5]（2016）在《安阳时期商朝国家的政治版图——从文化分域和重要遗存的角度来考察》文中提出随着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材料的大量积累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以及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中国中心地区及其周边从公元前2000年到秦统一（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学材料的排序、分期、编年和各种遗存彼此间的关系等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研究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对考古材料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他们逐渐开始综合其他方面所获得的信息,试图透过考古材料本身来观

孙俊^[6]（2016）在《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文中指出本文从地理空间视角,结合史料和考古材料,以质性研究为主轴而辅以量化证据研究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并考论二者在空间上的相互匹配与表里关系。族群演进空间格局首先考虑西南土着群体的演进,其时段在战国秦汉时期。在对蜀国族群、蜀西族群、巴国族群等族群及局部“徼外夷”二十余个见于史料的族群来源、分布、迁徙、融合方向及部分群体的演进状态作了具体的考论基础上,分析了战国秦汉间西南土着族群演进格局主要包括:（1）西南族群总体上处不断复杂化态势,主要表现于中原族群、东南群体、域外群体的迁入,也有不少群体融入到其他群体中;（2）西南族群的分布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同一族群的迁徙及同一区域族群结构的变化两方面,绝大部分族群曾发生较大规模的迁徙或融合,蜀西、峡江、滇西是族群结构变动最频繁的区域;（3）族群空间演进（不是演进空间）具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演进相似的板块与走廊相间特征;（4）族群演进就其主要的推动力而言当是秦汉帝国的建构并西南族群间的互动造成的,间有二者“合力”的因素。所得族群格局以战国末、汉末为时间截面示之于附图。族群演进空间格局其次考虑自战国末汉族移民对西南族群格局的影响,具有可识别的汉夷格局则是在秦时形成的。考古材料表明了秦汉西南汉族的来源有汉族移民和土着汉化两种类型,土着汉化又与汉族移民数量及时间长短有关。就汉族格局和“汉夷”格局而言,史料并考古材料表明汉末西南地区的汉族格局可识别为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及对应的“汉夷”格局区。此二格局的形成表明了在秦汉间西南族群因汉族的分布而导致了明显的族群结构演替过程,其演替的程度可以用汉族的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来排序,密集分布区演替最为明显,分散分布区有演替的趋势,但零星分布区则达不到“演替”的程度。就“汉夷”关系来说,演变最明显的应当是蜀地,秦并巴蜀后的蜀侯被杀等事件表明了秦并巴蜀初期对蜀人具有相当的军事监控,尔后则演变为长江沿线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连续分布。与之有差异的是,西南夷地区迟至汉末也没有形成线状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分布,盐井的“合约”不开发,及南中官府、大姓、土着群体三种力量的并存,局部地区汉夷墓的并存并有交错等,均表明了西南夷地区羁縻之制的长期有效存在。族群格局的变动与族群地理观念的变动互为表里,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受“五方格局论”的影响但也因时而有相当的弹性和变化:夏商时期,西南族群身份或夷或蛮,巴蜀地区在政治上具有区域性质而无疆域的性质,在中九州中其土“下”;商末周初,西南族群身份上或“西土之人”或“西土之君”但非侯,巴蜀并其余地区政治性质和族群环境意象与夏商相似;战国末秦汉时期,汉族始大量进入西南地区,巴蜀脱离夷的身份,以巴蜀为地望出现“西夷”“南夷”合称的“西南夷”身份,政治上西南地区已具有疆域的性质,但呈现了西南夷地区在在一统国家观念中独特的“三方”定位及本身独特的政治、族群身份并族群环境意象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以汉末为时间截面,西南族群地理观格局可作多文学多稻田区、少文学少稻田区、无文学无稻田区、俗妖巫或环境恶劣或有“怪物”区的区分,反映了在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族群环境意象三个层面上均具有“中心-边缘”模式的存在。在族群演进空间与族群地理观念关系层面上,以汉末为时间截面,客观的族群演进格局与主观的族群观念格局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二者的形成表现于具体过程中或因族群格局变动而导致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含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和族群环境意象或其中任一格局,下同）的变动,或因族群地理观念格局的变动而导致的族群格局的变动,又或二者有交叉的案例;因此,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不仅都反映了族群演进的态势,而且某些时期族群地理观的转变是族群格局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族群地理观方面为了给予西南族群一个更为宏观而准确的定位而对研究对象作了适当的空间范围扩展。以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与秩序为切入点,发现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反映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中央与地方三类政治地理因素的考量,西南地区直接地体现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的考量,间接地在关东与关西的二元格局中扩大关中区方面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考量,其在“三方”中的独特位置表明了西南地区在汉王朝建构帝国过程中更富弹性。就以上发现的关联而言,地缘因素对战国秦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和地理观念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可考的时段内,商末周人东进时巴蜀群体首次进入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全国性层面上;战国末期,巴蜀战略地位于秦统一六国战略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在秦末的汉楚之争中再次证明;西汉武帝时期,西南夷地区因南服南越西阻匈奴的战略空间而得到战略性的凸现。能够分析得出,地缘因素对西南地区进入大一统国家疆域、汉族的迁入、族群地理观的影响等产生了相当的、连锁的反应和影响。以上所及材料,所得推论性结论,除正文部分应用外尚列有附表、附图,其中的附表资料较为详实,或可为今后讨论和研究的基础资料参考。

蔡敏^[7]（2016）在《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文中认为商成汤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挑战“君权神授”代夏朝天下的帝王,被列入祖先、圣贤崇拜及祀典礼制、极具影响力的圣君之一。他不仅建立商王朝,还在“桑林祷雨”的传说广泛流传中,开创华夏民族传承三千余年的雩祭传统；他以宽治民、广施仁德,故历代贤君臣工频频效仿。当成汤信仰作为特定的仪式一直沿袭后世,这个独具地方特色的祭祀传统就不断被神化,受到太行地区两侧百姓普遍的尊崇和信奉,并以析城山为中心形成“商汤文化圈”；尤其在农村,农作物的丰歉需要这种对雨水神灵朴素信仰支配下的乡土民俗资源,故而许多村镇、乡里或名山崇岭之间都纷纷建庙景仰；特别是宋金以后,宋徽宗敕封的“嘉润公”、“广渊庙”,确立了成汤不可撼动的正统祭祀地位；民间大量创建的汤帝庙,亦丰富了一系列以取水求雨为主旨的形影相附的赛社演剧活动。时至如今,晋豫两省仍有不少汤庙古建筑、碑刻实物及金石资料保存下来,它们更多地承载了民间原始雩祭仪式的遗风余韵,以及北方民间神庙剧场的演变轨迹。本文将以成汤信仰为切入点,把相关的舞楼形制和赛社演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探寻成汤信仰及其祭祀仪式的交互影响,揭示民间戏剧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因,以期对具有上古巫术印迹并受宗教影响且颇有太行特色的汤王崇拜,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赛社民俗和戏曲演出,做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呈现。

蔚华萍,李强华^[8]（2013）在《孤竹古国疆域探析》文中认为孤竹古国疆域是孤竹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寥寥传世文献及一些考古发现虽使孤竹国存在具有其可考性,但因对考古学文化认识的不同、对文献考证的不同,研究者对孤竹疆域范围的认识还存在差别,因此,要依托商朝疆域研究的成果,结合当时疆域的"点"、"面"和"虚"、"实"特点,科学分析孤竹国疆域的层次性,理清其政治疆域和文化治域。

易德生^[9]（2011）在《商周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商周文明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商周作为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繁荣时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然而,铸造青铜器的青铜原料来源如何、青铜矿料（即青铜原料的矿源）的开发及产地状况如何,一直是学术界颇为关注而又难解的学术谜团之一。本论文结合近些年科技考古和考古学的成果,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商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分布状况做了系统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青铜矿料开发与商周文明的关系加以阐述,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第一章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迄今为止,由于商周时期古矿冶遗址发现不多,因此,要考察商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分布,面临着很多困难。论文认为,要初步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充分利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历史文献法、科技考古法和综合性方法等。第二章充分利用多种方法,对商代青铜矿料的开发及产地状况做出了推测。对铜矿料而言,商王朝的铜矿料产地应主要位于中条山铜矿区,长江中游的铜料可能只是少量输入到商王朝,大部分还是供应本区域范围内的青铜文化。长江上游及中游地区、北方地区（包括燕山南北地区和辽西地区）应都有铜矿开发。对于锡料而言,长江中游和辽西地区锡矿丰富,在商代可能已经开发。其中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南极有可能是商王朝锡料的供应地。第三章对商代矿料开发与商文明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根据商代矿料开发及产地分布情况,并结合考古学成果,论文认为商王朝获取青铜原料的方式可能有三种,不同时期,随着商王朝国力和疆域的不同,其获取方式有所不同。随着商王朝原料获取方式发生变化,商王朝某些重要的城邑位置也发生变化。另外,由于商王朝所需锡料主要来自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南地区,因此,早在商代可能就开始形成重要的锡料（加上部分铜料）交通运输路线,也即所谓的“金道锡行”。第四章对西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状况做了分析。和商代比起来,西周矿料开发状况稍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硫化铜矿技术的使用,使铜矿开发范围扩大。最为显着的是长江下游皖南地区的铜矿开发比较繁荣,对西周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对西周时期矿料的开发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做了讨论。首先阐述了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形成与矿料需求之间的关系。西周宗法礼制社会的形成导致对青铜礼器的需求增加,这也导致矿料开发范围的扩大。另外,结合矿料开发和有关铜器铭文,认为西周王朝与江汉流域、江淮流域诸侯国或部族所进行的战争,其主要动机之一可能不是象学界常认为的为了铜料,而可能主要是为了锡料（顺带有小部分铜料）,因此必须要保证交通运输线——“金道锡行”——的畅通。西周时期可能有两条“金道锡行”,一条与商代类似,途经江汉地区；另一条经过江淮地区,可能在西周中晚期逐步形成,这条路线的形成于长江下游皖南地区矿冶的繁荣有密切关系。另外,本章还对西周时期青铜原料的流通与文明的关系做了考察。第六章阐述了东周时期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文明的关系。东周时期,由于矿料采冶技术及青铜铸造技术的普及、各诸侯国经济的发展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导致对青铜原料的巨大需求,这自然使青铜原料的上游产业——青铜矿料的开采冶炼业——更加繁荣,矿料开发的范围要比商及西周都要广大,这从周边地区如云南、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繁荣即可看出。论文重点对岭南及云南地区矿料开发及产地分布状况做了分析。另外,由于东周时期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私人工商业繁荣,私人工商业主被允许参与开发青铜矿料,也一定程度促使矿料产地分布空间的扩大；同时,随着东周时期青铜矿料开发主体的多元化,青铜原料的流通方式也趋向多元化。

张锟^[10]（2010）在《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夷文化在夏商周时期,经历了自身的形成、发展、演变及融入华夏系统文化的过程,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联系始终影响着其自身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夏集团及夏商周王朝不断成长的历史。三代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不断地渗透和扩散到东夷所在的东方地区,对本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发展进程造成重大影响,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华夏集团逐渐形成了对东夷的优势和优越地位,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了双方的关系,即东夷文化与人群的华夏化进程。夏商周王朝作为中原核心区的主导力量,在处理与四方人群的关系时,主要是从本身的政治、军事利益出发,经营四方的策略的制定和推行,着眼于确立自身的政治权威,消除安全威胁,保证稳定的资源汲取。东夷作为相对于权力中心的边缘人群,其自身的发展被日益纳入这一渠道。本文对东夷文化的研究,即从这一角度出发,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考察东夷文化与人群在中心—边缘格局中的发展历史。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内容包括对东夷文化研究历史的宏观回顾,对“东夷”概念的界定以及对本文研究重点和目的的说明。本文所界定的东夷是指在“中心—边缘”格局中东方文化与人群,即东方之“夷”,而不仅仅是东方之人。黄河中下游地区从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文化格局从多中心并立式转化为单中心式,夏王朝确立了自身的绝对中心地位,而四方则转化为四裔。“东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其自身的发展则长期受这一格局的影响。第二章为岳石文化的考古学分析: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岳石文化的分期,年代,地方类型与来源,并对各类型与相邻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归纳。岳石文化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续至早商文化二期前后,可划分为四期。根据目前的资料,将各地的岳石遗存归纳为四个地方类型,即照格庄类型、尹家城类型、郝家庄类型和安邱堌堆类型，各类型下还可能划分出不同的亚型,但限于材料的发现不再做出更细致的区分,本文对岳石文化的分析即建立在上述四个大的地方类型基础之上。第三章为岳石文化之后商周时期的东夷文化的分析:岳石文化之后东夷文化的发展序列,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材料的限制,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现象。本文在尽量全面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将商周时期的东夷文化区分为芝水二期遗存—珍珠门文化—南黄庄文化的发展线索,时代从早商三期一直持续至西周末年。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珍珠门文化,对芝水二期遗存的注意不够,或将其划入珍珠门文化。本文则将芝水二期遗存单独作为一类遗存,对其年代与分期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为对东夷文化发展历程的分析:按照岳石文化、芝水二期遗存、珍珠门文化和南黄庄文化的顺序对东夷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特点进行分析。结合各类遗存所包含的特定内涵,利用相关的人类学理论阐释不同遗存所反映出来的具体历史内容。从山东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转化开始,东方地区社会的发展出现停滞现象,从较为复杂的社会回复到相对简单的状态,“分裂式结构”成为东方地区长期持续的社会现象,“九夷分立”即是这种社会状态的反映。东夷各分支人群的政治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缺少整合力量,在整体上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抗衡,逐渐陷入衰退状态。第五章集中分析东夷与夏商周王朝的关系:东夷文化每一次重大发展进程,均与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动密切相关,外部环境的改变提供了东夷文化演化的动力。夏商周王朝所推行的对东方地区的策略,造成东夷文化发展的起伏,引发东夷文化表现形式的变化。夏王朝初年,从后羿、寒浞代夏至少康中兴的政治变动,导致夏王朝对东方地区的长期重点经营,在文献中留下了较多的记录,使夷夏关系史的记录构成夏王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九夷分立局面的形成,即为夏王朝长期经略东方地区文化与人群的结果,影响了东夷社会的发展进程,造成了东夷社会不同于华夏王朝的特点,真正意义上的“东夷”出现在华夏的东方。夏商之际至商代早期,基于商与夷之间长期的文化联系,东夷在以商人为主导的政治、军事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东夷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部分人群开始摆脱发展上的滞后性,东夷文化对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上升期。早商文化三期前后,随着商王朝力量的强大,商夷关系主流转化为新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及商文化日益向东方地区扩展,引起东夷文化的演变,岳石文化演化为芝水二期遗存,东夷文化退缩至胶东地区。殷墟一期阶段,商王朝进一步鲁北东部地区扩张,围绕沿莱州湾的海盐资源,商与夷再次发生联系,商王朝东向扩张造成芝水二期遗存向珍珠门文化的转化。商周之际至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政治变动为珍珠门提供了加强对外影响的机会,在鲁北地区广泛出现东夷土着文化的因素,并与商、周文化日益融合。西周中期,西周王朝将政治、军事影响扩展至胶东地区,使珍珠门文化向南黄庄文化演变,并被压缩至胶东半岛东南一隅,东夷文化日益融入周文化,东夷文化与人群最终完成了华夏化过程。第六章为结语:对全文主要内容进行总结,突出夏商周王朝与东夷关系的展开过程及影响,并对华夏化过程能够在东方地区顺利完成的原因略作探讨。

二、试论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主要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主要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先秦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论文提纲范文）

（4）殷商外交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7）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孤竹古国疆域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9）商周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商周文明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主要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D]. 张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先秦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D]. 王文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D]. 杨永生.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4]殷商外交制度研究[D]. 张乃夫. 苏州科技大学, 2017(11)
• [5]安阳时期商朝国家的政治版图——从文化分域和重要遗存的角度来考察[J]. 孙华. 古代文明(辑刊), 2016(00)
• [6]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D]. 孙俊. 云南师范大学, 2016(12)
• [7]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D]. 蔡敏. 山西师范大学, 2016(08)
• [8]孤竹古国疆域探析[J]. 蔚华萍,李强华.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4)
• [9]商周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商周文明的关系研究[D]. 易德生. 武汉大学, 2011(05)
• [10]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D]. 张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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